沈阳故宫中路东西掖门门额故事
李贤淑
摘要：沈阳故宫目前保留的29块门额中，文德坊与武功坊的牌匾为崇德二年制作的原始门额，是满、汉、蒙古三种文字的横书形制。其余，无论是清入关前的建筑还是入关后增设建筑，悬挂的都是乾隆年间制作的门额，为满、汉两种文字的竖书形制。这些门额的满文翻译，多数采用了意译与音译结合的方式。北京故宫门额上的满文翻译，则是康熙年间采用音译，乾隆年间多为意译和音译相结合、少数采用音译。沈阳故宫在悬挂乾隆年间制作门额之前，应该悬挂过于崇德元年制作的门额，这种门额应该是满、汉、蒙古三种文字的竖书形制。
关键词：沈阳故宫；北京故宫；门额；满文；汉文；蒙古文
沈阳故宫作为清入关前的宫殿和入关后的行宫，按照建筑格局分为东路、中路、西路，其主要建筑及其建筑附件至今基本保存完好。书写着建筑名称的门额，挂在建筑的正门上、屋檐下，不仅表示建筑的功能，也起到装饰建筑、展现时代文化特征的作用。
沈阳故宫的旧宫原藏建筑门额中，除文德坊与武功坊两块门额之外，其余均为乾隆年间制作。这里既有乾隆年间增建的建筑，也包括清入关前的建筑。那么，清人关前的建筑上，在悬挂乾隆年间制作的门额之前，是否悬挂过门额？如果悬挂，其形制如何？本文在介绍沈阳故宫门额的同时，试图阐述相关问题。
沈阳故宫现有旧宫原藏门额29块，除东路大政殿与西路文溯阁以及横跨大清门外马路的文德坊与武功坊的门额外，其余全部集中在中路建筑上。这些门额，有些是随建筑的建成制作并悬挂，有些则不是。
1.文德坊与武功坊
在沈阳故宫的宫殿建筑群中，有一条横穿宫区的马路。这条在大清门前的马路，原本是沈阳城井字街东西马路中的南侧马路，大清门前左右55米处既是文德坊与武功坊，门额上记有“崇德二年孟春吉日”字样，没有书写者落款和印文，门额镶嵌牌坊之中，于清崇德二年（1637年）同时制作。
2.清帝东巡时期增建部分
清朝入关后，曾有十位清帝在东巡东北拜谒祖陵期间来到沈阳故宫。乾隆皇帝在第一次东巡和第二次东巡期间增建了一批建筑、第三次东巡和第四次东巡期间再一次增建了沈阳故宫最后一批建筑。
乾隆皇帝第一次增建沈阳故宫建筑时间为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期间，主要包括：清帝东巡期间皇帝驻跸的迪光殿等西所一组建筑和皇太后驻跸的颐和殿等东所一组建筑，收藏过《满文老档》和《汉文旧档》、《满洲实录图》等档案和图书的崇谟阁，存贮过清朝皇家谱牒——玉牒的敬典阁，还有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崇政殿和凤凰楼之间的日华楼、霞绮楼、师善斋、协中斋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悬挂门额。
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81-1783年）第二次增建的建筑有：收藏《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的文溯阁、仰熙斋、嘉荫堂、戏台等西路建筑和太庙区域建筑。西路建筑中只有文溯阁有门额。
沈阳故宫的太庙，是乾隆四十六年从抚近门（大东门）外五里处移建的。太庙正殿和太庙门上悬挂着乾隆御笔匾额。据《黑图档》记载，“太庙”和“太庙门”的门额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运至沈阳故宫悬挂。
乾隆年间增建的建筑，形成了沈阳故宫中路的东所和西所以及西路、太庙建筑群。这里悬挂着的门额上均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的印文，是其建筑建成之后根据乾隆皇帝的御笔制作匾额并悬挂的。
3.入关前建筑
东路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建筑，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大臣合署办公之处，竣工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只有大政殿悬挂门额。
沈阳故宫的正门大清门、清太宗听政之所崇政殿、清太宗与后妃的生活区清宁宫等台上五宫建筑与凤凰楼，均竣工于天聪六年（1632年）之前。这些清入关前建筑上悬挂的门额，均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印文，可知其为乾隆年间制作。台上五宫中中宫皇后居住的清宁宫门额为透雕九龙斗匾，与其他四宫门额的形制不一样，其他四宫门额均为透雕如意金边云纹斗匾。四宫中的“永福宫”“麟趾宫”“衍庆宫”三处门额上的“乾隆御笔”印文早年已脱落，而关雎宫门额上的“乾隆御笔”印文尚存，所以台上五宫门额也都是根据乾隆御笔制作的。
由此可见，入关前建筑上的门额均不是在其建筑建成之时制作和悬挂的，而是乾隆年间替换或首次悬挂。
沈阳故宫的门额，从形状上可以分为镶嵌在牌楼上的匾额以及透雕九龙斗匾、金边云纹斗匾。
文德坊与武功坊门额，是直接镶嵌在牌楼上的匾额，两块匾额的形制完全相同。匾额四周饰以莲叶花纹，在中央从上至下书写满文、汉文和蒙古文的“文德坊”或“武功坊”，匾额的左侧是左边满文和右边汉文的“崇德二年孟春吉日”字样，匾额的右侧是相同内容的蒙古文字样。两块门额的前后两面，形制与字样完全相同。
独立做成匾额挂上去的门额中，一般情况下透雕九龙斗匾挂在皇帝使用的建筑和皇太后使用的建筑上。如：入关前清太祖御政之所大政殿、清太宗听政之所崇政殿、清太宗及中宫皇后的寝宫清宁宫、人关前正门大清门、清帝东巡期间处理政务之所迪光殿、寝宫保极宫、随驾后妃的住所继思斋、东巡期间皇太后驻跸之所颐和殿、寝宫介祉宫以及供奉祖先牌位的太庙和太庙门，均悬挂洋蓝底、鎏金铜字、描金九龙斗匾，上面均钤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的朱文玺印。另外，收藏《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的文溯阁，也悬挂着透雕九龙斗匾。
除了透雕九龙斗匾之外，其他形制的门额有金边云纹斗匾，这类匾额还可以具体分为四边每侧有两个透雕如意纹的斗匾和没有透雕如意纹的斗匾，边缘均饰以金边。沈阳故宫门额中，除了“文德坊”、“武功坊”门额和透雕九龙斗匾之外，基本上是四周有透雕如意纹及云纹边缘的斗匾，如：台上五宫除清宁宫之外的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以及敬典阁、崇谟阁、师善斋、协中斋、日华楼、霞绮楼均为透雕如意金边云纹斗匾。余下的飞龙阁和翔风阁，为没有透雕如意纹的金边云纹斗匾。
如上所述，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上的门额为乾隆年问制作并悬挂的。那么，之前这些建筑上有无门额？如果有，又是何时悬挂、何种形制呢？
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中，东路大政殿区域的建筑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竣工，其他大清门、崇政殿、台上五宫等建筑，大都是在天聪六年（1632年）之前竣工的。但是这些建筑开始并没有具体名称。如大清门起初只称为“大门”，大政殿为“大殿”，清宁宫称为“宫”等。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后金汗王皇太极改元称帝，建立大清国、即位皇帝。他以明朝为典范，仿照中原之制正式定宫殿名称：
“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睢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
为了具备更加完备的宫闱制度，同年五月，即崇德元年（1636年）册封了清太宗五位后妃，并于同年七月十日，在崇政殿前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紧接着还定城门名、议定仪仗，并且奉皇帝谕旨制定了元旦及万寿节朝贺礼、各王贝勒福晋名号、元旦朝见国君福晋礼、各王福晋顶戴品级、诸大臣顶戴品级，而且规定在各王府门外设立下马椿等等。不仅如此，在册封后妃之前还册封了皇帝的兄弟子侄为亲王、郡王、贝勒等。宫廷内外礼仪制度渐趋完备之时，对宫廷的安全护卫以及管理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规定：
“其内门，两翼门、及大清门，设守门人役命严加看守。稽察出入人等内门止许守门人役常直，勿容闲人。直日宫稽察之又命各宫及侍卫护军晨夕入朝，皆集于大清门。门内外或坐或立不许对阙背阙不许坐立御道中，惟于御道左右，相向坐立。自大贝勒以下出入由左右两阶，不许由御道行。”
综上，无论是从建立宫廷礼仪制度的需要，还是学习明朝建筑文化的角度，或者是从管理方便起见，清太宗在改元称帝之际，对业已命名了的宫殿建筑上悬挂门额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据此推测，沈阳故宫的主要建筑上应该于崇德元年悬挂了门额，但目前尚未见到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上当年悬挂过的门额原物，也不曾在文献上见过对其描述的文字或图像记录。
春花曾经提出：“乾隆十五年（1750年），又命以《无圈点字书》为准，更新盛京皇宫及入关前皇家寺庙匾额中的无圈点满文字，由内务府工部制造库重新制作匾额。但匾额外观形制、文字顺序均没有改变，只是由新满文代替了原匾额中的无圈点满文字。”
尽管，加圈点满文于天聪六年（1632年）既已改革完成，但是一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人关前，都处于从老满文到新满文的转换时期，尤其是有可能制作沈阳故宫门额的崇德元年，清朝仍然大量使用老满文。所以，这段记述中称盛京皇宫的匾额为老满文是有可能的。只是，由于作者没有提供这段史实的出处，尚无法肯定沈阳故宫的确曾经悬挂过老满文门额。
根据文字学规律与文献记载中提供的线索，斗胆揣想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上的门额为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其理由如下：
1.人关前遗留门额为证。文德坊与武功坊的门额，是目前沈阳故宫仅存入关前建筑上的原始门额，上面书以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反映着入关前门额的文字书写形态；
2.清入关前重要文书以及文物上，都要用满、汉、蒙古三种文字书写。如，天聪十年四月己卯，后金国内的满、蒙古、汉大臣各捧满、蒙古、汉文表文，劝进后金汗皇太极称帝；崇德元年七月，册封清太宗的中宫国君福晋和宸妃、贵妃、淑妃、庄妃的册文均为“满蒙汉三体册文”。；沈阳故宫藏“皇帝之宝”信牌上，书有（无圈点）满文、蒙古文、汉文；“宽温仁圣皇帝”龙纹信牌上，书有（加圈点）满文、汉文、蒙古文等；
3.顺治皇帝颁布“停书蒙古字”。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顺治皇帝正式颁布谕旨：“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书满汉字”；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初十，“工部奏言‘各坛庙门额上匾额，或从太庙例，去蒙古字，止书满汉字”，说明之前包括太庙在内的建筑是用满、汉、蒙古三种文字书写的。尽管，这里没有提及宫殿建筑门额是用何文字书写，但是从“各坛庙门额上匾额……或从太庙例”，说明门额书写的习惯发生了变化。以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之前的门额书写习惯是使用了满、汉、蒙古三种文字。
清入关前宫廷建筑门额有可能是由大臣书写的，清太宗皇太极书写的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首先，清太宗皇太极作为清朝的开国皇帝，其武功甚好，但是书法艺术修养未必出众，至今不曾发现他的笔迹，也没有相关的记录；其次，如果入关前建筑上的门额为清太宗的笔迹，乾隆皇帝即便非常喜欢彰显本人的书法才能，也万不可能取缔祖先御笔挂上自己的笔迹；还有，宫殿匾额多数是皇帝书写，但是也有例外，如北京故宫的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等为慈禧太后御书，而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养心殿等，据传是由康熙朝大臣励杜讷所写的，可知宫廷建筑上的门额，未必只有皇帝书写；最后，沈阳故宫清入关前建筑文德坊与武功坊的门额上，落款只有年月没有书写者，说明不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御笔而是由大臣所书写，即入关前已有大臣书写匾额的情况。
谈到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门额的区别，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1.书写形式上，沈阳故宫的门额以满文在左汉文在右为特点，而北京故宫则多为满文在右汉文在左为其特点；2.满文的翻译上，沈阳故宫的满文由意译与音译相结合为主，而北京故宫则多为音译。并且认为，沈阳故宫门额反映的是清入关前门额的书写形制。这种总结基本符合中国两处宫殿遗址门额的特点与区别，但叙述并不十分全面。
首先，是两处宫殿满汉两种文字门额中满文的翻译情况。
据《满文原档》记载，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的满文名称，当年使用的名称与现悬挂于沈阳故宫相应建筑上的门额所书写的满文，有一些区别。具体如下表：
也就是说，如果沈阳故宫在入关前悬挂过门额，那么其满文书写应该如表所示。比较两个时期建筑的满文名称，我们会发现，人关前满语更具有宫闱制度与满语尚未成熟时期的民族特色。
大政殿在《满文原档》记为anba dasan i yamun，其中anba的含义为“大”，dasan的含义为“政治”，yamun则是汉语“衙门”的音译借词，采用了满洲族前身女真语的翻译形式，即将大政殿翻译为“大政衙门”，而现有门额上则记有amba dasan i diyan，即乾隆年间的翻译，前边的翻译与入关前的翻译一致，而“殿”则采用了汉语“殿”的音译借词。崇政殿的“殿”字，情况与之相同。
清宁宫在《满文原档》记为genggiyen elhe boo，其中genggiyen为“明亮、清静”之意，elhe为“太平、安宁”之意，boo为“家”的意思，翻译过来是“清宁的家”。而现有匾额上满文书写为genggiyenelhe gung，gung是汉语“宫”的音译借词。清太宗后妃生活区台上五宫中的另外四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的“宫”字翻译，与清宁宫的情况一致。
沈阳故宫门额中，类似大政殿采用了音译和意译相结合方式的共计有20处。即：文德坊bitheierdemui eldembure pailu、武功坊coohai erdemuimukdembure pailu、大政殿、大清门daicing duka、崇政殿、左翊门hashu ergi ashan i duka、右翊门iciergi ashan i duka、清宁宫、衍庆宫、永福宫、继思斋cibtui gunihangga jai、迪光殿ijishun i eldenderediyan、崇谟阁bodogon be wesihulere go、太庙门taimiyoo duka、师善斋sain be alhQdara iai、协中斋dulimba de acanara iai、颐和殿huwaliyasun be ujirediyan、介祉宫amba fengsengge gung、敬典阁kooli beginggulere go、保极宫ten be karmara gung。
此外，还有3处为完全采用了意译方式，即文溯阁su songko asari、霞绮楼boconggo tugii taktu、日华楼eldengge sun i taktu，6处则完全采用汉文音译的借词，即凤凰楼feng huwangleo、关雎宫guwan jioigung、麟趾宫lin jy gung、翔凤阁siyang fung go、飞龙阁fei lung go、太庙taimiyoo。
综上，沈阳故宫门额的满文翻译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者居多，基本属于建筑的名称为意译，“殿”“宫”“阁”等建筑词汇使用了规范化的音译。大清门和太庙门属于例外，大清门daicing duka中的daicing和太庙门中taimiyoo是汉语“大清”和“太庙”的音译借词，而duka则是满语“门”的意译。而文德坊和武功坊的“坊”字，翻译为“pailu”，是汉语“牌楼”的音译借词，与《满文原档》中，将大政殿的“殿”翻译为yamun，即汉语“衙门”的音译借词，是类似的情况，即满语中没有汉语“坊”“殿”等词语的相应词汇时，选择满语所理解汉语词汇“牌楼”“衙门”等词汇的音译借词，体现着入关前满语翻译的特点。
完全采用音译的满文门额名称，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传统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区别。诸如凤凰、麒麟等想象中的吉祥物以及太庙等宗庙文化、古诗经里出现“雎”等词语，原本都是满语中不存在的事物，所以满语中没有相应的单词，用满语准确表达其含义显得比较困难，故采用了音译的形式。
其次，是北京故宫门额的满文翻译状况。
由于历史变迁，北京故宫很多门额已经不是原始门额。如，慈禧太后当政时期更换了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等处的匾额，换成了本人的御书匾额；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清皇朝之后，民国政府将紫禁城前朝部分，即大清门至外朝中路的保和殿、外朝西路的武英殿区域、东路的文华殿区域建筑上的门额，由满汉两种文字的匾额换为汉文匾额，至今留有尚未更换之前门额的照片，可以证明。北京故宫的门额中，保留康熙年间面貌的养心殿yang sin diyan、乾清宫kiyancing gung、交泰殿giyoo tai diyan、坤宁宫kun ninggung等，则全部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后代制作的门额中，咸丰皇帝御书景阳宫ging yang gung为音译、长春宫forgon enteheme obure gurung为意译、体元殿ikengge be dursulere deyen为音译和意译相结合，慈禧御书翊坤宫yi kun gung、体和殿ti ho diyan、储秀宫cu sio gung等则多为音译。
数量上占有量多、对多后世颇具影响的康熙朝匾额书写为音译，这一点要从当时的满语、满文的发展状况来解释。
由于清朝在入关前既已大力推行和积极接受汉文化，满语中参入很多汉语音译的借词。尤其是衙署、职宫、地名、典籍名称等等，汉语专有的词汇转译为满文时基本采用音译使用借词的办法，不同场合、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汉语词汇的翻译竟然也十分多样，一时满语中各种音译的汉语借词泛滥。为了规范“国语”，统一汉语音译借词，从康熙皇帝开始编撰《御制清文鉴》等辞书。尤其是乾隆皇帝，提倡意译汉语词汇，同时不断颁布规范的汉语借词，统一了对汉语词汇的音译。于是先后编纂了《钦定清语》《新定清语》《清文鉴外新语》等词典，将《御制清文鉴》中的大量汉语音译借词用满文意译词来取代。
在这样的满语变迁背景下，康熙年间的满语中使用了大量的汉语音译借词，而乾隆年间则启用了大量的意译满语词汇。这即是北京故宫的康熙年间门额以及受其影响的后代门额多为音译匾额，乾隆年间集中出现音译与意译相结合匾额的原因。这种解释，亦符合北京故宫现有门额的状况。即北京故宫的门额中，乾隆年间制作的门额，尤其是带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印文的门额，多为意译和音译相结合，也有少部分是完全意译或完全音译。如重华宫dabkuri eldengge gung、漱芳斋bolgoi simere jai、皇极殿amba ten ideyen、宁寿宫nikton jalafungga gurung等为意译和音译相结合的例子，而重华门dabkuri eldengge duka、履顺门fehunijishun duka、宁寿门nikton jalafungga duka为完全意译，养性殿yang sing diyan、颐和轩i ho hiyan则完全为音译。
四
这里，我们谈一谈北京故宫与沈阳故宫门额上满文和汉文的位置问题。
目前，北京故宫匾额上的文字，多为汉文或满汉两种文字，还有慈宁宫等少数是满、蒙古、汉文三种文字，书写格式多为从上至下竖书，也有汉文从左至右、满文从右至左以及汉文从左至右、满文也从左至右的横书形式。满汉两种文字的匾额，无论竖书还是横书，绝大部分为满文在右、汉文在左，只有吉云楼、成若馆等少数匾额为满文在左、汉文在右，而且是横书的。即，北京故宫满汉两种文字门额中，绝大部分门额为从上至下竖书，并满文在右、汉文在左。
沈阳故宫的门额如上所述，除了文德坊与武功坊门额之外，均为满汉两种文字，且满文在左、汉文在右。
本文第二部分提出，沈阳故宫入关前建筑上如有门额，应该是满、蒙古、汉三种文字书写。那么，这三种文字的书写形制如何呢？也就是说，是横书还是竖书，三种文字的顺序又是怎样？
沈阳故宫现有门额中，只有文德坊和武功坊为人关前原始状态。三种文字是从上至下，以满、汉、蒙古文的顺序横向书写的。这种书写格式，符合中国传统的牌楼门额横书的习惯。那么，乾隆皇帝在重新书写盛京旧宫门额时，为什么采用满汉两种文字、满文在左、汉文在右的形制？而且，为什么认为这种形制代表了入关前的门额形制？下面就这个问题与上面提出的问题，一并进行阐述。
首先让我们观察沈阳故宫在乾隆年间建设的建筑特点。乾隆皇帝增建和修缮沈阳故宫建筑的过程中，秉承保留时代特征与依从关外旧式相结合的理念。这一时期的沈阳故宫中期建筑，无论是垂花琉璃门，还是抄手游廊，宫殿内外的彩色装饰等，都是关内汉族的传统建筑形式。但是，宫殿屋顶琉璃瓦的装饰，除了太庙寓“以崇典祀”符合太庙的特殊用途满铺黄琉璃瓦之外，多从关外旧式在黄琉璃瓦屋顶上加了绿色剪边。以此推测，乾隆帝在重新制作建筑附件门额时，也遵从保留时代特征与依从关外旧式相结合的理念。
如上所述，人关前门额应该为满、汉、蒙古三种文字。但是，清入关之后至乾隆年间，清宫廷建筑上的门额样式已经比较固定为满汉两种文字，且从上至下书写的格式。所以，乾隆皇帝在重新书写盛京旧宫门额时也采用了从上至下书写、满汉两种文字的现行门额书写格式。
那么，满汉文合书时，满文和汉文的左右位置是如何确定的？
纵观清朝各类多种文字合书的情况，书写格的习惯是，被重视的内容和推崇的文字最先书写，或写在中间位置。作为沈阳故宫仅存入关前门额，文德坊与武功坊的三种文字书写时，从上至下依次为满、汉、蒙古文，即上为先、下位后。满文的传统书写习惯，书写单行字是从上至下、行与行之间是从左至右排列。即入关前满洲族的书写习惯为，左为先、右为后。这种习惯，在很多入关前遗物中可以得到证明，如上述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帝之宝”和“宽温仁圣皇帝”信牌，用三种文字书写时，有从左至右满、蒙古、汉文顺序的，也有满、汉、蒙古文顺序的。无论哪一种格式，从上至下书写时，都是满文在左、汉文和蒙古文在右。而蒙古文和汉文的位置，开始的时候没有定式，后逐渐固定为满、汉、蒙古文的顺序，比如沈阳故宫的文德坊与武功坊，就是满、汉、蒙古文的顺序排列。
北京故宫钤有“乾隆御笔”和“乾隆御笔之宝”印文的门额，书写形式为满文在右、汉文在左，而同时期沈阳故宫门额中钤有“乾隆御笔”和“乾隆御笔之宝”印文的门额，则改用满文在左、汉文在右，其理由只有一个，即乾隆皇帝在书写盛京旧宫门额时依从关外时期旧式所致。而北京故宫改用满文在右、汉文在左，其原因是入关后清代统治者接受传统汉文书写格式的影响，视右为先、左为后的结果。
综合以上几点，沈阳故宫入关前的门额，应该是竖书，而且是满文在左，中间为汉文，蒙古文在右侧。现在，沈阳故宫的门额，是乾隆皇帝根据当年北京故宫门额形制，去掉蒙古文之后采用满汉两种文字、从上至下竖书，而满文和汉文的位置则依入关前旧式，采用了满文在左汉文在右的形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