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草画 东方“羊皮卷”

清代通草画

亦乐

晚清时期，西洋社会对东方中国的神秘感犹在，陶瓷和茶叶等传统出口品依然深受西洋人的青睐。但他们对东方古国的求知诉求却悄然发生了改变——除了生活消费之外，似乎他们对中国人的文化、社会和生活的兴趣度在不断增强。正如《点石斋画报》中充满了中国人对西洋文明、传统与科技的想像，西方人也希望寻求一种渠道，去赏析图画下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摄影术尚未真正流行的时代，绘画依然是文明之间交互往来、增进直观感知的重要手段。

寻寻觅觅，最后，一种神奇的植物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角——通脱木。它又被称为木通树、天麻子或通草，是一种产自我国华南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植被。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有细细孔，两头皆通，故名通草，即今所谓木通也。今之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这种植物的茎髓硕大，质地轻软，颜色洁白，是制作纸张的上乘材料，据说在历史上还曾经作为宣纸的备选材料之一。在《红楼梦》第十八回中，还有以通草制作纸花的记载：“……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

经由通脱木加工而成的产品即通草纸，通常质地柔软，表面易于绘画和书写，惟材质比较脆弱，难以制作较大尺寸的开本。因此，在过往的中国民间生活中，通草纸经常成为农村家族红白大事中装点门面的重要材料，但在中国正统书画领域，它几乎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却因为适宜水彩绘画，开本恰好，而意外地成为了在晚清颇受西方人热捧的东方艺术品。

流传西方的明信片

一位研究通草画的先生曾写道：古埃及有莎草纸，死海有羊皮卷，古印度有佛经贝叶，越南有蜜香纸，唐代中国有撒马尔罕纸，宋代中国有高丽纸……而近代中国有什么纸呢？恐怕通草纸算是一款重要的“特种纸”了。

随着19世纪初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日渐繁密，水彩画这种绘画技法也随着洋人传入中国。但水彩纸造价昂贵，绝非一般国人可以负担。大约在1825年，广东一带陆续有人将通草切成极薄的切片，作为纸张替代品来创作水彩画。由于通草纸在色彩表现力和韧性等方面可与廉价水彩纸相提并论，故逐步流行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这种现象被洋人们注意到了，他们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用米浆制作的白纸，因此，在早期通草画作品简介中，“米纸”一说经常可见。

随着广州口岸的繁荣，中西方沟通频率陡增，出现了正如本文开篇所述现象，洋人们对古老中国的兴趣点由物质转向了文化层面。“了解一个真实的东方”成为了当时欧洲“中国热”的一大诉求。另一方面，游历中国的洋人们也亟需一种便于携带的“中国伴手礼”，用于馈赠亲朋好友，并借此向大家介绍乃至“炫耀”自己的东方经历。因此，这些通草画又多了一个绰号——“明信片”。

十三行的商人们，怎会放过这一商机？他们在18世纪上半叶，首次招募了一批散落广州街头巷尾的普通画匠和画师，要求他们以水彩画法创作一批有关于华南地区民风、习俗和具象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一开始，便以经济廉价、表现力良好和开本适当的通草纸为绘画材料。大约在1836年，十三行的商人们已经开始销售形式多样、主题各具特色的通草画作品。

在此之后，特别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通草画随着文明交流的增多，逐渐成为了华南地区出口欧美国家的重要艺术类产品。到底通草画出口外销了多少件，当前尚无确切数据。但从欧洲大小博物馆、收藏家乃至一些普通家庭均普遍存有通草画藏品的基本事实，可以想像，当时的创作、销售与购买盛况有多么轰动。史料有载，1848年，一位来华游客曾亲眼目睹多达两到三千位画师同时开工创作的壮观场面，尽管该数据的真实性如今已经无法核实。但不假的是，恐怕百余年后的深圳大芬油画村的开工场面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很可能，这是近代中外艺术史交流中，产量、出口量与销售量为“最”的一支艺术商品。

但由于通草画的市场生命似乎并不持久，大约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对通草画的需求量逐步走低，而通草画的画师也大幅减少，不少画师纷纷改投他行继续谋生。这一变化有着比较深刻的深层原因。首先，通草画有限的艺术与文化含量，随着西方社会对中国了解的不断深刻与深入，而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似乎，自开始之时日，通草画的浅显与通俗便预示着它不可能长寿。其次，摄影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对通草画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陆续可以透过影像材料，洞察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古老中国，大众对通草画的兴致自然不断减小。最后，竞争者的“出手”也是通草画没落的重要原因。日本浮世绘等域外创作由于在艺术性层面优于通草画，逐渐成为了“摄影术”时代的东方艺术新俊。

了解中国的小窗口

在中国艺术品中，通草画是一支奇葩——海外博物馆典藏数量远远多于国内博物馆，甚至在当下社会和当代人脑海中，我们对于通草画的记忆远不如西方人来得深刻和完整。为什么呢？只因为晚清的通草画，在更多时候是作为出口品而存在的。与一般充满写意的中国画全然不同，通草画在文化表述层面，强调通俗、常识和直观——只是浅尝辄止，而非深入解读。通草画通常偏好由生活性、惊悚性和常识性三个层面进行选题与创作。

洞察东方人的日常生活，是不少西洋人的急迫愿望。通草画创作者往往会选择服饰、饮食和起居等方面的常民生活主题，进行比较细致的描绘，以求消费对象——西洋人可以直观而比较确切地了解到清代中国人、特别是华南人的生活习惯。这种画法的意外效果是，它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在文献材料之外，找到了另一端探寻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情景的宝贵材料，这也是最近数年来，史学界逐步开始关注的研究“异端”。

由于东西方文明的长期隔阂，洋人们对于东方文明与社会始终充斥着怪诞的想像，甚至于广泛流传着某些片面乃至全盘错误的故事。这种刻板印象却是十三行商人们的盈利法宝。他们要求画师努力去寻找一些惊悚、恐怖乃至荒诞的中国场面以进行通草画创作，从而充分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好奇与猎奇心理。例如，曾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组“中国刑罚”通草画便是实证。斩首、凌迟、腰斩、站罚等酷刑被形象地描画在了通草纸上，成为西方人了解清代司法的一道途径，尽管其中既有事实，亦有夸大，但片面的突出，容易引致西方社会对中国产生主观的臆想和判断，却也是事实。

常识性可能是通草画最重要的一种特征，不求深刻、细致，但求全面、突出，是大部分通草画均具有的一大属性。通草画那小开本的尺寸与相对低廉的创作成本，无法容纳更为厚重的深刻涵养。而诸如茶叶制作流程和商贸交易过程等常识性强、易于叙述表达的题材，则比较频繁地被通草画创作者采纳，并在西方社会受到了热捧。

通草画，无疑是近代中西交流史上的注脚，甚至在艺术史领域，亦不过是一个简单乃至“粗糙”的瞬间。但它却又因为种种特性，以及那个历史时代的特殊宏大背景，而开创了中西艺术消费的特殊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