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藏全形拓专题展
张祖伟
全形拓是一种清代中期才出现的力求表现器物立体图形的最高难度传拓技法，经历了一个由释六舟等创始，陈介祺继承发展，民国周希丁、马子云等融合西方绘画理念将其推向极致，同时又因西方复制技术的传入而急剧走向没落的发展过程。如今这门技法鲜为民众所知，仅文博单位及极少数民间爱好者依然在坚持，虽未失传，但也处境堪忧。有清一代金石学繁荣，山东籍及宦游山东的金石学家名家辈出，在中国金石学史上抒写了浓重一笔。因地理之便，山东博物馆收藏有全形拓百余件，原器多样，簋、鼎、壶、钟、爵、弩机等不一而足，更难得的是多系名器原拓、名工手拓、名家监拓及题跋本，为难得一见的精品。
一、阮元藏器并监拓本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怡性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多地巡抚、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太傅等。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嗜好古物，收藏丰富。
阮氏藏器多名品，其中虢叔旅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并称家庙四器。周格伯簋，传世四件，阮氏得其一，铭文七十一字，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拓本（图一）出自僧达受（1791-1858）之手。其号六舟，今浙江海宁人，嗜金石，擅全形拓，是早期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阮氏等金石家关系密切，阮氏更以“金石僧”相称。拓本上铭下图，俯视构图，比例合理协调，尤其是椭圆形器口两端过渡自然，无偏尖失真的通病。通幅以六舟擅长的淡墨施拓，立体感强，花纹等细节清晰自然，最出彩之处是兽耳栩栩如生的动态得到极好体现，是难得的早期佳品。
周虢叔旅钟，长安出土，共七件，阮氏得其一，铭文八十六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拓本（图二）平视构图，虽图铭合一，字口却非常清晰，胜过诸多传世拓本。更珍贵的是有阮氏、张廷济手跋。“虢叔大林钟海内有三，元所藏者铸工最精，审当家庙初造时于后东壁留空留石板于版内，凿二孔用铜索穿钟系于石上，工毕加砖楣。凡多器皆如此，不可挪移一寸。精于拓者始能拓，或撞之，其声铿锵可听，不多撞之也。女婿吴修梅昔馆庙口时拓此本，今多年矣。道光丙午秋，怡性老人六十三。”（钤印“太傅”）“嘉庆八年癸亥，淮南公得此钟，招廷济观于浙江节署，维时正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盖研究吉金文字时为最盛。吴铁琴州守为公之婿，丙戌之春甥馆时拓得，属为记之。道光丙午六月六日。嘉兴七十九岁老者张廷济。”（钤“张廷济印”等）张氏（1768-1848），字顺安，号叔未等，浙江嘉兴人，精金石考据之学。阮氏任职浙江时，二人交往密切。吴氏，字拟丁，号铁琴，浙江平湖人，阮氏佳婿，与张氏、何绍基等来往密切。鉴赏印“筱麓眼福”印主丁彦臣（1829-1873），浙江归安人，宦游山东十余年。精鉴赏，富收藏。此拓本或即其任职时携来山东。
周寰盘，有铭一百零一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汉君宜子孙洗，底部铭文饰有寓意吉祥的双鱼，为汉洗精品。拓本对屏（图三）有赵世骏手书，一为录阮氏《钟鼎彝器款识》铭文释文，一曰“君宜子孙洗。去岁项君季雯自扬州来，遗余阮氏四器拓本，余既付工装池讫，乃考《积古斋钟鼎彝器》录释文于上端，独不得此洗，意者其成书后所得舆。余与钟鼎款识文字多不错意，窃以为汉魏晋唐出者绝少，宋明后出者何多也。又常见释其文者宛转求通，仍不可曉，故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所谓素弁陋行乎弁陋耳。辛酉四月山木庵记。”（钤“赵世骏印”等）赵氏（？1927），字声伯等，江西南丰人，官内阁中书，喜金石，擅书法。得于项氏时当是整套拓本，惜馆藏仅半璧。其构图一致，比例协调，用墨浓淡结合，立体感强，不失佳作。但在器形细节上，寰盘拓本不及汉洗拓本细腻生动。拓工萧子飞，失载，据传世拓本来看当与亦佚传的丽生等同为阮氏常用良工。
早在民国时，家庙四器全形拓真迹已经非常稀见。此四件虽分属三家，但皆阮氏监拓。且或名家手拓或名家题跋，也可谓珍贵。
二、刘喜海藏器并监拓本
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吉甫等，今山东诸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嗜金石，宦游陕西、四川等地时所获颇丰，著有《清爱堂家藏钟鼎器款识法帖》、《长安获古编》等。
1、周毛公鼎全形拓
毛公鼎，陕西岐山出土，铭文长达四百七十九字，为已知青铜器之最，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出土后辗转归陈氏，又为端方、叶恭绰、陈咏仁递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簠斋得此重器后，“秘不示人，有以五十金购其打本，亦不能得”。吴大潋也颇感慨地称，拓本“至不易得，尤为可宝。”王国维评毛公鼎诸家拓本时评，“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新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上纸有极难者，鼎腹为甚，必须使摺皱不在字”，器小空间小文多的毛公鼎更是如此。为此，簋斋分边单侧上纸且在拓纸四周剪口。初时他单侧也需要将拓纸分成两段，随着技艺的提高，后来易为整纸棰拓，即后世所称的“四块本”、“二块本”（俗称“靴子式”），后者尤精。馆藏本（图六）即靴子式，铭文墨蜕平整无褶，用墨均匀，字口清晰，良工精拓。器形构图合理，比例协调，通幅施以能恰当表现历史厚重感的适度厚墨，最精彩的是鼎腹、花纹、口、耳、耳穿、足部等处阴阳浓淡墨的综合运用，使腹、耳、足等部立体感强烈，技法可谓炉火纯青，基本可以代表簠斋全形拓的最高水准。
2、青铜钟全形拓
簋斋“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其最看重的若论单器当是毛公鼎，若论类别则必是青铜钟无疑。这点可以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簠斋白用印“十钟山房藏钟”的自题边款看出，“古器以钟鼎为重，而钟尤难得于鼎。余年五十有六，乃竞获十，诸家未有也。因名山房曰‘十钟，而属西泉刻印记之。退修居士。”据《簠斋藏古目》等载，簠斋藏钟共十一件，皆名品，多迭经名家收藏，为众多金石著述记载。
馆藏有其监拓的一组已侯钟等全形拓四条屏（图七）。己侯（忄+虎）钟，山东寿光纪侯台出土，甬有环，背面有铭，刘喜海等旧藏。者沪钟，河南洛阳出土，共十三件，篮斋得其一，正背双面皆有铭，字体奇特，簠斋以“奇字钟”称之。厘伯钟，五件（虘+又）钟之一，甬钲鼓三处有铭，铭文、花纹与其余四件大不相同。余购速儿钟，共四件，簠斋得其一，是簠斋藏钟中唯一一件钮钟。四器双面入拓，平视构图，用墨均匀，铭文清晰，舞部仅表现成外轮廓线条，枚部或留空不拓或以墨点代替，再加上占主体的鼓部运墨不注重浓淡变化，总体呈现出立体感较弱的简约古朴之风。从诸多传世实物来看，如此风格是篮斋拓钟力求“前人佳式”的结果，这与其俯视构图、墨色浓淡运用非常成功的鼎类器物全形拓形成鲜明对比。簋斋藏品散出后，除余购速儿钟现遗存于上海博物馆外，其余十件皆流失海外，均收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欲再棰拓一过已不太可能，故篮斋监拓本更显可贵。
四、王懿荣藏器并监拓本
王懿荣（1845-1900），字莲生等，今山东烟台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国子监祭酒，好金石，最大贡献是首先发现和鉴藏甲骨文。著有《古泉选》等。
馆藏其监拓的一轴汉永始元年弩机全形拓（图八）。拓工程谦吉，字六皆，江西德兴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吉金拓家。弩机面多且纵横交错，铭文也浅显纤细，一般精拓不易，若再锈迹斑斑甚至磨勒剥蚀，更具挑战，本馆即藏有簠斋避其难而翻刻的拓本。王氏坚持原器施拓，构图协调，用墨虚实浓淡结合娴熟，立体感强。虽器铭合一，字口却清晰，甚至可以轻易辨识出造器纪年，是难得的佳品，不愧良工精拓。边跋赞曰：“古弩机最多，然全美者不甚见。桉此器为福山廉生太史视学陕西时所得，字迹略有剥蚀，尚不为害，宜其宝之。光绪甲午（1894）新春吴道芬识”。
五、王懿荣、王献唐题跋本
王献唐（1896-1960），号凤生等，今山东日照人。民国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监理山东金石保存所（清末设立，集文物收藏、展览及文物事业管理于一身的机构，是本馆前身之一）。在他的努力下，馆所逐渐成为当时收藏最丰富的文化机构之一。齐侯四器拓本便是当时入藏的全形拓珍品。
齐侯四器，光绪十九年（1893）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出土，齐侯嫁女于燕的媵器，鼎、敦、盘、匜各一，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其铭文字体端正，笔画秀丽，也为金石学家称道。先归盛昱、李盛铎，惜民国间转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流失海外的著名青铜礼器之一。馆藏拓本四器齐全（图九），铭文墨蜕清晰，器形俯视构图，古朴未失协调，注意通过墨色浓淡表现阴阳远近关系，手法略显粗犷却极好地体现了锈迹斑斑的沧桑。王懿荣跋曰，“此四器近年直隸完县所出，与同治间山西荣河所出齐侯铸字形相同，即此五器文亦与宋人著录各齐器之文相出入，俱似姜齐之器，形制与秦汉之际各器相类，吾固疑其为宋人所仿，为后又入于土者，世有真鉴，请视此语。君锡先生属题。懿荣记。”（钤“王懿荣印”）1937年，王献唐将此收入公藏，并对伪器说提出异议。“齐侯四器。齐侯媵器四，鼎一、敦一、匝一、盘一，清末易州出土，归盛氏郁华阁，今已流入美国博物院矣，墨本传世绝尟，全器拓形尤难获，此出原君锡手，且为山左东周文物，亟为本馆收之，廉生先生跋，疑宋人仿造，非也。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大风雨中记于山东图书馆虹月轩，献唐。”（钤印“献唐”等）拓者原氏，生平不详，今有王懿荣邀其传拓所藏的秦汉瓦当拓本册及吴大潋邀其传拓的商父甲卣全形拓（现藏本馆）传世。从此可见，系当时与金石大家多有来往的善拓之人。因出土后很快就流失海外，四器全形拓数量定然稀少，馆藏本系名工手拓，又经两位金石家题跋，更显珍贵。
此外，馆藏精品尚有吴慈跋阮氏监制周齐侯壶拓本、张廷济父子制商亚醌方爵拓本、丁彦臣跋汉右丞官鼎拓本、许裢跋董武钟拓本、吴隐跋周师望鼎拓本、簋斋制秦二世诏权及始皇诏瓦量拓本等原器拓本及篮斋跋李锦鸿制汉卫少主营邑家鼎承安官鼎拓本对屏、海丰吴式芬制商周彝器四条屏等翻刻拓本，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早在唐代，中国传统传拓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在自宋代以来就渴望能够表现器物立体图形的金石学家的推动下，其厚积薄发，终于孕育出全形拓这一奇技。但受困于实用功能日渐式微，一达到高潮即急剧走向衰落，存在仅百年，让人惋惜。虽是如此，其也以独特内涵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惊鸿一瞥，值得我们继承与探究。馆藏此批拓本精品多，类型全，必对我们研究全形拓发展历程，了解题跋者学术思想多有裨益，也能为当下的传承者提供借鉴，走出刻意追求逼真而失之呆板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