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与铜炉收藏
刘锡荣
二十具铜炉素净高雅，参差于明式条案之上，皆为王世襄《自珍集》中著录遗珍。而今，人去物在，睹物思人。
世襄先生藏炉四十余具，且大都有座，或铜或木者。经“文革”浩劫，发还时余炉三十具，仅“玉堂清玩”大鬲炉木座同归。此三十具铜炉，先生均著录于《自珍集》中。2003年8月相伴一生的妻子袁荃猷女士仙逝，世襄先生大悲间无心藏物，便委托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悉数拍卖，而此时仅铜炉二十一具（余九具，早已由先生“由我遣之”了）。然时至今日，则又少一具。经询，沪上藏家得此二十一件铜炉后甚爱其中“深柳书堂”冲耳炉，置于案头，常为把玩。日久，竟不知所踪，主人叹曰：“又多了一位藏炉君子”。
与李卿丈先生（赵沆年）之炉源
世襄先生之宣炉情节，源于幼时，源于文化家境，更源于老邻李卿丈（赵沆年）先生之熏陶。
民国初年，世襄先生十岁许时（约1924年），家居北京四合院“芳嘉园”。李卿丈亦住临近，仅数十步。后虽迁住八大胡同处，亦仅一巷之隔。李卿丈为王世襄先生之父王继增外交部同事。为民国初藏炉大家，藏炉“百余具”亦有说“数百具”者，尽精品。其时世襄喜鸽、虫动物，聪慧顽劣，常携鸽造访。秋冬时节，亦捧蛐蛐罐去，卿丈先生即放下抚盘之炉，与之相戏，情同父子。夫人庄岱云甚喜世襄，常与之糖果糕饼享用。呢喃关爱，如同己出也。久之，卿丈先生所藏铜炉常为世襄摩挲。看着卿丈先生对铜炉之痴迷境界，那一份人炉合一之情状，或为世襄先生炉缘之源罢？
李卿丈，江苏武进人，与世襄之父王继增同僚，共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善文好文物，喜藏铜炉、尚文房诸艺、诸器。与人极善，凡京都古玩市场，常见之。谁有好炉了然如掌，亦常携世襄一同前往。赵老眼力好，人品贵重，谦和大度，凡看中之器则不细较锱铢。几十年以来，藏炉数百具，且多为入谱雅器，诸如冲耳炉，蚰龙耳炉，鬲式炉，戟耳炉类，各达二十余具。民国大家赵汝珍先生对其评价甚高。
据说，卿丈养炉是得了宫里人真传。“完初家藏”鬲炉本为污器，初得之时，丈欲弃之，待细析清洗后，为“烂板”之炉，即以京城大面酱涂之，置于铁炉之上温烤。卿丈于难耐气味中，历经年余，竟成桔皮红之佳器。一时传为坊间美谈，世襄先生与李卿丈先生情谊之深，历三十多年，情同父子，直至1952年卿丈先生去世，以炉相托。耳濡目染赵老选炉、赏炉、养炉、藏炉，世襄当为其真传也。
与一代宗师赵汝珍先生之炉缘
世襄先生集炉成家者，亦得益于赵汝珍先生之影响。
赵汝珍，清末古玩收藏家，学者。曾任清末大理院少卿，民国后任北京西城区培育中学校长。汝珍先生之学养、心性、境界，堪为时下传统文人之标准也。其文房之雅，杂陈精玩，见者无不咋舌。对宣炉研玩之深为时之最者。其所以收藏成“家”起于宣炉也。
世襄先生既成年，喜文史，尚游艺，将那官宦、民俗间文玩诸艺，尽皆操演。诸如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鸽子、蟋蟀、大鹰、獾狗、烹饪、火绘。可见其兴趣之广，精力之盛，皆超常人也。唯超常之人、方有非常成就。
世襄与赵汝珍先生相善。赵老玩炉成为大家后，好鸽日甚。世襄好鸽则始于幼时，基于同好，常有往来。渐对赵老所藏铜炉日慕。
赵老藏炉约分两类，一为文房雅器，即素风淡净之炉，有着红、栗之皮色者，有纤尘全无之铜本色者。二为点金鎏金有纹饰之富贵华丽陈设之炉，相伴于文房，琴棋书画问，沉烟袅袅，甚是雅致。世襄于其处学研，甚得启发，对宣炉之境界益发升华起来。既久，赵老会意，便将“冲耳金片三足炉”（款为：“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赠于世襄，世襄大喜，捧归后夜不能寝，曾以文纪之（惜佚失）。隔日，即捧“短嘴斑点灰鸽一双为报，时为1951年3月31日”。《自珍集》中世襄先生如是表述。此炉之珍，先生之爱，可窥一斑。此炉为世襄先生藏炉中唯一点金珍器。余素风雅器。
其实赵汝珍先生所著《古玩指南》之书，已对宣炉之赏析为文述之，然仍有许多内容未入其中，如清炉，养炉，烧炉等细节。赵汝珍先生在琉璃厂是设店者，些许不为外人道潜规，或不宜言及也。在敬询前辈间，或有如是言语相嘱，拙笔亦当遵嘱也。
王世襄旧藏铜炉赏析
世襄先生过手之炉颇多，为何仅藏四十？盖先生好爱较广，分神有限尔。然析其所藏，件件精品，皆有出处，多为名家珍爱之器，亦是素风卓越之淡雅宝器。
“文革”上交时，炉为四十余具，“平反”后发还，索回三十具（已属大幸），均著录于《自珍集》一书。其中有前文所述赵汝珍先生让及“冲耳金片三足炉”一具；李卿丈先生遗珍二十一具。有二具出自藏家陶心如与陈清畅夫人之手。四具出自知名商家，二具无出处。此三十具铜炉，从1947年之“琴友”始，直至1953年庞敦敏处购十余具时，一直到2003年嘉德拍卖时，始终与先生相伴左右，钟爱有加。
形制素雅。三十具铜炉中，除一具宋代“海水龙纹戈足洗式炉”外，其余之炉：炉身、炉口、炉足均无其余纹饰。仅以身形、炉耳区别、形体饱满圆润，弧线优雅飘逸，口沿、圈足、形直精准，凡乳足皆丰腴适中。比例尽皆和谐雅致也。
皮色。先生选炉，循古人之训，以淡雅为尚，火养盘抚，精纯为本，约分两类：一为腊茶基调，仅以色之深浅略作区别尔，如五具蚰龙耳炉等；二为藏经色，如“玉堂清玩”大鬲炉，“道光”冲耳等。至于“弟子刘起龙造”冲耳炉黝黑之故，则因适用之器，经年香火，致炉底等处污垢厚重，去之或有风险也。
铜质精纯，手头皆好。诚如先生于《漫话铜炉》一文中言：“历来藏家欣赏的就是其简练造型和幽雅铜色，尤以不着纤尘、润泽如处女肌肤，精光内含，静而不嚣为贵。这是经过常年炭醺烧炽，徐徐火养而成，铜色也含在火养的过程中出现变化，越变越耐看，直到完美的程度”。
可见，铜炉优劣、皮色高下，先决于铜质。若铜质杂劣，自当铸不出好炉，亦不会烧出好色。铜质精纯，细度必高，比重更大，致同等体量之炉，有不同之重量及手感。当然，至于明中叶后到清早中之炉，加重金属以增重量，加厚底或壁以增重量者，自当它论也。
款识。先生之炉，文款略少，官款亦不多，私款居多也。诗文款，意境高远，有用古代诗词文章为款者，有用名句警句为款者，自当最优，“茗香兮读楚辞”“奕世流芳”“思山”等，如《钟鼎茗香》一书中首器冲耳炉，其款识为：“晨兴半炷茗香”者，为宋代大文豪苏轼“赏心十六事之第九事”名句，又如书中鬲式炉中“山高水长”款者，为唐代文豪刘禹锡之名篇《望赋》中名句：“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乔木何许兮，山高水长”。
纪年款，指款识文字为明清帝王年号制造之铜炉。宣炉暂无标型器，真宣、仿宣均难以断代。纪年款则稍可补之，作为同代之标准器。当然，应以佳器为参则妥也。当分五类：第一类为标准纪年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乾隆年制”（世襄先生藏炉）；第二类纪年号加甲子款：“大明嘉靖庚寅年制”（荣斋藏炉）。第三类为纪年号加地名或人名加制造者款：“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世襄藏马槽炉）、“崇祯壬午年冬月青来监造”冲耳点金炉。第四类为纪年加甲子加季节加堂号款：“大明崇祯癸未年孟春吉日诚意斋制”（荣斋藏炉）。第五类为纪年加甲子加姓加官职款：“崇祯已卯张都督造”参见《钟鼎苕香》（荣斋藏炉）等。第六类为缩写或简写之纪年款：“宣”、“宣德”、“宣德年”、“宣德年制”、“永乐年制”、“成化年制”等。（当然，有关“永乐年制”、“成化年制”多认为是寄托款，因其时没有宣炉）。
私家款，此类款识，最为庞杂。大部分铜炉可为佳器，亦有弱器，不足藏玩。私款铜炉自宣炉诞生以来即有仿制，尤以明中晚期、清早中期最为兴盛。盖因明中以降，清中以上期间为中国经济文化成熟期。盛世多文事，尚收藏，故官宦、文人、商人、氏族等多有订制宣炉，以盛文事之举。私家订制必有要求，匠作精制，牟利更多，岂不众乐乎？所以私家订制炉形、炉色、炉款、铜质最为多样，款识更少重复，以致吾等后人藏玩，考据，成为难为也。
纵观世襄先生藏炉，溯上到赵汝珍、李卿丈、邵锐茗、蔡东田、谷应泰、襄冒、项子京、宋谦……明清藏玩大家之所好尽皆为世襄先生藏炉承袭也。
诸如世襄先生之“明甫清玩”、“李曲江制”、“孟博氏”、“献贤氏藏”、“莫臣氏”、“奕文氏”等，《钟鼎茗香》中“古痴子”、“玩竹斋”、“一善堂”、“博古斋”、“先澡轩”（袖云居）等。
多为品相完美之器鲜少有残器。纵观世襄先生遗珍，三十件铜炉多为全品，其中仅有二件略有小锈、结污。目下吾等所见之二十件炉。二件铜各有此一例，均无伤大雅者也。佳器大都为传世之物，历朝多、经手多，焉有无磕碰之理？何况若得锈污之炉，若有修补烂板，查之亦难，全仗眼力加运气也。
对藏炉之考据。所谓“大家”者，所藏器物好仅为其一，对器物之考证研讨，知其出，亦知其所以出者，方可成家也。世襄先生所藏之炉，皆有出处，如李卿丈赠炉，经庞敦敏购回李卿丈之炉。赵汝珍赠炉，陶心如，陈畅清夫人让炉、诸商家处购炉等。均来历明白，令人信服。更何况世襄先生对铜炉款式文字考证并议论之。大白其义于众家。益为严谨治学之根本也。如其对“玉堂清玩”之严东楼之考辩，对“奕文氏”中“奕”字之考证，对“莫臣氏”“献贤氏藏”之议论，对“淡”先生之探讨……
“文以载道”著书立说。弘扬中华文明为己任者，则益为世襄先生大家风范之根本也。中国之明清家具，若无有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等书，又何以使明代家具成为世界藏界之珍物？若无有《髹饰录解说》一书这一中华文明之精粹恐渐消忘矣。若无有《锦灰堆》《自珍集》等书，许多中华文明珍艺珍器又何得弘扬与传承？所谓藏玩之器，均经朝历代，交流换主。谁能居之永久？唯著书立说，将那古往今来知识感悟惠及后世者方为自己者也。
重情义、炉以载道。先生藏炉，皆有出处，且多炉与人之融合。“1950年初，襄自美国归来，李卿丈（赵沆年先生）选藏炉十具见赐，谨以节约旅美奖学金所得为寿，拜领时，叮嘱再三‘各炉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铭心之物，幸善护持勿失‘文革劫后，十炉尚存其九，差可告慰于吾丈矣。”捧读到此，情义至深，尤令感动：“1951年，予自庞家购得十余具，喜携二三驰告，时二老均在病中，丈喘咳尤剧，持炉把玩，如见故人，而力不能胜，濒行，赵伯母忽取案头此炉（指戟耳炉‘玉堂清玩款，著录于《自珍集》第十八页）相授，曰：‘你拿去摆在一起吧，此情此景，倍感凄恻，竟嗒然久之，不知言谢。又一年而丈归道山矣。”二老以毕生之心系，托付于世襄，作临终之嘱。世襄先生以之真，以之诚，载文艺传道、二老归山。当为安心也。
尚佳品，重视传承。先生臧玩铜炉之盛时，当为1947年至1953年，1976年至2003年两个阶段。1957年先生于琉璃厂购得“琴友”蚰龙炉，以李卿丈之法，一夜深炉而成并，当为先生弘扬炉道之初也；1948年左右，“陶心如先生见让”一具“在公家藏”鬲炉；自1950年“李卿丈选藏炉十具赐”；1951年“予自庞家购得十余具”；1951年赵汝珍先生相赠“时为1951年3月31日”“1953年7月18日陈清畅夫人见让”“弟子刘起龙造冲耳炉”“1953年2月12日庞敦敏出示，极购之。”
学为用，重在发现。一是查理向典后，不为宣炉无标型器而弃之，亦不随波逐流于现有文献所拘泥。而对自藏好炉，珍重赏之，直至终生。二是自1964年“我从北京图书馆的简编图籍中发现一本奇书，《烧炉新语》，才知道古人早已发明快烧炉法”回首再研习自家藏炉，自然又是一番境界了。以致吾等今见先生遗珍，如此精美。
品境界陶冶情操。在体味古代文人之境界中，陶冶性情，严谨治学。则又是于那个浮躁社会里的一份修为。诚如先生在《铜炉漫话》一文中言：“精光内含，静而不嚣”之完美。经自己之手“长年炭醺烧，综综火养而成”“烧炉者正是在长期的添炭培灰，巾围帕裹，把玩摩挲中得到享受和满足，这是明清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是先生生活之一部分。”正是养炉如是过程。伴随先生熬过那次坎坷岁月，慢慢长夜，直至“拨乱反正”，先生于近八十岁时，成就三十八种著作，并获得荷兰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烧炉新语》谬误
王世襄先生与一九六四年发现《烧炉新语》一书，以为是炉界一大经典。并在《自珍集》一书中言：“得此书后，烧炉技艺大有长进”云云。
许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世襄先生著录藏炉，认真阅读之余，更是注重实物考察，实物与先生所言、所写内容，二者相去甚远。先生所烧之炉，大都为无有古斑旧色之皮壳，统统为砂纸打磨去皮，去皮煮污云云。其烧炼结果：个个光浮炉面，水银苍白，洁净亮滑的与古人所坚持的“淡淡汨汨”“光自内出”相去甚远。
《烧炉新语》，吴融著。吴融者，查无考。此书乃唯一之烧炉专著。余依吴氏“结雾法”烧炉，斩获有限。凡好炉者，必当为学为用。书中有三处说吴氏为乾隆初人：一是出版说明首句“清吴融撰，乾隆刊本”。二是序中有方鲁所写“序”落款为“乾隆十二年岁次丁卯三月下浣”。三是“余及此炉，爱护非常，乾隆六年，衍圣公石屏先生索去。”
而经余细查尚有六疑，此书当为民国好炉者伪托创作。一是吴融其人，查文献，访诸家，均无知晓。二是引文措词，远非乾隆前后之文风，反倒腐恶民国时代风尚，如“的”字就用近五十处。“的”字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由胡适先生发创文字，此前无有。又如“妇女”“浴室”“车光里子”（车指车床类加工，古代没有）。“才慢慢的”，“渐渐”（古汉语为单章节词，鲜有双音节词汇）“烧不来”，“还有一种”，“牙刷”，“刷牙”（晚清才传入中国，且西之人偶用），“打铜店”，“围起一圈子”“用头条铜丝穿过去”（“过”与“去”意近，古人只用一字）。三是全部烧炉过程，颇合民国时工艺，起码在清中之前，查所见文案，抑或在行内，均远不及此“法”先进。其“洗合铜”“重合铜”均为洋务运动先进工业传人之后，才有此类合金冶炼之称谓。此外，又有加面粉和碳粉，和成块炭，用以烧炉，则唯清末民国初，北方和煤球时才有用也。四是1964年，由王世襄先生发现，且刊印极粗糙，错别字多，可见此书刻板极查，流传极少。如是乾隆之刊本，其时正处宣炉第三次文化高潮期，连宫中尚有“宣铜”“宣炉”“作”“养护”“烧埋”等炼炉。记录于“活计档”中，如此超出当时工业技术水平之书，何得不流广传盛？即未得入“档”，又怎能刊本粗劣至此？五是此书以“罩结雾法”烧炉为要义，以反复磨褪弱色，为民国之时玩家多用之术。书中涉及“布罩”“纸罩”，其实还有“花盆”、“脸盆”“砂锅”等为“罩”者焉。六是世襄先生整理是书时，是书后落款“2002年10月。王世襄时八十有八”高龄，如此高龄，又一目失聪，另目渐翕，况先生以此法烧炉，时先生已无能为力详加考证何人何时之初版。唯依原书语言略改付梓矣。
余之所以考论，确因是书所述工艺、文风、均合民国特征耳。若论烧炉，此书绝妙。诚然，于常年烧炉之中，各家自有要诀，设若皆能写出，广为使用，则“烧炉之法，更有新语焉。”近闻杭州韦强先生，学吴融烧炉，颇得真经。惜吾不能索睹而憾也。
吾著此篇，仅学研简悟，本意实为：宣炉一器，乃品鉴藏玩用物，物以载道，物以愉人，吾实不愿，亦不愿人皆为炉奴也。故查阅古籍，读学研考，力求周详。而今之世过于繁杂，学而简之，就些心得，一趣作文。
（责任编辑：马怡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