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铸 和式镜
安徽博物院于2013年阴历開春，精心举办铜镜展览，展品自西汉至清代涵盖1800余年间中国镜，遴选展出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精品之作153件。展品中有三件“和式镜”风格独特，题材新颖，工艺精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试加探讨，以飨读者。
团鹤徽柄镜
圆形柄镜，低直窄缘，平板式短柄，镜面大而柄短。粟粒状地纹，镜背正中饰浮雕圆形飞鹤纹，左侧铸有“天下一藤原清久”款（见图1）。
这是一件由日本铸制的铜镜，日本称“和镜”，依据是：一是该镜具有日本镜的基本特征，低直窄缘，粟粒状地纹（日本称砂目地），浅浮雕工艺。二是唯一的团鹤纹是日本和镜特有的“纹章”图案，笔者称之为“徽标”。“徽”指图案，“标”是单个汉字标记[1]。三是镜上有日本制镜工匠铭款。镜面广而柄短是江户晚期特点，藤原清久是江户后期的工匠[2]。
和镜上徽标，起始于日本平安时代（796—1181年）贵族在自家牛车上刻制的识别标记，日本称“纹章”。这件团鹤徽柄镜当初流入中国，后被安徽博物院入藏。它与王纲怀先生赠予清华大学的鹤徽蓬莱纹柄镜同属18世纪日本制镜[3]。中国仿制江户镜中的松菖双乌鹤徽镜上团鹤设置在镜纹上方[4]，称“和式镜”，说明中日铜镜文化交流的史实。
花卉纹双鹤镜
圆镜，低平素缘，菱甲纹龟钮，甲缘披毛，钮孔似鼻，浅浮雕工艺，缘钮间双线弦纹环分区。内区钮上方两只相向飞鹤，龟鹤口啄相接。内外区分别环饰花卉圈纹，其间有少数无圈花卉点缀。镜径10.2厘米，为元、明时期仿制日本镜（见图2）。《镜里乾坤》原称“龟鹤多寿纹镜”。
双飞鹤钮龟口啄相衔是日本镜纹特征之一，始于镰仓时代（1185—1334年），至室町、桃山时代继续沿用，《和镜》中收录有梅花散双鹤镜、菊花流水双鹤镜、蝴蝶散双鹤镜等[2]，相当于中国南宋至明初。受宋镜龟鹤齐寿吉祥寓意纹饰的影响，采用龟钮双飞鹤风格分别与花卉、竹叶纹等组合。配饰不受界环约束，自由散饰，内外区连贯，或被弦环纹所压。日本镜用同一纹样单元散饰作镜纹，称为“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菊花散双鹤镜”和镜风格浓郁，但工艺逊色[4]，《百镜解读》87页同纹彩色镜图，显现匕形镜缘，龟钮身长，工艺粗犷，两者是宋、元时期仿制镜。
双铭菊花柄镜
圆镜平板式直柄，低平窄缘，素地，双线弦纹环，主纹浅浮雕折技菊花一株，三朵菊花错落开放，枝端孕蕾，绿叶舒展，生意盎然。上方有“天下一”铭款，左上隅圆形方格阳文“薛奇亭造”印记。镜径9.3厘米，柄长8.1厘米（见图3、图4）。
明代薛奇亭造柄镜，用菊花作主纹，堪称一枝独秀，奇在同一面镜上既有日本镜惯用的“天下一”铭款，又有中国镜匠“薛奇亭造”印铭。日本镜上的“天下一”铭文起始于桃山时代（1576—1614年），织田信长为鼓励手工业生产，以幕府公许制形式于“天和”二年（1682年）赐予为宫中制镜的京都青次家“天下一”荣誉称号[2]。铜镜上的“天下一”款由此产生，相当于清康熙年间，在江户时代被广为应用。中国镜使用工匠印铭，盛行于明代，素镜有柱状印钮铭及镜纹空间缀印。这件中日铜镜文化合璧的创新菊花纹柄镜，体现了两国文化交流融会的例证。
中国早年的汉唐镜输往日本，被皇家权贵们纷纷珍藏。三国东吴工匠东渡日本制镜，促进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生产与发展。唐代富丽堂皇的铜镜被日本平安时代效仿，早期的仿唐藤原镜，如吉林赵家屯金代遗址出土的“双凤瑞花镜”[5]，有明显的唐镜遗韵。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久保智康先生认为该镜是11～12世纪初从日本输入中国。后期仿镜演变成轻巧小型花鸟纹“羽黑镜”。日本“和镜”以“大和绘”绘画风格，浜洲花鸟为题材，保持平安时代以来传统绘画样式和性格制造的铜镜[2]。而“和式镜”是由中国仿制的日本“和镜”样式镜及借鉴“和镜”纹样或铭款，与中国铜镜文化工艺相结合的创新型镜种[6]。本篇“团鹤徽柄镜”是日本制造江户时期铜镜，“花卉纹双鹤镜”是中国仿制“和式镜”，而“双铭菊花柄镜”是借鉴和镜文化因素，用中国当时铜镜型制工艺相结合而成的创新之作，它是新出现的另一个镜种，十分稀少，应予珍视。
总体而言，日本镜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处在明清制镜业衰落寿终之际，对它认识不够，也是中国研究铜镜的薄弱环节。镜著中偶有涉及，因缺乏参考依据，时有误读并不见怪，时下正在不断提高认识之中。■
注释：
[1]孙立谋.江户镜上“徽标”解读[J].收藏，2008（10）.
[2]中野正树.和镜.镜师记表.
[3]王刚杯.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图54.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历代铜镜纹饰[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图417.
[5]张英.吉林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3.
[6]孙立谋.中国造“和式镜”研究[J].中国铜镜，2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