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晴
《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三册收录《汪道贯致莫云卿札》，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先生释文标点，移录如下：
从李太史远游去云间。仅数舍而不得一面。足下以为恨，薄游曼衍，将以穷年。今且渡洞庭，足下能至吴闯，待我归作良晤，亦一奇也。与太史、王孙悬企望之。倘足下不能至，亦须作见寄长篇，系以一图，以为一段奇事。如何？足下与盛君及冯文所二书，皆不及不肖，岂不知弟同太史、王孙来耶？偶便寄讯。惟足下惠然伞驾。廿四日寓吴閻道贯顿首。廷韩石交尊丈足下。
汪道贯（1543-1591）字仲淹，汪道昆（1525-1593）胞弟，歙县千秋里人。汪道昆字玉卿，更字伯玉，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与张居正、王世贞同年，且文名与王世贞齐，被称为“两司马”。汪道昆“历任义乌（今属浙江）知县，户部主事，兵部员外郎，襄阳（今属湖北）知府，福建按察副使，按察使，福建巡抚，嘉靖四十五年（1566）六月罢归：隆庆四年（1570）以原职任郧阳巡抚，五年调任湖广巡抚，六年入为兵部右侍郎，万历三年（1575）六月因人言请告归里，从此家居直至逝世”。在汪道昆家居期间，向其求文者络绎不绝，由汪道贯、汪道会（字仲嘉，为道昆、道贯之从弟，与道贯时称“二仲”）为其主持。据陈智超先生考证，此函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但莫是龙之孙莫秉清《傍秋庵文集·家传》卷二记载：“秋水公名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更字廷韩，亦字后朋，生嘉靖丁酉……卒年五十一。疾革时尚与友人对弈，已较胜负，收其子脩然而逝。公有梅花断纹琴，数百年物也，一日七弦俱绝，不数日公病矣。王元美许铭公墓，未几亦病，故不果。”可知莫是龙生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卒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此函被推断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显然不合乎常理。
在2012年西泠拍卖春拍“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上，成交了莫是龙的五通尺牍，现收藏于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其中第二通（后称《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与上述信札有直接的联系，然仍旧没有系年。本文结合各种材料，对二札系年及事实进行细致的考证。同时，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通《莫是龙致程子虚札》、2012年西泠拍卖春拍莫是龙五通信札的第一通（后称《莫是龙致汪仲淹札1》）的系年及相关问题也一并考证。
一、《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
是札释文如下：
仆所谓江海畸人，与世为隔，累月闭关，沉冥枯寂之抱，宁复可为相知道也。昨有从吴闯来者，始知足下同太史、王孙游。即飞掉抵虎丘，奉候者五日，卒闻家叔之变，又轻舟趋还，已不及与之诀矣，遂不获久埃诸故人，作平原布衣之饮，岂一遇合有数耶。抵家而案头得足下书，如堕云际。谷水近通胥江、吴淞诸派。一衣带耳。三先生过吴而不一问机云之故墟耶，真为欠事。至令云卿苜蓿斋头，黯然无色，又无足复论也。
丁元甫作贵人面目，不肖寓数行，不为答。向故拟为黄、白齐云胜游。今兴味索然矣。开岁乃复有燕京之行。不知与兄晤言何地，临楮神往，馀嗣布，不一一。友弟莫云卿顿首，复仲淹老兄兰契足下。
署款后钤“莫氏廷韩”“莫云卿印”白文印二。信笺上端又书：
见何长卿，乃知足下亦同来吴门，向又数闻太史、王孙欲过云间及寄声他友。而不及不肖，故无的信，不得来。及至虎丘，而三公渡震泽，为两山之游矣。足下有情，尚忆菰芦中有莫生，甚感此意。
莫是龙与汪道贯的往还书札中同时提到了两个人李太史、王孙，也就是李维桢与朱贞吉。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南礼部尚书，有《大泌山房集》。贞吉为朱多怔的字，明宗室，宁献王之孙，居豫章伶江西南昌）。
汪道昆《仲弟仲淹状》记载了汪道贯的这次山行：
会李本宁、朱贞吉客新都，遇仲莫逆，相与东下浮具区，同登縹缈峰。踟蹰四顾，云气吞吐。风雨晦暝变幻，盘旋如烛龙，如结蜃。雨甚，则张大盖，箕踞纵观，一跗注载酒五斗从之。路绝不得火，瓢饮立尽，踉跄而入虚舟。夜递起递溲，雨淫淫及胫。既别二豪归于舍，足堪踔不前，既而废，既而笃。肌肤悉亡。
可知李维桢、朱多灶先结伴到歙县拜访汪道昆，嗣后又携汪道贯同登太湖缥缈峰，适逢大雨，道贯雨中剧饮，归而罹病，并因此去世。汪道贯从小体弱多病，又喜饮酒，他多次病重，都与大量饮酒有关。
李维桢《汪仲淹家传》也记载了此事：
余游新安。王孙贞吉踵至。贞吉多才多艺，见仲淹而悦之，因与余同游武林，己，入娄江谒王弁州先生与其弟奉常。二美雅善仲淹，下榻二园中浃旬，以八月十八日看潮，载酒送三十里而返，若远公之渡虎溪焉。蹇司马汝循方治兵吴门。延为上客。刻烛賦诗，仲淹先成，余辈逊谢韬翰也。泛太湖，登縹缈峰，云触石而起，肤寸而合，变幻万状，雨抉之益奇。仲淹张盖踞石纵观，有斗酒，不得火，取囊中瓢一吸而尽。归舟雨益甚，没两胫，啸傲自如。既别，因伤其足，既而废肌如腊。
此段文字可以为《仲弟仲淹状》作一补充：李维桢先至新安，朱多怔随后至，后携汪道贯游杭州，继往太仓，谒王世贞兄弟，并下榻十日。至八月十八日，三人前往南浦观潮，王世贞送三十里而返。其后三人又往苏州，共泛太湖，登缥缈峰。引文中提到的蹇司马汝循，即蹇达（1542-1608），据李维桢所作行状：“公名达，字汝上，更字汝循，别号理庵……诸生钦其风范，号曰蹇夫子。三年擢其省右参政部海右，而有诏南北台省，荐文武具足，可折冲御侮者，交章推毂，公遂擢湖广按察使，备兵苏松。余方为吴越游，逢公金阊。”由此可知，三公游苏州时，适逢蹇达治兵于斯，蹇招待了他们一行，有行酒赋诗之乐。再看王世贞序李维桢《四游集》的相关记载：
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忧，服除不仕，买轻勃而东吊鸦鹉，歌黄鹤，陟匡庐，泛彭蠢，转入拱中，晤汪伯玉，遂宿黄山白岳，下钱塘，徜徉于三竺六桥者两月馀，翩然而访我东海。则眺览之编十而六。期集赠别十而四，而官中不与焉。其编曰《东游》。本宁之访我，尽出其三编，而曰：别子且泛太湖，登縹缈、莫厘之颠而观日月出没，因转之阳羡，探张公、善权、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简，以足东游之所未备，然后归。归则循洞庭，升街岭，度大庾，而谋宿罗浮，且竟岭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者当曰《南游编》，合之为《四游集》。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李维桢入新安，朱多炬随后至，谒汪道昆、汪道贯，登齐云山，又携同汪道贯下钱塘，游览三竺六桥两月余，后至太仓访王世贞，下榻二园中十天，八月十八日再往杭州，观潮南浦，后转往苏州，泛太湖，游洞庭东西山。汪道昆《仲弟仲淹状》和李维桢《汪仲淹家传》中关于三人出行的路线，止于太湖西山的缥缈峰，而根据《四游集序》，李维桢接着又至宜兴，探张公、善权、玉女诸洞之幽奇，归途又经洞庭湖与衡山。汪道贯因为生病，很可能没有基础接下来的行程。
太湖东西山亦称东西洞庭，李维桢《太湖两洞庭游记》记三人泛太湖、登两洞庭的经讨云：
余雅闻太湖洞庭之胜，思寓目焉。中秋过娄江王司寇兄弟。更怂恿之。二十日返金闯，雨不果行，冯元敏宪使谓余：“盍以间为支硎遊乎？”……逾岭至周公瑕别业，主人肃客。而入登羽玄阁、羽玄芝也。……同余宿者朱贞吉、冯元敏、汪仲淹、仲淹妇弟蒋
茂弘，犹子永叔也。
据此可知，李、朱、汪三人八月十五日在王世贞家，十八日前往钱塘江观潮，二十日由钱塘折回苏州。因雨，游太湖不果，遂先拜访了周天球，游其支硎别业。据《汪道贯致莫云卿札》“今且渡洞庭，廿四日寓吴阊”，可推断由于下雨，直至八月二十四日他们仍在苏州城中。从上引《太湖两洞庭游记》还可知，从阊门出发游太湖的的同行者，除他们三人之外，还有冯元敏、汪道贯内弟蒋茂弘、侄汪永叔。冯元敏即冯时可，华亭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参政，与莫是龙友善，曾为莫是龙《小雅堂集》作序。
陈智超先生曾经梳理李维桢的行迹，称“万历十二年（1584），李维桢与朱多灶同来歙县访道昆，并至太仓访王世贞”，上述两通信札所提及的事件与李、朱万历十二年（1584）的出行信息完全相符，故皆当作于本年。
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旁证：
1.王世贞《弁州续稿》卷十七《甲申中秋夕，成伯、寅叔、孟嘉复携酒弁园，楚人李维桢来，不疑辈在焉，颇具歌吹之乐得一首》，标题指出甲申（即万历十二年）中秋，李维桢访王世贞弁园，与上文李维桢《太湖两洞庭游记》中提到的“中秋过王司寇兄弟”相符。
2.《弁州续稿》卷二十一收送行五绝六首，其五即《送本宁观潮南浦》，小序提到“（甲申）八月送李本宁大参，贞吉与焉”。与李维桢《汪仲淹家传》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3.《舍州续稿》卷二十四七绝《送本宁观潮南浦》云：“平原十日未从容，流水千重意万重。欲对乡人夸共载，仙舟自有郭林宗。（时贞吉在本宁舟中）”与《汪仲淹家传》“久娄江谒王世贞兄弟，下榻二园中浃旬”的说法完全一致。
4.《壮陶阁书画录》卷一著录王世贞藏王献之《送梨帖真迹卷》，后有观款云：“万历甲申中秋，沛朱多怔、郢李维桢观。”时间也是万历十二年中秋。
5.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明故骠骑将军都督佥事镇守贵州地方总兵官戚次公暨配赠淑人李氏合葬墓志铭》：“岁乙酉，骠骑税驾蓬莱，特进（继光，次公继美之兄）取道肇林，为十日布衣之饮。余故有弁州之约，将戒行，属仲氏以末疾留，不果发。”其中提到万历十三年（1585），戚继光与汪道昆有弁州之约，但汪道昆因汪道贯足疾而未赴约，印证了《仲弟仲淹状》中提到仲淹“既别二豪归子舍，足堪踔不前，既而废，既而笃，肌肤悉亡”。
6.《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提到自己“开岁复有燕京之行”。据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记载：
乙酉长安灯市，子同沈太常纯甫往，见唐伯虎一细绢小幅山水。学王摩诘，笔墨精雅，不着色。上有文徵仲题诗，伯虎复自题。又有吴仲圭一小幅墨菜。傍有倪元镇题七言绝句诗，上又有黄子久题百余字，皆真。予助纯甫购得之。其年秋，莫廷韩入京，纯甫以示廷韩，廷韩谓为伪作，纯甫即以赠其故人。予昔闻云间莫廷韩、顾汝和、汝修三人赏识并具大法眼。而廷韩二画则如此。
据此可知，万历乙酉（即万历十三年，1585）秋，莫是龙入京，曾见沈纯甫并为其鉴定唐寅及吴镇画作。沈纯甫即沈思孝，浙江嘉兴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初年任刑部主事，因反对张居正受廷杖充军。居正死后召回，任光禄、太常少卿、顺天府尹等职。詹景凤跋文中称其沈太常，显然是万历十三年沈任太常少卿时事。莫是龙与顾从義、顾从德兄弟（汝和、汝修）虽负“鉴赏家”之名，但詹景凤对他们的眼光颇为不屑，这涉及到当时苏州、徽州、松江等地的文化竞争，不赘述。这则跋文无疑印证了《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的写作时间正是前一年。
综上所述，《汪道贯致莫云卿札》作于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二十四日：《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同样作于这一年八月，在这封信中，莫是龙提到自己到达虎丘，奉侯汪道贯五天之后，突闻“家叔之变”，又乘舟返回。这里提到的“家叔”很可能是他的三叔莫如德。莫如德（1518-1584）字子贤，号凤郊，鸿胪寺序班。
二、《莫是龙致产虚札》
前文讨论的《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信札还提到：“丁元甫作贵人面目，不肖寓数行，不为答。向故拟为黄、白齐云胜游，今兴味索然矣。”
丁元甫，即丁应泰，武昌江夏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初任安徽休宁知县，任职六年，升给事中。据信札中所言，莫是龙此前曾写信给丁应泰，计划一游休宁齐云山，但丁没有回复，他的冷淡令莫很生气，也觉得游兴索然。
但据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的两通《莫是龙致程子虚札》显示，莫是龙还是如约前往休宁，并与丁应泰见面，且相谈甚欢。二札释文如下：
昨从圣卿家复入邑中，而令君己之郡。计其归当在明晚，弟以两日了笔墨逋。两日与之饮别，便可入郡城，寻足下及二仲为信宿之欢也。住此不半月。而足下遣讯三至。何多情若是。读筻头新诗，无论词隽格高，委宛衷肝，真如对面。足下病耶，何表决人语也。画扇即末可便完。其一扇当于枕上勉和，书呈览正耳。游齐云得二诗，恐不免为山灵所笑，聊书附使者。云卿弟顿首。子虚词丈先生足下。
一游齐云，归兴翩然不能止，独恨不得与吾二三兄弟，为物外烟霞之盟，觉山灵笑人耳。顷即欲东发，早复为令君所留。因暂过圣卿，二日且返城下。令人侦司马公在家，与仲淹、嘉一语便知矣。足下在病中，乃能念我，顾莫生无枚生著《发》之才，既复不得令病者有起色，恐相见作剧，反苦足下奈何。此盟恐不能赴，来扇当在圣卿家为之，不负也。闻仲淹亦病，何云卿浅缘若此，即欲遣一语相闻，而去往匆匆，未能也。足下相去不数舍，且为我一致意，寻当自报，不具。友弟莫云卿顿首顿首。敬复子虚病叟社丈足下。十七日真缶发草草，无图章，亦无伦脊，可笑。
“令君”就是县令的意思，即丁应泰，“两日与之饮别”是说这两天将接受丁的饯行，很显然莫是龙的齐云之游获得了丁的款待。
而“子虚”，据陈智超的考证，应为程本中，歙县托山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曾加入汪道昆主持的丰干社、白榆社，为丰干社七君子之一。汪道昆《程子虚传》云：“迄于季秋，子虚即世。于是余季仲嘉为状，仲仲淹将为诔而病未遑，方子及为志、为铭，属余为传。”是说程本中在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去世，汪道贯本来要为其作诔文，但因病不果。莫是龙给程本中的两封信中多次提到程已经病重，且汪道贯亦病，结合上文对《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的考释，可推知这两通信札应作于《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之后不久，也是万历十二年（1584）。
在《莫是龙致汪仲淹札2》《莫是龙致子虚札》中，莫是龙均以“莫生”自称，如“足下有情，尚忆菰芦中有莫生”、“顾莫生无枚生著《发》之才”。王世贞为胡应麟所作《石羊生传》中也提到一位“莫生”：
元瑞乃强为钱塘谒张公，果以上客客之。会伯玉来湖上。大将军戚元敬系至。伯玉数与元瑞相闻问，把臂剧饮。……伯玉因曰：我欲之海上访王元美兄弟。生复能从我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同过弁州园。……有莫生者，躁而贪，以品不登上中，侧目元瑞甚。属伯玉、元敬游西湖。故遍詈坐客为哄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弁，仲淹被酒押元瑞，元瑞拒弗就。客谓元瑞，蓑湖上之役胡以异兹？元瑞徐曰：莫生者。庸讵足校也。仲淹，司马公介弟，吾侪当爱之以德，独奈何成人过耶。”
此段文字提到戚继光、汪道昆、汪道贯、胡应麟等人集会期间，“莫生”曾与胡应麟发生争执。而此“莫生”是否就是莫是龙？陈继儒序莫是龙《小雅堂集》云：
适张肖甫开府浙中，司马汪伯玉来萃，戚少保为东道主，宴集远近名士。时胡元瑞语次不伦，公目如乳虎，斥诧如数百丈裂帛声，左右皆辟易，莫敢街视，戚少保夜遁，伯玉、肖甫亦为之气夺，于是廷韩声震海内。
此段文字可证实此“莫生”就是莫是龙。胡应麟（1551-1602）当时是王世贞的门人，被王世贞列入“末五子”。莫是龙的友人冯梦祯（1548-1605，字开之）也对此事做过详细记载：
当是时，李于麟、王元关押主齐盟，士俯首坛坫惟谨，独廷韩意不相下。胡元瑞，元关门下士也，抉元美意继霸中原。廷韩邾莒视之，语侵元美，元美闻之弗善也。不难看出莫是龙率性耿直，他无视王世贞当时在文坛的权威，借呵斥其门下士胡应麟以表达他的强项不下。正因为如此，他在当时也有“侠士”之称。
三、南屏社集与《莫是龙致汪仲淹札1》
据徐朔方《王世贞年谱》《汪道昆年谱》的考证，上文所谈集会发生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前后，汪道昆与汪道贯、汪道会的出游路线，大体为先访王世贞，后与诸君子西湖集会。参与集会的成员包括戚继光、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张佳胤、王世贞、王世懋、王世望、卓明卿、胡应麟、喻均（时为杭州知府）、徐益孙（字长孺，号孟儒）、莫是龙、曹子念、王寅等。
汪道昆《南屏社记》记载了此次集会，并详细记载了万历十四年（1586）的续会：
往，余由武林而趋吴会，即次西湖，四
方之隽不期而集者十九人，于是乎有中秋之会。既而弁州闻其狀，洒然快之，于时分韵賦诗。半以酒废。旦日星散。诗不成者什二三。主者愿载图志如兰亭，余谢未暇。
是春二月，复寻弁州之盟。中道遇冯太史开之。胥伞西湖如故事。既从弁州出京口，避暑浮玉山。王太史季孺过之，胥伞西湖亦如故事。秋八月础。观广陵涛。既抉二仲西归，儿无择供扶掖。月既望，元美期余弁州，余信震泽，宿吴江。……余笑曰：激父欲宰社乎哉，此畴昔大将军事也。明日更谒，则以下旬五日为会期。
上引第一段文字指万历十一年（1583）的集会，但举行的并不成功，于是结“弁州之盟”。从而才有了“万历十四年（1586）八月二十五日”的复会，此称南屏社集。据《南屏社记》记载，参与集会的人有：卓明卿（东道主）、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王世贞、屠隆、汪长文、杨伯翼、曹子念、毛豹孙、曹叔重、陆君策、邬汝翼、茅平仲、蔡立夫、李季常、潘景升、徐茂吴、李含之、杨思说、俞叔懋。显然，莫是龙没有能够参与此次集会，因而有了《莫是龙致汪仲淹札1》，当作于次年（1587）四月。信札释文如下：
八月初旬讹传司马公及二仲，且从娄水至谷阳。意必为前盟耳。扁舟泊长水塔院者三日夜。讯之往来，人声耗寂，然山僧笑我尾生耳。因复归，而未几闻留吴门山中，将由栈李入武林而西，弟方病起，则乘兴汎月虎丘，念当一见足下。以十六日抵金闯。及访之百谷，皆报以度关两日矣。兴尽，十七日辄解维，时皆宋仁卿所亲见动静，或曾语及也。渝盟之失，不知谁当任之。得嘉平月书，良慰。开年已来，病增虑剧，湿痰为虐，浸淫支体，几作废人。抱枕四月，赢敝骨立，听之造物而已。玄硕至，又得足下手札，养生家已见奇效祟足下者，曲蘗生少疏之，便佳也。弟闻此信亦霍然有起色。司马公为子虚作传，更是情至，与他文较之，尤奇绝。即方苦臂痛，未及书，顾已心讯之矣。玄硕似亦别有营乾，远游未暇及此。弟病余，笔研应酬都废，坐是益炙。惟有箧中一二古图书足娱目前，今复渐以貧，故欲售。独董北苑、李营丘二大轴可甲江左，恨不速令吾仲淹赏之。承念及犬子，己稍解人事，然嬉戏不异常儿，恐非英物比也。仲嘉尚未抵家，司马公康豫可庆，家君故自强饭，徒以不佞弟疾为忧，奈何。养生家为何人，足下瘥愈，能令游云间，一视不佞弟否？适有吴兴笔工王生者，其技妙绝当时，偶欲游新曳携其業往，且拟首诣門下为之拂拭指引，识诸缙绅士友，非公不能为地。聊为先客，力疾草草，旨不宣一。有方于鲁九玄墨大小惠数笏以刑急须，殊感。小弟莫云卿顿首顿首。仲淹次公仁兄词宗。司马公不敢率尔致书，为致问，万万，冲。
释文中的“前盟”即为万历十一年（1583）所作的弁州之盟。此信中莫是龙还提到自己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病情加重，几作废人，从嘉平月（即十二月）收到汪道贯的信，又云开年之后卧病四月，几至不起，可以判断此札当写于此际。莫也在本年去世。在这封信中，莫是龙还说自己从汪道贯的来信中，获知因术士的调养，汪的身体已有起色，他很希望汪在病愈之后，能说服此人到松江，为他诊治。
值得注意的是，莫是龙还提到自己生病期间对收藏的处置：
笔研应酬都废，坐是益炙。惟有箧中一二古图书足娱目前，今复渐以貧，故欲售，独董北苑、李营丘二大轴可甲江左。
在莫是龙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家境渐贫，不得不通过变卖自己的收藏为生。而莫是龙的友人范濂在莫是龙去世后不久也曾说：“廷韩生平鄙牙筹会计，惟畜图书数千卷及古名人字画数千幅。”又据何三畏《莫廷韩传》记载，莫是龙去世后“其诗集文稿及所著书，悉为乃婿潘光禄持去，而未即剞劂，以行于世”。其婿潘光禄不仅继承了莫是龙的文稿和藏书，还有其收藏的古书画。据此通信札所言，莫是龙贫困与疾病交加的晚年，是否还依旧拥有范濂所说的“古名人字画数千幅”？
据上海师范大学王安莉的考证，潘光禄有可能为潘恩的第四个儿子，虞则、云骏是他的字或者号，上海人。信中莫是龙还题跋提到他所收藏的“董北苑、李营丘二大轴”，而且特别珍视，即使贫困交加，也依旧视为珍宝。而这两大轴有可能为：董源《龙宿郊民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成《寒林归晚图轴》或《烟岚萧寺图》，证据如下：
1.董其昌天启四年（1624）九月晦日题董源《龙宿郊民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云：“余以乙丑年（1577）三月晦日之夕，燃烛试作山水画。自此日复好之，时往顾中舍仲芳家观古人画。若元季四大家，多所赏心。顾独师黄子久，凡数年而成。……丁酉典试江右归，复得《龙宿郊民图》于上海潘光禄，自此稍称满志。……天启甲子九月晦日。思翁识。”又董其昌崇祯八年（1635）八月十五日题董源《夏山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予在长安三见董源画卷，丁酉得藏《潇湘图》，甲子见《夏口待渡图》，壬申得此卷，贾似道物，有‘长字印。……至丁酉夏，同年林检讨传言长安李其纳言家有《潇湘图卷》，余属其和会，复得之。而上海潘光禄有董源《龙宿郊民图》，其翁莫云卿所遗，并以售余，余意满矣。……乙亥中秋书。”可知董其昌于万历丁酉从潘手中购得曾为莫是龙收藏的《龙宿郊民图》。
2.董其昌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二十一日跋李成《寒林归晚图轴》：“自米海岳时，已欲作无李论，营丘真迹之难得久矣！余此帧乃潘光禄家藏，前后有名人题跋，本作一卷。自余获之，遂割去题跋，装成册页，以冠诸画。丁酉秋九月廿一日，典试江右归，次兰溪舟中题。玄宰。”又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十二日记载：“夏贾持诸画来，披阅，乃上海潘氏物也，皆神品，一一疏记之。”其中包括李成《烟岚萧寺图》，而《烟岚萧寺图》万历二十五年（1597）曾为董其昌所藏。董从潘那里获得的李成画作有二，《寒林归晚图》与《烟岚萧寺图》，但《莫是龙致汪仲淹札1》既称大轴，则更可能指《烟岚萧寺图》，前者董其昌到手后即改为册页，想必尺幅不会很大。
上述三画，均是在万历丁酉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董其昌在江西主持完省试之后，返回华亭老家时，从潘光禄手中购得。其中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轴》明确指出是莫是龙的故物，而李成的《寒林归晚图轴》《烟岚萧寺图》也极有可能出自莫是龙旧藏。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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