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生莲荷花园的荷花-南川 十二金钗大观园 赏2米高荷花观抗战演出
杨扬+张晓蔚+向祎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文字书写工具，被习惯称为文房四宝。宋以来即特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四者为文房四宝。南宋陆游更是以“文房四士”相称，将书写工具当作朋友、文士相待，可见文人墨客对文房用具的喜爱与尊重。
湖笔产于浙江湖州，也称湖颖，有“笔中之冠”的美誉。元代以前，笔以宣笔最为有名，文人墨客争相用之；元以后，湖笔逐渐取代宣笔的地位而闻名于世。《湖州府志》中记：“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乡习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更有“不嫌索价如珍珠”的说法，可见时人对它的珍视与喜爱。湖笔之所以又称为“湖颖”，是因它最大的特点在于笔尖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颖，素有“毛颖之技甲天下”的胜名。
墨的产生源远流长，最早发端于新石器晚期，当时人们利用天然墨作为书写材料。据文献记载，人工墨大约出现在周宣王时期。明代朱常淓《潞藩新刻·述古书法纂》中记：“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汉代时，墨开始采用松烟、漆烟和桐烟为原料。其后工艺不断改进，才有了坚硬耐用的墨锭。徽墨因产于我国古徽州而得名。徽州的制墨历史可溯至唐代末年，但它真正意义上的声名鹊起就是在南唐后主李煜时期。李煜醉心文学创作，对书写工具的喜爱亦非一般。李后主任命当时著名的墨工奚廷珪为墨务官，赐李姓，研制出了“李廷珪墨”闻名于世，“李墨”以皖南的古松为原料，改进各项技术，所成之墨不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更兼香味浓郁，奚廷珪也被奉为制墨的宗师。宋代时“李墨”的产地歙县改名为徽州，“李墨”也随之改名为“徽墨”。其后徽地集中了大批的制墨高手，不断改进与发展徽墨工艺，将单纯的松烟墨推向了与油烟墨并举的发展新时期。
宣纸产于我国安徽泾县，泾县古时属宣州府所辖，宣州所产之纸历代奉为贡品，其纸质洁白稠密，纹理纯净，光而不滑，透而弥光，且久藏不腐，百折不损，有“千年寿纸”之誉。宣纸于唐时闻名于世，在《新唐书》等文献中即有记载。当时江西、四川、皖南等地均有贡纸，尤以宣城所贡最为精美。南唐时的澄心堂纸更是宣纸中的翘楚。澄心堂纸是南唐时徽州所产的一种高品质书写用纸，为宣纸中的珍品，李煜对其珍而重之，赞其为“纸中之王”，其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因将该纸专贮于南唐烈祖李昪节度金陵时宴居、读书、理事之所“澄心堂”而得名。
端砚特指今广东肇庆所出的石砚，肇庆古为端州，故名。端州所产石砚“叩之不响，墨之无声，刚而不脆，柔而不滑，宁水不耗，发墨利笔”，具有石质坚硬细滑，研墨不滞，发墨快等特点，深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更被誉为四大名砚之首。端砚自唐时已声名大噪，初时大多形制简单，不加纹饰。到了宋代，文人们开始同时关注端砚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形制大大丰富于前朝，更对石品花纹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与关注度。时人不仅鉴赏收藏，更兼为之著书立说，如欧阳修的《砚谱》、米芾的《砚史》等等，不一而足。
笔洗作为文房清供之一，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洗是一种用以盛水洗筆的文房用具，质地多样，以瓷制最为常见，兼有玉、玛瑙、珐琅、象牙、犀角等。洗不仅材质丰富，造型更是多姿多彩，常见为钵盂形，另有长方洗、葵花洗、桃式洗等形制，造型丰富，情趣盎然，作为文房清供，不仅具有实用性，更具观赏性与艺术性，怡情养性，陶冶情操。
河南博物院藏一件明万历款青花梵文莲瓣洗（图一），高5.5、口径19、足径11.8厘米，整体以4层共64瓣莲瓣组成一朵怒放的青莲造型，手塑与彩绘并施，器型优美，技艺精湛，是一件明代景德镇窑的上乘佳作。该洗洗身由双层莲瓣塑成，每层十六瓣，内瓣下凹，外瓣凸起。圈足底，上饰弦纹，底足上双圈弦纹内有“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莲瓣洗通体描绘青花，洗内底心绘有圆形开光，开光内外分饰两层相向的如意头花纹，内置梵文，上层十六瓣莲瓣开光内壁绘有螺旋纹，外壁饰梵文及折枝花纹，下层十六瓣莲瓣开光内壁绘有海石榴及花筋纹。瓷洗以立体的莲瓣为形，饰以清丽隽逸的青花，雅致多姿。青花发色浓艳，重绘轻抹，釉光肥润，画工精细。青莲谐音“清廉”，古代文人常以一柄青莲来象征为人为官“一品清廉”，反映了文人雅士追慕高洁的气节与风度。
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也称文房杂器，常陈设于书斋文案，因其不仅具有实际功用，其造型更具工艺性与观赏性而又被称为文玩。常见的文房清供有镇纸、裁纸刀、笔挂、笔筒、笔架、笔匣、墨盒、砚屏、砚匣、水滴、笔洗、水盂等等，除此之外，更是将书灯、香熏、香炉、古琴、书斋家具及各类可供在案头把玩的精巧物品等一并列入文房清供之属。文房清供不仅种类繁多，材质更是无所不备，金、银、铜、铁、玉石、漆器、陶瓷、玻璃、珐琅、竹、木、牙、角、匏应有尽有。因此类器物观赏功能强大，工艺更是包括绘画、法书、烧造、雕刻、镶嵌等多种，为文人笔耕丹青平添无尽情趣。
“文房”一词最早见于《梁书·江革传》：“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1]。这里所指的“文房”，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唐代时，文房被解释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杜牧于《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有云：“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
隋唐时期，伴随着科举制的出现与兴盛，文人阶层逐渐壮大，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远远超越了传统笔、墨、纸、砚四宝的范畴。
宋代是文化高速发展并世俗化的重要时期，文房清供在这一时期进入到收藏领域。南宋的赵希鹄最早将文房用器整理成书，收入《洞天清禄集》，此书中将古砚、砚屏、笔格、水滴等皆单列一项。即使如此，亦未能囊括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南唐苏易简更是撰成《文房四谱》一书[2]，成为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与拓展，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时期。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于《器具》一卷之内[3]，列有文房用具如下：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等多项。除记有这些直接的文房用具之外，另有文房清玩器物无数，一派“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文人平和心境。有明一代，不仅留有文氏所著，另有高濂《遵生八笺》中专列《文房具篇》，专文记述各类文玩[4]。明代文人中有关文房清玩的著作中，以屠隆《考槃余事》一书中罗列的品种最多[5]，共计49类，成为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
清代文人更是醉心追求文房清供，将文房四宝及其辅助用具极尽设计精巧之能事，文房用具的实用功能减退，观赏性与把玩性远远大于器物的实用性，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这件青花梵文莲瓣洗原为宫廷旧物，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瓷器珍品，它的流传经历，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奇特的“贿选丑闻”。1923年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大小军阀、各色政客粉墨登场，争相在政治的舞台上演出不堪的闹剧。当时的北洋军阀曹锟以5000块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了590位国会议员，终于爬上了总统的宝座。在曹锟贿选的议员中有一位是方城人杨允升，时任北京政府参议院议员，他不仅得到了曹锟所送的银元，还收到了曹锟一党从故宫中搜罗的一批稀世文物，其中就有这件青花梵文莲瓣洗。杨允升收下这批文物后，将它们送回故里方城县小杨庄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杨氏后人将其献给了国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总统贿选丑闻中难得的一件实物旁证。辗转至今，这件青花洗才得以收藏在河南博物院，让我们不仅可以窥见明清宫廷旧藏的珍瓷风采，也可以从它坎坷的身世中了解近代中国的一段风云往事。
笔洗的形制与材质可谓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现今所能见到的各类笔洗多为宋元以来的旧物，尤以明清时居多。这些笔洗不仅具备辅助书写绘画等功能，更兼具观赏性，不失为一件精巧的案头小品，用之得心应手，观之怡人心神。除了这件青花梵文莲瓣洗外，河南博物院藏各款洗数件。
院藏金代钧窑月白釉荷叶洗（图二），高5.9、口径17、底径11厘米，整体呈荷叶式，口部微敛，腹部较浅，平底。洗内出筋，口部一侧出沿，沿下附耳，洗内外施月白釉，底部有三个支烧痕。这件洗造型在钧窑瓷器中较为常见，但是将器物做成荷叶式并不多见。施釉较厚，釉质莹润光亮，釉色月白纯正。
院藏金代钧窑天兰釉板沿洗（图三），高7、口径26.3、底径12.5厘米，宽折沿上，腹部微深，腹壁圆曲，大圈足，圈足较浅。赭灰色胎，内外施天兰色釉，足端露胎。
院藏宋代定窑八角镂雕兽首瓷洗（图四），高5.2、口径11.8、外口径最大径16.8厘米。整体为八棱型器物，器体为内曲八角形，口沿作八角板沿，内底圆曲，口沿外以竹节式造型装饰，板沿上印珍珠地纹饰，腹部镂雕八个兽首，分别口中衔铃，摇动器物则会发出声音。
院藏清乾隆青玉浮雕桃形洗（图五），洗高5.9、宽9.5、长15.5厘米。青玉质，洗体为不规则的桃形状，敛口，腹底部浮雕枝梗、桃叶与两只蝙蝠，寓意福寿双全。
筆洗在不同历史时期虽功用大同小异，但其形制与纹饰等均反映出时代的不同特色。河南博物院所藏这件青花梵文莲瓣洗就是明代崇尚佛教的例证之一。梵文不仅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随着佛教东传，佛经译入，梵文也随之而来。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加之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寺庙僧侣，于是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佛教于有明一代，长盛不衰。万历时，明朝廷与藏传佛教中格鲁派的教主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往来密切，黄教文化渗透于宫廷。受宗教发展的影响，梵文及佛教圣花——莲花也成为各类器物的常见装饰题材。笔洗本为儒生常用之物，以梵文、莲花装饰其上，明代尚释之风可见一斑。
[1]（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2000年。
[2]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重庆出版社，2010年。
[3] （明）文震亨：《长物志》，《中国艺术文献丛刊·长物志·考槃余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4] （明）高濂：《遵生八笺》，黄山书社，2010年。
[5] （明）屠隆：《考槃余事》，《中国艺术文献丛刊·长物志·考槃余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