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流派及工艺特点研究

中国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流派及工艺特点研究

韦江胜

【摘 要】清代时期在我国的青铜器修复领域中形成了四大流派，分别为北京派、苏州派、潍坊派、西安派。这四大流派都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和工艺特色，其中有的流派传承至今，他们的一些技术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很多传承人今天仍然奋斗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

【关键词】青铜器 传统修复 技术流派 北京派 苏州派 潍坊派 西安派 工艺特点

中国古代有着非常繁荣的青铜文化，也产生了数量众多且十分精美的青铜器。这些宝贵的青铜器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后，受到埋藏环境和自然界中各种腐蚀因素的影响，或遭到人为因素的破坏，所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和损坏。为了避免青铜文物受损，影响或失去其原有价值，所以对它们进行保护与修复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很多修复方法，其实是从我们的先辈那里流传和发展而来的。例如，在清代青铜器修复领域中的四大流派，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和工艺特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中笔者将就这四大流派及其技术特点与大家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北京派，简称京派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大开，侵略者不仅肆无忌惮地烧毁了众多古迹，而且还大肆洗劫中国文物。因此活跃了欧美、日本等国的文物市场，也刺激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古玩商、投机分子纷纷来到中国“淘宝”，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活动。为了迎合外国古玩商的口味，形成了表面华丽、形制精巧、地子漂亮、锈斑逼真的“北平造”，并且根据不同国家的喜好制作出了“西洋装”和“东洋装”两个不同类型的铜器。

北京派的技术特点是尽量复制得华丽、精巧、形制奇特，地子、锈色做得十分逼真，以仿商周重器和鎏金器较多，最具特色。北京派有史可查的资料有一百多年，尽管时衰时盛，但脉络清楚从未中断。北京派传人解放后大多进入全国各地的文物博物馆系统工作，队伍更加壮大。所以北京派是至今为止传承有序且最为昌盛的一派，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派。

北京派的创始人就是当时在清宫造办处负责修复宫廷内珍藏的历代青铜器的“歪嘴于”。据《北京民俗文化宝地：百年琉璃厂》中记载，“歪嘴于”，河北衡水人，光绪年间来到京城，在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的古铜局里，帮着太监们修复古铜器。所以他的修复技术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从太监们那里学来的。也有人说“歪嘴于”自身也是太监，但这点目前尚无定论。后来他在老乡孙虞臣的建议下，自己开了一个古铜局，叫“万龙合”，专门给古玩店和宫里修理青铜器。“歪嘴于”前后一共收过七个徒弟，其中最有名并且最终传承了他的衣钵的，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徒弟，后来被世人称作“古铜张”的张泰恩 。张泰恩后来又带了十几个徒弟，其中有七位在青铜器修复行业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分别是张文普（号济卿）、王德山、贡茂林、刘俊声、张书林、张子英、赵同仁，其中最杰出的是他的侄子，后来被世人称作“小古铜张”的张济卿。

张文普，号济卿，1902年生于河北冀县。13岁时来到京城，跟随其叔叔张泰恩学艺。因其心灵手巧，善于钻研，为琉璃厂彬记和同益恒等古玩店修过很多古铜器。他修理“生坑”“熟坑”古铜器的技艺高超，能将一堆碎片恢复成青铜器原形。不但能补缺、錾花，还能刻铭文、做伪锈，闻名于京津沪地区的古玩行，人称“小古铜张”。1930年他离开了“万龙合”，在前门外草场二条自立门户，并陆续收了七个徒弟，他们是张兰会、高英、赵振茂、李会生、冀承奎、贡聚会和侯振刚。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各自教出了一些徒弟，其中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各地的博物馆，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文物修复人员。

图1就是“古铜张”派传承三代的谱系情况，也是北京派继“歪嘴于”之后，第二代至第四代的传承情况。这里面有不少人都为我国的青铜器修复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京派的第五代传人是王振江、付金凯、白荣金、赵家英、贾文超、霍海峻、贾文熙、万俐、贾文忠、杨晓乌、郭移洪等，他们也是目前我国青铜器修复领域中的中坚力量。

北京派的第三、四、五代传人几十年来不断地摸索、借鉴，不断创新、完善工艺，使京派修复技艺日臻完美。不论是拼接碎片，还是錾刻花纹、铭文，不论是做各色漆皮地子，还是喷、点锈蚀，不论是鎏金，还是金银错，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传统工艺，一般人难辨真伪，享誉海内外。当然这套传统技法是经过几代人的经验积累，是不断借鉴和吸取其他行业技术的结晶。如：张济卿偷学木匠“榆木擦漆”，改进做锈，进而王德山“漆地磨光”“点土喷锈”；高英发明出平头錾子刻花纹，引进佛作铸造、鎏金技术。有的甚至是引进外国技术，如倪玉书从日本山中商社学来的化学腐蚀，倪又将此法传给张济卿，张用化学方法咬旧。正因为京派善于学各家之长、补己之短，适应市场需求，使得京派修复技艺长盛不衰。另外，很多高手被外省市聘用，也使得京派传人遍布大江南北。特别是“文革”后期，百废待兴，各省市出土大量文物亟待抢救。国家文物局及时委托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举办文物修复培训班，为全国十几个省市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使京派技术传遍全国。即便在今天，很多省市博物馆的铜器修复仍与北京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笔者就曾跟随北京派的第五代传人霍海峻老师学习青铜器修复，并将京派的修复技法运用到本馆的青铜器修复中。

二、苏州派

苏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历代为达官富商、文人名士的聚集区。一座座小巧玲珑、别致典雅的小庭院，把苏州装扮成为园林之城。经济上的富足，促进了文化品位的提高，也助长了附庸风雅之风。家中常以陈设几件古铜器以示高贵典雅，导致古玩商们大肆经营古玩伪器，形成了“苏州造”特有的风格。苏州派的技术主要来源于民间，是与吴地一带历史悠久的青铜器铸造加工及仿古技术密切相关的。吴地一带自春秋时期就开始冶炼铸造青铜器，北宋时期的青铜器仿古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所以苏州在明清时期就已成为仿古制作的基地，仿制老银器的历史更是早于北京派 。民国期间铸造的仿古青铜器也是以苏州最佳，其中以周梅谷、刘俊卿、骆奇月、蒋圣宝、顾湘舟、金润生等为代表，尤其是周梅谷，对后来南派的青铜器修复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梅谷（1882—1951年），著名碑刻家、篆刻家，吴昌硕的入室弟子，擅长碑刻、印章、书法。他本人并不擅长青铜器的冶铸仿制，他所从事的主要还是青铜器的仿古经营。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并不能算作苏州派传统青铜器复制技术、修复技术的创始人，但说他是近代以来苏州青铜器修复、复制技术的奠基人，则一点也不为过。1921年周梅谷在苏州开办了专仿古铜器的作坊，聚集了各类能工巧匠，如擅长浇铸的陶善甫，擅长精刻铜的李汉亭，擅长剥蜡的唐发玉、刘有富，擅长接色的金润生、金满生，擅长木范的黄桂伦、吴麟昆等高手，进行青铜器仿古制作。所仿的青铜器之精美、逼真，让许多鉴定大家亦不能识破。即使是现在苏州的仿古铜器的技术也基本上是继承了周梅谷当时创办的作坊，所以说苏州派的青铜器修复技术是与周梅谷分不开的。

苏州派传统青铜器修复、复制技术的传承，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苏州派的创始人是晚清至民国期间苏州十分著名的“金铜匠”—金云松。他是周梅谷的远房亲戚，由于目前掌握的有关他的资料较少，所以他是否在周梅谷的作坊中工作过，他的技术又是在哪学来的都不得而知。

苏州派的第二代传承人是金云松的两个儿子金润生和金满生。金润生早年是苏州古董业名匠，曾在周梅谷的作坊里做活。他所仿制的青铜器，能够以假乱真。1955年，为了修复寿蔡墓出土的文物，他与弟弟金满生来到安徽合肥，并在此安家。金润生后来留在了安徽，为安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弟弟金满生后来又回到了苏州，其后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这也是我国现在的文物修复界之所以将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院视为“南派”之源的原因。

南派的第三代传人是金学刚（见图2）、李永和与王金潮。其中金学刚和王金潮在文物修复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金学刚是金润生的儿子，1945年出生，14岁时跟随父亲学习祖传技艺，从事青铜器修复六十余年，被世人称作“复活国宝的能手”。王金潮，1949年出生，浙江杭州人，金满生的弟子，曾修复多件玉衣，在青铜器粘接技术方面有很大贡献。曹心阳、靳鹏、金鑫等是金学刚的徒弟，于伟、黄河、李军、田建花等是王金潮的徒弟，他们都属于第四代传人，目前都在青铜器修复界工作，为文物修复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南派的技术特点是：多以仿制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为主，仿得精致、逼真。青铜的合金成分和北京派的有所不同，他们在冶炼铜的时候一般会在里面加入银元或银元宝，因此生成的地子亮而闪白 。皮色乃是用大漆加上颜料调出来的。分铸组装时不打磨掉铸造痕迹，没有垫片，器身上常带有砂眼，伪器与原物尺寸上常有出入。铜质较好，纹饰也流畅逼真，铭文錾刻得比较深，而且规整流畅。器物的口沿、扉棱的边缘和棱角处常显得生硬，缺少圆润、柔和之感。总而言之，苏州派仿得青铜器在铜质、皮色、锈色、纹饰及铭文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铸造的技法与“潍县造”相比显得精细很多。仿熟坑器物比北京派还要好，但是仿生坑器物则不如北京派。

三、潍坊派

山东潍县（今潍坊）地处水陆交通枢纽，北上济南，东到烟台、威海等都经此地，自古经贸交通异常发达，云集了各类手工艺人。早在15世纪（明末清初）就有仿古铜器作坊，特别是清中期，陈介祺将仿古铜之风推向了高潮，至清末民国时期已具规模。

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晚年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于光绪十年（1884年）去世，道光进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在清翰林院任职，官至编修。他毕生精力都用在搜集金石文字，研究金石学，善于拓墨。他从琉璃厂搜集大量印章和铜器，并与琉璃厂德宝斋刘振卿交往甚密。刘振卿是懂金石的古董商，在咸丰、同治年间被古玩界推崇为鉴赏古玩第一人，著名的毛公鼎就是经他引荐给陈介祺的。陈介祺见毛公鼎数百字铭文异常惊喜，用三年俸银来收购，拓印金文潜心研究。陈得此宝鼎后雇马车亲自护送回原籍—潍县，并秘不示人，系子孙永远珍藏之品，直至同治年间才复制了毛公鼎。陈介祺家藏古铜器甚多，多有仿制出售，形制、铭文均合，常为其所骗。据容庚查：“所见孔鼎、陈侯鼎、郳女白鬲，大丰簋等都是潍县产品，制作形似，收藏家未见真器，每为其所欺。”

由于陈介祺及其后人对古铜业推崇复制，所以造就了很多工匠艺人。如有以錾刻花纹、铭文见长的范寿轩，有擅长刻细笔道铭文、又擅翻砂技艺的王荩臣、王海父子，还有展书堂、赵允中、李玉彬、李玉堂、胡延贞、潘承霖、李懋修、山东济南胡麻子及胡世昌、胡世宏父子等人都是做伪高手。当地黄砂，粒度很细且极均匀，透气性好，溃散性强，是极廉价优良的翻砂材料，即便在今天当地老艺人仍用此砂翻铸铜印。潍县仿品大都仿制陈介祺—簠斋的藏品，或按《西清古鉴》的图录仿造。然而清代梁诗正等人编纂的《西清古鉴》尽管对清代研究青铜器有很大推动作用，摹绘甚精，但铭文拓片缩小，亦多失真，还有大约40%是伪器。

山东潍县派仿制老铜器的方法是先塑蜡胎，再以此为模，披砂翻铸铜器。铸出的器物多体重壁厚，有砂眼，经打磨修整后，涂以盐酸等化学材料，埋入地下，盖上湿麻袋，不时喷水，保持潮湿状态，使铜器自然生锈，然后上蜡，冒充传世已久的熟坑铜器。对造型复杂的铜器，就将耳、足、身分铸后，用焊锡拼焊组装成形。潍县派的做锈方法因时间短，很难有地子出现，锈层显得浮薄松软。再如仿制的曶鼎，原件有铭文380多个字，是一件非常重要之器，可惜早年毁于兵火战乱中，仅存传世的拓本。作伪者根据图录仿制原器，并铸有铭文。由于作伪者精雕细刻，又施以假锈，常令一些没有见过真器或不知情的收藏家“打眼”。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半个西周初期的残鼎，残高21.2厘米，乃是潍县派的作品，如果不是眼力好的鉴定家很难辨别。

四、西安派

西安是青铜器仿古作伪比较早的地区之一。西安历史悠久，地下埋藏有丰富的“宝藏”，历年来不断有古铜器出土，是收藏家和古董商们关注的热点。道光年间西安知县刘喜海甚好古铜，到处搜罗铜器，偏爱有铭文的铜器，无铭文的一般他不要。古董商们就投其所好，制作有铭文的伪器。然而铸器做铭费工耗时，且难以逼真欺市，就找工匠在真器上錾刻假铭。铭文或抄袭或杜撰，以至錾刻伪铭之风盛行，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代表人物主要有张二铭俗称凤眼张、苏亿年（苏六）、苏兆年（苏七）兄弟等。他们多在诏版、量器等度量衡器上錾刻伪铭，做锈方法系把伪器直接埋入地下若干年，自然生锈与真锈相似。一件刻有廿六年诏的铜方斗整体都是经过焊接而成的，铭文刻得软弱拙劣，方斗表面已生成较厚的腐蚀层，这不是在短时间内用化学方法做旧就能完成的。在《金文著录简目》中著录的番仲吴生鼎是西安地区出土的干坑器物，此鼎原先并无铭文，现在有铭文十八个字，容庚先生认为这是“凤眼张”的伪刻。

在真器上錾刻伪铭最早就始于西安地区，而西安派最显著的特点就体现在錾刻伪铭上。

近代西安派仿古作伪的基本特点是仿造的青铜器中以度量衡器居多，做假锈的方法是把伪器埋入地下若干年，以使其生成的伪锈与真锈十分接近，这种方法生成的锈与用酸腐蚀、堆积成的伪锈明显不一样。

随着清王朝“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古玩市场在北京、上海及沿海地区日趋活跃，而山东潍坊和陕西西安古玩市场逐年萎缩，工匠也日趋减少，有的进京，有的南下或转产回家种田了，所以潍坊派和西安派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失传了，有关这两派的资料也相对较少，而北京派和苏州派代代相传，他们的传承人在今天的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霍海峻，王五胜，李化元.京派古铜器修复技术百年发展脉络概述[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 （4）.78.

[2]李震，贾文忠.青铜器修复与鉴定[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22.

[3]李震，贾文忠.青铜器修复与鉴定[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23.

（作者单位：广西来宾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