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仏”字缘起与弥勒像辨

仏 字缘起与弥勒像辨-字神辨

汉方

在当下的佛教造像鉴定领域，金申先生是公认的学界泰斗，笔者也是通过阅读他的《佛教美术丛考》《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佛像真赝辨别》等书籍，获益匪浅。经过对古造像的深入接触与研究，于枝节处总结出两处个人意见，与金申先生商榷。

金申先生在《几尊可疑的辽代年款佛像》中有段论述：更好玩的是“佛”字写成“仏”字，这种“仏”字在中国古籍中偶然可见（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可说是唐代的简化字，但多为日本人才这样写，中国的造像上极为罕见。

这种说法从大量博物馆馆藏造像实物来看不准确，举例如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隋开皇十二年汉白玉造像（岐山县出土），该像方形基座的正、侧、背三面刻铭文129字：隋开皇十二年，岁次壬子，十月癸酉，朔廿八日庚子，清信仏弟子王贤良，谨心悚惧，知善可崇，知恶可舍，良苦空无，常仰凭三宝，敬造释迦来像一区。愿弟子上从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永离三徒，众善咸辉，见存之者，普获斯善。别将王贤良、世□佛弟子都督王世兴、息别将贤、佛弟子王仲良、佛弟子王长通、佛弟子王摩珂，佛弟子诸□宜好。有趣的是前两面铭文刻有界格，第三面没有。像座正面铭文与最后一面铭文中的“佛”字写法不同。（见图1、图2）

再检视1953、1954年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造像，仅此一地，就发现有13例造像发愿文中有“仏”字写法，其中东魏6例，北齐5例，隋2例。这13例造像分别是：东魏兴和三年李晦妻王氏造弥勒像、东魏武定元年邸洛住造观音像、东魏武定二年王荣宝造思惟像（见图3）、东魏武定五年邸显造思惟像（见图4）、东魏武定六年杨之造像、东魏武定八年张安祖妻侯箧造像（见图5）、北齐天保二年佛弟子造像（见图6）、北齐天保二年张双卧造弥勒像、北齐天保十年韩郎宾造菩萨像（见图7）、北齐河清二年宋显贵造观音像（见图8）、北齐天统三年邸氏造菩萨像（见图9）、隋大业二年阿□造双菩萨像、隋大业三年步氏造双观音像（见图10）。这13例发愿文中都出现了“仏”字，其中北齐天保二年佛弟子造像发愿文中“佛”字与“仏”字并存。

另有特殊一例，东魏天平四年张买女等造释迦像，该像铭文：天平四年，二月丙寅，朔廿八日，朝阳村邑仪男子、母人、卅人等，谨造释迦像一区，上为皇家祚隆无穷，下为无边众生离苦得洛（乐），后愿邑仪人等，生生世世直（值）仏闻法，道心日增，俱时成仏。文中“仏”字连左侧的单人偏旁也省略了（见图11）。

笔者个人收藏部分唐代造像残石标本，也见此“仏”字。

唐永徽四年造像铭文残石（见图12～图14），该石铭文分布在像座双侧及背面：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八月七日，赵□良为□过父，□合家□外，见□眷属，□阿弥□像一□，上为□帝陛□、法界□生，俱□作仏。

唐弥勒像残石（见图15、图16），基座正面愿文释读为：□□三年五月一日，比丘尼妙相，清信女三相，为亡母敬造弥勒像，上为天皇，下为群生，□□正觉。侧面愿文释读为：□□赵师柬一心供□仏。文中提及之“天皇”为唐高宗李治。《新唐书》载：“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壬辰，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李治在位期间改元十四次，从被尊奉为“天皇”的上元元年到他去世的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年间用足三年的年号有上元（三年）和随后的仪凤（四年），故此像应不出于上元三年或仪凤三年，即公元676年或公元678年的这两年内。

因此，“仏”字不是“唐代的简化字”，应视为南北朝时期即出现的不规范写法，并一直延续到唐。其次，并非“多为日本人才这样写”，在中国的造像中也并非“极为罕见”。相反，是中国的民间匠师在南北朝时期造像铭文中首创这种刻写方式。在修德寺遗址北朝造像铭文中频繁出现，并伴随佛教及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而后被日本大量沿用，最终成为日文“仏”字，是日本模仿与学习中国文化的实证。

近日偶见《金申谈历代佛像的辨伪》一文，刊登在《收藏》杂志2014年11期上，部分古玩类网络论坛也有转载，其中一段论述极不严谨，原文如下：“之所以塑造倚坐弥勒形象，一是因为弥勒是未来佛，为了突出他还坐在兜率天上等待下界这个特征；另一方面他是候补佛，候补佛没有资格盘腿打坐，所以凡是倚坐佛都是表现弥勒的。当看见这类倚坐的佛像，就给他定到武则天时期。这类佛像最典型的便是著名的乐山大佛。”

下文先就弥勒“盘腿打坐”（跏趺坐）像试举几例。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内三尊像，分别是中间（东壁）卢舍那像、北壁阿弥陀像、南壁弥勒像（见图17）。据丁明夷著《北方六省石窟雕塑综述》一文记载，该窟造像是高僧道凭于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所造，然造像有明显的北齐风格（至于究竟属东魏造像还是北齐造像，拟另文考证）。 另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北魏真王五年杨天仁等二百人造弥勒像（见图18），东魏白石像，铭文四字“弥勒世尊”（见图19），都是跏趺坐，可见“候补佛没有资格盘腿打坐”的说法不准确。

另举几例弥勒站像：图20，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魏永安二年韩小华造弥勒像；图21，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太昌元年比丘尼惠照造弥勒像；图22，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兴和三年李晦等造弥勒像。其中，青州韩小华造像、惠照造像都是背屏三尊式，中间站姿佛装弥勒，两边有左右胁侍菩萨，与青州同时期铭文背屏三尊式的释迦造像在雕造形制、等级方面几乎相同。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内三尊像的单跏趺坐姿、手印（一手说法印，一手与愿印）、莲瓣头光、外缘焰纹背光、衣纹乃至基座，几无二致，也直接否定了所谓弥勒的“资格”说。

弥勒除了上述跏趺坐像、站像，另在云冈石窟内还可以见到很多弥勒交脚像，如图23、图24分别是北魏中期云冈窟壁屋形龛内的交脚菩萨装弥勒和佛装弥勒。加之各博物馆所藏弥勒思惟像、倚坐像等，可谓姿仪繁多，无法在此一一详述。

弥勒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形象出现，是否因为弥勒兼具菩萨与未来佛的两种身份？根据佛教典籍，如竺法护所译《弥勒下生经》，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沮渠京声所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弥勒菩萨先上生于兜率天，又于未来世从兜率天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悟得正觉成佛，三会说法化度众生。极有可能因为普通民间信众和石雕工匠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无法清晰界定佛经对弥勒的定义，才造成造像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正如古代造像铭文中，因为部分刻字工匠的文化程度有限，所造成的比较普遍的书写随意、错写漏写的现象。如图19中的修德寺“弥勒世尊”铭文造像，弥勒一词原本是从梵文音译而来，即弥勒菩萨，世尊意为世间最尊贵的人，是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尊称之一。弥勒与释迦牟尼，单纯从佛教教义的范畴来看是完全不同的，而此铭文反映的正是民间造像时常出现的佛、菩萨混淆，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再如北魏孝昌三年张买德造像（见图25），像是佛装，双跏趺坐，手结禅定印的佛形象，铭文内容显示造的却是“观世音像”。再有东魏武定五年张氏造双身像（见图26），铭文中“造白玉像一区”，像名不甚明了。双像有磨光肉髻的佛发及佛装，似为多宝佛像，但造像颈部出现了菩萨装常见项饰。这类情况实属古代造像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现象。

按《金申谈历代佛像的辨伪》一文，是否“当看见这类倚坐的佛像，就给他定到武则天时期”呢？武周时期确实出现相对多一些的倚坐像，但从北魏一直到武则天退位以后，都有倚坐像出现，如果按倚坐佛像就是武周时期造像的推断方法，必然要出大的纰漏。敦煌和云冈、河北省博物馆以及西安碑林藏历代碑、像，都能看到大量的非武周时期的倚坐像，可谓不胜枚举。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造像中，天保七年造弥勒像（见图27），河清二年比丘尼僧想造弥勒像（见图28），也都是倚坐像，与武则天时期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该文应并非出自金申先生亲笔，发表前恐怕也未经金先生本人细审，致有此误。但是作为收藏鉴赏类杂志，理应遵循严谨务实的文风，以避免误导读者，故此撰文提示并盼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