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中国银器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之英国银器珍藏 探索十五世纪至今银器工艺和...

黄超　皇甫安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装饰艺术藏品博物馆，该馆中国银器的收藏品虽数量不多，但大多是历年的征集品和传世遗物。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中国银器藏品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唐代到民国时期，有近1400年的历史。从我们多年对外销银的研究来看，这些银器类型绝对是中国银器中的瑰宝。

下面择选该馆收藏的几件银器精品介绍如下。

17世纪晚期的中国银茶壶（图1），它是众多藏品中的一颗明珠。从外形上看，这件器物在西方人眼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的产品。然而更为确切地说，这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的专供外国人购买的银酒壶，因为直至今日还未发现在中国有使用类似形状或大小的古代银器。对比康熙时期中国人普遍使用的银壶（图2），便能够更明显地证明以上观点。因为在17世纪，中国国人使用的银器大多都使用了图2这种镀金装饰设计工艺，而图1中的银酒壶并没有使用这种设计。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茶壶，从铭文上可以推断出此物是出自广州工匠之手，当年由一位英国商人[1]—普特兰上校（Colonel Putland）从中国购置，并且之后在普特兰家族代代相传。另外，此物还在伦敦的金匠大厅（Goldsmiths Hall）进行过检测分析，证实是在这个时期制作的中国银器之一，当时大部分产于中国却有着仿异域风格的银器都使用了外来的银料。

图3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年代最早的一件中国银器，是一个产于唐代且质量上乘的银杯，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这只杯子虽产于公元750年，制作精良，显然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工艺的影响。域外的银艺被介绍到中国并在宋代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在12世纪晚期形成了一种能被辨认的“中国风格”。此银杯杯壁厚度适中，表面铭刻主题使用了精湛的技艺并且底部附有铭文。该器物是在所谓的外销银时期（1785～1940年）被带到了英国 。

银丝工艺装饰的银盒（图4），据描述显示，该盒约产于1935年，盒上刻有“李生”（Li Sheng）铭文。经观察，这只银盒更像是20世纪早期或19世纪末的产品，而李生则可能是一名零售银匠。银盒内部有木质内层，由此推断该银盒可能是用于存放香烟或雪茄。银丝工艺装饰在其他文化中更多是应用在制作女性使用的产品上，但是中国银器的银丝工艺装饰却用在了18到19世纪男性器物上。这只银盒表面的银丝工艺装饰与18世纪精致的中国银丝工艺作品有所差别，但相比之下其盒盖的纹饰工艺却要复杂得多。

一对附有“李生”铭文的银丝工艺装饰烛台（图5），虽不精美，却是20世纪初众多中国银烛台中唯一兼具银丝工艺和网纹工艺装饰的烛台。银丝工艺装饰早在12世纪率先由萨珊王朝时期的犹太银匠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东方，继而引入中国；紧随其后，则是由另一批犹太银匠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带入中国。这两批犹太银匠大多来自印度西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和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Calcutta）。

论及银丝工艺，从各方面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中国银丝工艺装饰产品各方面远胜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产品。这些工艺的运用能够确认是在广州，但是不能确定究竟是犹太银匠接到零售商的订单制作出的器物，还是犹太银匠将这项技艺传授给了中国的工匠。前一种情况可能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因为犹太工匠在历史上的流动性非常大，广州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

这种中国银丝工艺银器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这种工艺技术传播到了中国，而且传统精良银艺和中国银器风格都受到了近几个世纪域外风格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波斯。世界上各种银器类型本质上都曾受到过其他文化和国家的影响，从而得到了提升与发展。不过，其他金属加工的产品也需要特别关注，如金器和青铜器，这些金属器的工艺及风格却常常保持着其自身的特色。前文已提及中国银器的工艺不可否认曾经受到过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工艺和技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丝绸之路上许多国家的影响，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减弱中国银器的重要性。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王朝更替，银器的风格和工艺却没有消亡，反而在别处得到了保留甚至发展得更好。由此可见，即使是这样小众的银器藏品的制作工艺，也能为观众道出一段历史故事来。

除以上藏品之外，目前不仅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就连其他大多数博物馆，也通常只关注一些主流的中国银器收藏，却忽视了那些具有历史意义和内涵的小众器物，其对中国银器藏品的重视程度令人深为惋惜。能够从记载中查阅到的，就只有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交流系列丛书”最新出版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中选择收录的该馆仅有的8件中国金银器 。这说明了研究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藏品的意义所在，于是就没有竭尽全力使其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藏品类型，当然也就难以打开这些中国银器历史的秘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众多博物馆中十分普遍。又由于所藏中国银器数量有限，因此就难免忽视对这些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旦中国银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就难于在众多藏品中突显其价值。

同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一样，许多城市的人们不仅没有意识到中国银器的价值，更无法认识到中国可能是使用金属银制作器物时间最长、最持久，并一直保持制作银器的传统的国度，更不用提对在这样的传统下存在着的一种制作“中国外销银器”（Chinese Export Silver，后文简称“外销银”）的现象的研究。笔者一直从事中国银器的历史研究，从横跨155年的生产历程来看，外销银可能是在全球银器家族中最庞大的类型，但可惜的是，对于每一件器物个体的研究，现在看来不但缺乏足够的信息，甚至存在信息错漏。这种长期被曲解，甚至完全被忽视的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感可惜。

“外销银”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但此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述，并不完全适用于这种银器类型本身。事实上，当时的研究是基于美国一位18～19世纪麻州湾（Massachusetts Bay）的商人的家族传世品。这些遗产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有限。他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活跃于波士顿与广州之间，于是这些传世品便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从中国出口的银器，外销银这一说法便源于此。所谓外销银的研究也是这位商人的后裔所提出的。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基于一些被带到美国并且数量有限的银器而得出的结论，却被一直沿用至今，显然，是一种不准确的假设。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外销银时期大约只延续了55年（1785～1840年），且当时仅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银器从广州出口至西方，而其余大多银器都是在中国生产，且仅供国内使用。这方面的内容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装饰艺术藏品博物馆，该馆中国银器的收藏品虽数量不多，但大多是历年的征集品和传世遗物。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中国银器藏品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唐代到民国时期，有近1400年的历史。从我们多年对外销银的研究来看，这些银器类型绝对是中国银器中的瑰宝。

下面择选该馆收藏的几件银器精品介绍如下。

17世纪晚期的中国银茶壶（图1），它是众多藏品中的一颗明珠。从外形上看，这件器物在西方人眼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的产品。然而更为确切地说，这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的专供外国人购买的银酒壶，因为直至今日还未发现在中国有使用类似形状或大小的古代银器。对比康熙时期中国人普遍使用的银壶（图2），便能够更明显地证明以上观点。因为在17世纪，中国国人使用的银器大多都使用了图2这种镀金装饰设计工艺，而图1中的银酒壶并没有使用这种设计。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茶壶，从铭文上可以推断出此物是出自广州工匠之手，当年由一位英国商人[1]—普特兰上校（Colonel Putland）从中国购置，并且之后在普特兰家族代代相传。另外，此物还在伦敦的金匠大厅（Goldsmiths Hall）进行过检测分析，证实是在这个时期制作的中国银器之一，当时大部分产于中国却有着仿异域风格的银器都使用了外来的银料。

图3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年代最早的一件中国银器，是一个产于唐代且质量上乘的银杯，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这只杯子虽产于公元750年，制作精良，显然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工艺的影响。域外的银艺被介绍到中国并在宋代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在12世纪晚期形成了一种能被辨认的“中国风格”。此银杯杯壁厚度适中，表面铭刻主题使用了精湛的技艺并且底部附有铭文。该器物是在所谓的外销银时期（1785～1940年）被带到了英国 。

银丝工艺装饰的银盒（图4），据描述显示，该盒约产于1935年，盒上刻有“李生”（Li Sheng）铭文。经观察，这只银盒更像是20世纪早期或19世纪末的产品，而李生则可能是一名零售银匠。银盒内部有木质内层，由此推断该银盒可能是用于存放香烟或雪茄。银丝工艺装饰在其他文化中更多是应用在制作女性使用的产品上，但是中国银器的银丝工艺装饰却用在了18到19世纪男性器物上。这只银盒表面的银丝工艺装饰与18世纪精致的中国银丝工艺作品有所差别，但相比之下其盒盖的纹饰工艺却要复杂得多。

一对附有“李生”铭文的银丝工艺装饰烛台（图5），虽不精美，却是20世纪初众多中国银烛台中唯一兼具银丝工艺和网纹工艺装饰的烛台。银丝工艺装饰早在12世纪率先由萨珊王朝时期的犹太银匠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东方，继而引入中国；紧随其后，则是由另一批犹太银匠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带入中国。这两批犹太银匠大多来自印度西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和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Calcutta）。

论及银丝工艺，从各方面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中国银丝工艺装饰产品各方面远胜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产品。这些工艺的运用能够确认是在广州，但是不能确定究竟是犹太银匠接到零售商的订单制作出的器物，还是犹太银匠将这项技艺传授给了中国的工匠。前一种情况可能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因为犹太工匠在历史上的流动性非常大，广州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

这种中国银丝工艺银器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这种工艺技术传播到了中国，而且传统精良银艺和中国银器风格都受到了近几个世纪域外风格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波斯。世界上各种银器类型本质上都曾受到过其他文化和国家的影响，从而得到了提升与发展。不过，其他金属加工的产品也需要特别关注，如金器和青铜器，这些金属器的工艺及风格却常常保持着其自身的特色。前文已提及中国银器的工艺不可否认曾经受到过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工艺和技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丝绸之路上许多国家的影响，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减弱中国银器的重要性。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王朝更替，银器的风格和工艺却没有消亡，反而在别处得到了保留甚至发展得更好。由此可见，即使是这样小众的银器藏品的制作工艺，也能为观众道出一段历史故事来。

除以上藏品之外，目前不仅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就连其他大多数博物馆，也通常只关注一些主流的中国银器收藏，却忽视了那些具有历史意义和内涵的小众器物，其对中国银器藏品的重视程度令人深为惋惜。能够从记载中查阅到的，就只有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交流系列丛书”最新出版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中选择收录的该馆仅有的8件中国金银器 。这说明了研究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藏品的意义所在，于是就没有竭尽全力使其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藏品类型，当然也就难以打开这些中国银器历史的秘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众多博物馆中十分普遍。又由于所藏中国银器数量有限，因此就难免忽视对这些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旦中国银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就难于在众多藏品中突显其价值。

同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一样，许多城市的人们不仅没有意识到中国银器的价值，更无法认识到中国可能是使用金属银制作器物时间最长、最持久，并一直保持制作银器的传统的国度，更不用提对在这样的传统下存在着的一种制作“中国外销银器”（Chinese Export Silver，后文简称“外销银”）的现象的研究。笔者一直从事中国银器的历史研究，从横跨155年的生产历程来看，外销银可能是在全球银器家族中最庞大的类型，但可惜的是，对于每一件器物个体的研究，现在看来不但缺乏足够的信息，甚至存在信息错漏。这种长期被曲解，甚至完全被忽视的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感可惜。

“外销银”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但此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述，并不完全适用于这种银器类型本身。事实上，当时的研究是基于美国一位18～19世纪麻州湾（Massachusetts Bay）的商人的家族传世品。这些遗产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有限。他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活跃于波士顿与广州之间，于是这些传世品便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从中国出口的银器，外销银这一说法便源于此。所谓外销银的研究也是这位商人的后裔所提出的。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基于一些被带到美国并且数量有限的银器而得出的结论，却被一直沿用至今，显然，是一种不准确的假设。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外销银时期大约只延续了55年（1785～1840年），且当时仅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银器从广州出口至西方，而其余大多银器都是在中国生产，且仅供国内使用。这方面的内容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