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尔与他的中国佛教造像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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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掀起了前往遥远的东方探险的热潮，也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们与古董商们对中国古代文物与艺术品的极大兴趣。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无计其数的中国珍贵文物外流。佛利尔（图一）的收藏和他的美术馆便是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佛利爾与他的中国艺术收藏[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来自著名东方艺术收藏家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的捐赠（图二）。1856年2月25日，佛利尔出生于纽约州的肯斯顿（Kingston）。他的祖先是法兰西胡格诺教徒（Huguenots），因17世纪的宗教迫害而逃离法国。佛利尔的小学与初中是在公共学校学习的。14岁时，他进入了邻居开办的水泥厂工作。16岁时，他成为了位于肯斯顿的John C. Brodhead总店的一名店员。在同一座办公楼里，有纽约肯斯顿与锡拉库扎（New York， Kingston& Syracuse）铁路的办公室，Col. Frank J. Hecker是该铁路的主管。Hecker被年轻的佛利尔的工作能力所吸引，并在1873年将佛利尔雇入了自己的公司。佛利尔从此开始了自己真正的铁路工作生涯。几年的铁路工作之后，佛利尔跟随Hecker来到底特律，参与了制造火车的半岛火车工厂组织并成为财务助理。1880-1900年间，佛利尔致力于这个火车制造公司的工作，1900年退休，时年44岁。在其后的19年里，佛利尔以极大的兴趣专心致力于他的艺术品收藏及研究。

在1880年代初期，佛利尔开始了他的艺术品收藏。1888年，他开始将自己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艺术，并进而转向了中国古典艺术。佛利尔于1895、1907、1909、1910-1911年共四次访问东亚国家。在这些旅行与访问之中，佛利尔对一些公共与私人艺术品收藏进行了研究，与当地学者、收藏家们探讨有关问题，同时购买他感兴趣的艺术品以丰富其收藏。佛利尔的日记与信件展现了他从这些访问中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对自己学识的评价。

佛利尔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895年，当时他39岁。实际上，他的首次中国行是前往日本途中在香港三天与上海一周的停留，却对这个他仅投以短短一瞥的国家极为欣赏，并从此开始构筑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

1907年，当佛利尔在12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已是闻名遐迩。与前次相同，这次的中国行也很短暂。他抵达香港时，正值星期日复活节的3月31日。在那里，他购买了一些中国陶瓷器，然后于4月2日前往广东去买更多的艺术品。与香港的西方风格浓郁形成鲜明对比，被古城墙围绕着的广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再次返回香港，又买了一些陶器与青铜器，再前往上海。在上海逗留的三天时间里，他集中精力购买了一些文物，然后乘船前往日本。

两年以后的1909年，佛利尔再次来到香港。他住在德国驻港总领事位于山间的别墅里，可以远眺欣赏香港湾的美景。德国总领事也十分喜爱中国古代艺术，给佛利尔介绍认识了许多来自广东与香港的古玩专家、收藏家与古董商人。两人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之后，佛利尔前往上海，短期停留后前往山东青岛，那里是德国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接着经由天律前往北京。在天津访问期间，他参观了满洲贵族、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端方（1861-1911）的私人收藏。在佛利尔的眼里，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私人收藏，而端方也是他遇到过的最热情与最有才情的收藏家。

在北京，佛利尔参观了几个最为著名的历史建筑，包括天坛、先农坛、鼓楼等。为了方便处理自己的生意，他在北京内城租了几间房子。喧闹的北京内城极大地吸引着他，他认为堪比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埃及的开罗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北京城外的旅行中，他参观了颐和园、长城、明十三陵。在四个半星期的北京之行里，佛利尔积累了一批收藏，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与绘画。在离开北京之前，他把购买的所有中国艺术品打包装了八个货运箱，运往位于底特律的家中。他极为自豪地写道，这些购买使他的中国藏品水平超越了他的日本与波斯藏品。首次中国首都之行的成功促使他于第二年再次访问北京。

佛利尔最得意的中国之行是 1910-1911年的最后一次访问。在这次旅行期间，佛利尔的日记与通信里充满了古董商与收藏家以及当时著名的古董鉴赏家的名字，如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等。在此期间，他整日忙于工作与学习研究。1910年9月11日，佛利尔从日本长崎市抵达上海，当天就前往一些地点参观中国陶瓷器与绘画作品。三天后，他乘船前往青岛，并在同月21日之前抵达北京。他参加了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战争部长举办的晚会，并由此关系得以参观了清廷的紫禁城。他又一次访问了住在天津的端方，参观了以前没有看到的著名藏品。

佛利尔最后一次中国行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访问中国内地。10月29日，他乘火车前往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次日到达开封。那里的古城、古寺与宫殿遗址令他着迷。他描述道，开封对他来说，就好比是日本奈良的法隆寺，令他神往。在开封之外的旅行中，他参观了著名的巩县大力山石窟寺。参观河南洛阳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是他在中国最困难、最危险的旅行。那时的龙门东山与西山石窟前是车水马龙的公路，几乎没有一处安全所在，因为山间的洞窟给当地拦路抢劫的土匪们提供了藏身之所。中国的官员和朋友们都提醒佛利尔注意安全（图三）。

在前往龙门之前，佛利尔咨询了北京清政府下辖的河南省副总督，后者特意拨给佛利尔考察队六名士兵全程保护。佛利尔的考察队还包括一名厨师、一名摄影师、一名仆人、一名翻译。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佛利尔和他的队员们每天都在龙门石窟工作很长时间，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崖间拍摄了大量的关于各种洞窟与雕刻的照片。这些照片现保存在佛利尔美术馆的档案室中，为学习与研究中国佛教雕塑的学者与学生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历史古迹的当时记录。

回到北京后，他的时间都被购买陶瓷器、青铜器、绘画所占据了。12月21日，佛利尔离开北京前往沈阳，去探访那里的宫廷文物收藏。之后，他去了大连与旅顺，再乘船前往上海。在上海，他见到了著名收藏家庞元济（1864-1949）收藏的文物精品，并购买了庞的一些艺术品。其中包括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锁谏图》的元明时期摹本，表现的是十六国前赵国廷尉陈元达向皇帝刘聪冒死进谏的情景，画面气氛紧张，人物表情十分传神生动，是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人物画中的杰作。

在长时间的旅行与文物购藏活动之后，佛利尔决定给自己放放假，与几位朋友去美丽的杭州来一次愉快轻松的旅行。他们租了两艘被命名为“安妮（Annie）”与“洛伊斯（Lois）”的大船，由纤夫拉着，经河道与运河从上海前往杭州。佛利尔的日记与信件中洋溢着他对这个美丽城市的激动心情以及对西湖与周边环境的欣赏，他的最后一次中国之旅也达到了高潮（图四）。

1911年2月20日，佛利尔乘火车从杭州返回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长崎。他的中国旅行日记中有大量的内容记录了中国著名的瓷窑及其产品的特征[2]，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物的研究之深。他还尝试学习一些中文口语，日记中记着一些中文基本词语的发音。回到美国之后，费时日久的藏品著录工作和疾病使他未能再次前往东亚访问。

佛利尔将约9000件艺术品遗赠给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又有约2000件艺术品加入了他的收藏之中。1919年9月25日，佛利尔辞世于纽约。之后，佛利尔的藏品也从底特律运到了华盛顿。1923年5月2日，他建立的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建立佛利尔美术馆的目的，据佛利尔自己之言，是为了使他的藏品能够面向美国人民，鼓励与促进对这些东方艺术品出产国家之文明的继续研究。在今天，不论是在何地收藏或研究亚洲艺术，佛利尔美术馆的藏品都被认为是建立公共与个人亚洲艺术品收藏、评估其藏品质量的极佳标准。

对佛利尔收藏的中国佛教造像的研究与著录

在佛利尔美術馆的大约11000件收藏品中，有约330件中国佛教雕塑作品，使该馆成为西方世界最好的中国佛教艺术收藏之一，包括佛、菩萨、弟子、罗汉、天王、力士、供养人、飞天等造像种类，上自5世纪的南北朝，下迄20世纪。从材质方面分类，包括木雕像、夹苎干漆像、鎏金铜像、石雕像、瓷塑像、金像、水晶雕像等。其中不乏在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精品，在此仅举数例。佛利尔收藏的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金铜弥勒佛像，是研究南朝早期造像的珍贵材料，它几乎是每个写中国佛像造像史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件珍品（图五）。一件包含了三身供养人的浮雕像凿自河南巩县大力山石窟第1窟前壁（南壁）西侧龛，是恢复巩县石窟完整性的重要实物资料（图六）。一件背屏式立佛三尊像，表现着典型的北魏晚期汉化传统（图七）。北齐时代的精品有河清三年（564）比丘道政等造像碑（图八）、北齐思惟菩萨石雕像（图九）等，而来自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的北齐第2窟前壁门洞上方的《西方净土变相图》浮雕，是现存最早的石雕经变题材作品（图十）。一件石雕神兽，其原始位置可以追溯到河北邯郸北响堂山石窟北齐皇家开凿的北洞（大佛洞）（图十一）。一件罕见的圆雕结跏趺坐菩萨像，应是河北邺城一带公元六世纪晚期的代表风格（图十二）。隋开皇十七年（597）吴氏等造金铜立佛与二菩萨像，则是隋代金铜造像中的精品（图十三）。一件隋代夹苎干漆坐佛像，是研究中国漆像制作工艺的珍贵实物（图十四）。一件隋代卢舍那法界像是现存这类题材造像中最为精美、构图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尊（图十五）。来自西安宝庆寺的原唐代长安城光宅寺武则天捐造的七宝台的一尊十一面观音像，代表了武周时期（690-705）最上乘的造像工艺（图十六）。此外还有十分典型的唐代金铜观世音菩萨像（图十七）和内地少有的元代石雕菩萨坐像（图十八）等。

对佛利尔美术馆的中国佛教雕塑藏品的研究与著录约开始于1910年。Berthold Laufer（1874-1934）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尤以东亚语言见长。他在1910年前后帮助佛利尔鉴定了一些其收藏的中国佛教造像，主要针对断代与题材的考证。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位帮助佛利尔鉴定其中国佛教雕塑的学者。其后，陆续研究过这批藏品的学者有美国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家、曾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担任东方艺术策展人的华尔纳，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与东亚研究学者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佛利尔美术馆的助理策展人Grace Dunham Guest（1872-1964），首任佛利尔美术馆馆长John Ellerton Lodge （1876-1942） ，佛利尔美术馆的第二任馆长Archibald Gibson Wenley（1897-1962），再任馆长John Alexander Pope（1906-1982），瑞典著名的东方艺术史专家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佛利尔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副策展人梁献章（Hin-Cheung Lovell），先为该馆策展人后成为馆长的罗谭（Thomas Lawton，1931-），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艺术史系教授何恩之（Angela Howard），以及现任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策展人的司美茵（Jan Stuart）等。这些学者的观点与研究都保留在该馆策展人档案之中，成为藏品研究的重要史料。

1999年10月1日，笔者受邀前往华盛顿，作为访问学者在佛利尔美术馆工作两年。当时的工作重心是中国佛教雕塑，考察记录该馆收藏的所有三百多件中国佛教雕塑作品，包括抄录所有造像题记。司美茵女士担任笔者的指导者。最终完成出版的《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一书，首次在中国发表了这批艺术宝藏，也是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发表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全部中国佛教雕塑作品，希望能为其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這部分内容的编写系根据John A. Pope，“Preface”，刊于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China（Tokyo： Kodansha Ltd.，1971），第9-14页。

[2]佛利尔在龙门石窟的日记以及所拍摄的部分照片，参见查尔斯·兰·弗利尔著、李雯/王伊悠译：《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