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津
贵州省博物馆珍藏的宋人墨迹——《信宿帖》，是北宋名臣韩琦仅存的书迹。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封魏国公，卒谥“忠献”。他作为当时重要的军事将领，曾多次率兵抵御西夏元吴的进攻，战功显赫。史书记载他“为陕西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宋史·列传第七十一》）。可见他在当时不仅位高权重，而且也是德高望重的。
韩琦在家乡修了座宅院，名曰“昼锦堂”，请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欧阳修作文以记。欧阳修欣然接受，作《相州昼锦堂记》，流传后世，在清代吴楚材等所编《古文观止》中可读到。关于昼锦堂，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有相关的篇章，在董其昌这样的大书画家的作品中也有表现。为请欧阳修写这篇文章，韩琦先后写过两封信给欧阳修。这两封信在明代朱存理《铁网珊瑚》中有著录，其一为《乞欧阳修记昼锦堂札》，其二名《记成谢欧阳修札》。现在笔者在文中所谈的是后者，名曰《信宿帖》。它和字迹模糊的另一札，以及其他十余人的题跋被装裱成了一长卷。在这件字迹模糊的信札中，仅有少数字隐约可见，根本无法知晓文中所云何事。
韩琦《信宿帖》全文如下：琦再拜启，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琦前者则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词濬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
在《信宿帖》之后题跋的人依序是：蔡景行、泰不华、杨敬德、祝蕃、班惟志、郝时升、王景平、赵季文、李齐、张圣卿、李懋、陈梁、王鸿绪、高士奇。这件长卷上有不少印玺。仔细观看，韩琦信札右边由上至下分别钤有白文圆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石渠宝笈”、朱文椭圆印“御书房鉴藏宝”、朱文方印“简静斋”、朱文方印“江村秘藏”、朱文长方印“高士奇图书记”；信札后山上至下分别钤有白文圆印“乾隆鉴赏”，朱文圆印“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朱文长方印“三希堂精鉴玺”，白文方印“宜子孙”，朱文方印“竹窗”。在字迹模糊的信札上，前段有二印模糊不可辨，后端由上至下分别钤有朱文方印“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士奇”，白文方印“高澹人”，朱文长方印“竹窗”，朱文“高”、“岱”连珠方印。
关于卷中的十余人的跋文内容，总的来看，皆是对韩琦人品、功勋业绩以及书艺的赞誉之词。从这些跋文中，反映出了该信札在北宋以后的大致流传过程。限于文章篇幅，笔者在此选录三位题跋者的跋文，以飨读者。
其一，蔡景行行书跋：“忠献平生立朝，大节勋业之盛，炳炳照映穹壤，为一代伟人，故不必赘陈矣。至于天性清简，一无所好，惟家藏图笈数万卷，每卷尾必题曰：‘传贤子孙，信乎？子孙之贤而后可传于永久也今观二帖银钩铁画，出入于唐贤颜柳之间，其端重刚劲，类乎为人。百世之下见者肃容瞻慕焉。元帅萧侯珍藏既久，闻公嫡孙诚之，笃学好修，克绍乃祖风烈，遂不远千里以奉之。忠献在天之灵，殆非偶然者。诚之其贤子孙哉，二帖之传当不坠先志携李。”款：“蔡景行拜手书”；钤“蔡氏恒之”、“忠意后人”二朱文方印。
其二，李懋隶书跋：“晋唐诸名贤，墨妙天下所共宝，然其存者不数本，苟或出售，人争购之，虽几百千缗在所不校外，此则漫不加意慕名之习一至于此。天台萧侯说礼乐而敦诗书者也，英贤札翰靡所不蓄，其仰止高山之意深矣。堂堂魏公亘古几见，诵其遗言余论，犹足使人感慕而兴起，况夫手泽之华然者，珍藏熟玩不犹愈于徒尊字画之工哉。萧侯不惟宝藏之而已也，又能推锡类之心，割所爱以奉公之耳。孙诚之载拜登受熹而后所知也，意者神物护符，知诚之与侯善故，假手于矢以归之，尔不然何以得之，有其道如此也。二帖前后凡四十三字，粉墨磨灭才可见者已十之三，宝之宝之。诚之又以萧侯手书并装于帖后，以无忘所自得是亦宜书。”款：“至顺辛末立春日，中山李懋端肃敬跋。”钤朱文“李子才”方印。
其三，高士奇楷书跋：“有宋故多名臣，其间出入将相身系天下之安危，而复能以文采照后世者，则范文正、韩忠献二人为称首。方是时，西夏数用兵，二公以帷幄重臣出总戎机，日不暇给。忠献定策两朝，典政最久，□于翰墨之事，不复留意。今所流传笔札，字画端谨，结构精密，若燕居无事，从容而出之者。虽书法专家□以过焉。因想见古大臣居心凝重，事无论钜细，罔有慢易欲速，率意以为之者。柳诚悬心正笔正之说，殆不虚矣。往余得文正二札，宝之箧笥。甲戌十月，蒙召再至京师，复得忠献遗迹，喜不自胜。按吴郡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载，有忠献二帖，一为《乞欧阳文忠记昼锦堂札》，一为《记成谢文忠札》。今止后札存，而另以一束并之，虽纸墨漫漶，字法实出一手。御史大夫王俨齐先生玩索偏傍，断是与杜祁公赤牍，先生精鉴博雅，当非妄语。又按书品后有晦公跋语，惜不可得所存九跋。率元时，钜公以文章节义传者，但诸跋内有抚字流亡之语，而二帖中无此，岂更有一帖，令失之耶。自古能书者不少，非其人品事业卓卓可纪，只一艺耳。若二公者，与日月争光可也。忠献凡三领相州，所与文忠书年月前后，俨齐先生考据甚口，余故不复赘云。”款：“康熙丁丑九月，廿六日，舟过仲家口，书于卷末，江村高士奇。”钤白文方印“澹”、朱文方印“人”。
从以上各人的题跋中，可以理出此信札在宋以后由私家流藏辗转的过程。南宋时期藏于何处，跋文找不到相关信息。元代时，书札被一肖姓元帅所收藏，此人敬仰韩琦的为人，将此札赠与韩氏家族的后裔诚之，此事在蔡景行、祝蕃、李懋、杨敬德、泰不华、张圣卿这几位的跋语款中能反映出，并从款文时间里证实他们均为元人。在李懋题跋中便能读到“萧侯不惟宝藏之而已也，又能推锡类己，心割所爱以奉公之耳孙诚之”。再如元至顺三年（1332年），杨敬德题跋道：“右魏公真迹也，萧元帅北野相君藏矣，未尝出以示人，以诚之敦厚长者，特还以合浦之珠，克获旧物岂不为韩氏庆乎。”在这几位元人的题跋后，有李齐、陈梁、赵季文跋文，无纪年，尽是赞誉之词。其中李齐，王鸿绪在跋文中介绍他字公平，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第一，也是元人。至于陈梁、赵季文，判断不出是何时人。在诚之之后到清代以前，手札又归藏过何人，跋文中无反映，可能作为祖宗之物长期保存于韩氏家族的后代手中。
清代前期，手札落入了当时的大收藏家高士奇手中，他请王鸿绪作跋，王作了长跋，对韩琦书札及几位题跋者的情况都作了考证。高士奇本人的题跋列于卷末。高士奇是韩琦书札的最后一位题跋者，也是最后一位私家收藏者，这件墨迹在他家保存了一段时间后，归于皇家宝藏。乾隆十五年（1750年）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时，梁诗正、蒋溥等人据皇宫内府所藏法书，摹集上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长卷中的韩琦墨迹及跋中的蔡景行段，被一起刻入法帖的第八册中。产生于北宋的这件墨迹经数百年的私家保存，最后流入清官大内，后来的经历就是随着满清覆灭，宣统逊位，离开清宫，流入民间，不知又辗转了多少藏家之手，最后归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上述为韩氏墨迹的产生及大致流传过程。对于这件以楷书书写的信札，笔者从书法赏析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以求教于方家同道。
纵观我国书法史的发展，唐代是晋代以后又一发展的重要兴盛时期，在书法诸种字体楷、行、草、篆、隶中都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名家，在楷书、草书上比较前代有着更为明显的突破。例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颜真卿楷书，书风浑厚雄强，成为魏晋以来，钟繇、王羲之父子之后，使楷书风格产生突破性变化的一位大家。到了宋代，承袭唐、五代的既成书风流向，并继承了文人的传统，书法与诗歌成为士大夫们必备的修养。当时，在书法的研习上，以颜真卿楷书为宗的人很多，书法史上的所谓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取法颜氏，并从颜真卿、柳公权的肃穆书风中脱变出来，形成了轻快活泼、恣肆放达的风格。韩琦生活在这样一种书风取向的时代，在史书中介绍他：“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宋史·列传第七十一》），可见其读书勤奋，并天资聪颖。在书法他也下过大功夫，《书林记事》一书中这样描述：“韩忠献少年贫时，学书无纸，庄门前有大石，就其上学字，晚即涤去。遇烈日及小雨，张敝伞自蔽，率以为常”，足见他在书法上用功之勤与艰辛。韩琦的书风受时尚的影响，从这件墨迹中可见，其中的字迹受颜楷的熏陶很深，视觉上字字雄劲端重，丰腴俊逸，极善运用点画的粗细对比与钝锐对比。对于纵向的笔画，在行笔时，按笔较重，举墨迹中具体的字为例，如竖、点、撇、捺这些笔画都显得较粗，还有粗笔中画饱满，出锋处又强调锋芒。字左边的竖笔往往轻于右边的。横笔写得较轻，在行笔提按的轻重上，形成横轻竖重的差别。视觉上感受他的书风，大气磅礴，多力丰筋，有着浓厚的颜鲁公楷书气象。静读此手札，细细地赏玩，笔者有这样的感觉：虽然韩琦的楷书“颜字味”重，但是在用笔的方法取向上，还是兼糅别家风格的，不完全囿于颜书一家之中，柳公权楷书的笔味在信札的字里行间也时时显现，又如“谓”“记”“谨”等字当中，左边的言旁，第一横都写得特别长，并且多写成方笔；另外，韩琦在此札中写竖钩时，转笔挑钩尤其具有柳体的特点，如“测”、“为”等字。总的来看，这篇韩氏楷书从风格上论，掺合了唐代这两位楷书大家的用笔特点。
韩琦是一位历史人物，他并不以书法成就在历史上传名，这件墨迹虽然没有显现出强烈的艺术个性，但是从历史价值上论，它是一件珍贵的历史人物的手书墨迹，从书法上论，让我们看到了韩琦在书法风格上的取法对象，不失为一件流传久远并且记录有绪的珍贵文物。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韩琦的传世书法墨迹凤毛麟角，不可再多得见了。1963年，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先生在贵州省博物馆看到此字卷时就说过：“这是海内孤本，你们要好好保存。”1991年，这件墨迹又经另一位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过眼，徐先生断言韩琦书札就此一件。两位鉴定界的泰斗以他们的视野见识告诉了我们这件文物的稀有价值。我们今天在不可能看到更多韩琦墨迹的情况下，仅从此手札中也大概能了解到他的书风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追求那种正直、朴质、倔强与内美外溢的风格。从书画史的角度看，他不是以书法传名的人物，加之传世墨迹少，在政治、军事上建立了赫赫功勋，声名很高，使得人们忽略了对其书法的关注。自古以来，在评价书画艺术时，人们总爱把作者的德行掺合于其中，有“人品高，书品则高”的说法，在书法史上常出现“书以人传”或“书以人废”的现象。细读韩氏书札后历代文人的跋语，在评论他的书法时，把其为人正直稳重以及建立的伟业丰功联系起来：“韩夫子执政三朝，相业端正……相字如相人，此札笔笔正锋，有一些斜气否？其藏锋锷于不见，可以想其慎重持国”（陈梁跋语），再如“端谨道劲，得鲁公法为多，垂绅正笏，端居廊庙之气，蔼然见于纸墨间”（泰不华跋语）。评者遵从字如其人的说法来看韩琦书法，从以人品定书品的角度，认为书品与人品是成正比的这种观点，笔者觉得是较偏颇的。蔡京书法从传世之作来看，相当不错，取法二王，笔力豪健，因人品恶劣，世人唾弃，而一坏到底，书以人废了。列宋四大书家时，后人更推崇蔡襄。其实艺术品水平的高低，应从艺术品本身去考量，过多地去牵扯创作者的为人，注入太多的人为感情因素，爱屋及乌或对作者为人深恶痛绝而否定其艺，都非真正客观地评判艺术的态度，这种思想致使有时会出现人好字即好的违反艺术法则、过高评价某人书法的情况。回归到韩琦这件楷书信札上，虽然排列其后的跋文中，对其人品众口称道，但是笔者从纯艺术的角度，就书法论书法，认为他的字出颜入柳，取法两者间，在技巧上是经过了锤炼而达到相当造诣的，在风格个性鲜明程度上则稍觉欠缺，但也是数十年功力所致。其书法绝非纯粹的“书以人传”，对于其人其书来说，当是人书俱佳的。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