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深闺” 高校博物馆可以更“开放”

专访 杜鹏飞 走出深闺的高校博物馆应更加开放

采访杜鹏飞，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后的第三天。初见时，他稍显疲惫，可一旦走进这所崭新的博物馆，便立马来了精神。作为一位管理者，他的关注视角有些“特别”，会询问参观人次，会将咨询台错放的导览图归位，会轻轻擦拭玻璃展柜上的印渍……这里的一切，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孩，需要他细心地呵护。

出身环境工程专业的杜鹏飞，自诩为“非专业人士”。可说到艺术，聊到博物馆，怎么看他都不是“非专业”。从2014年进入博物馆，两年多的时间，他把专业之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与艺术有关的事情上。而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艺术”开始。

《中国收藏》：不叫“清华大学博物馆”，而要强调“艺术”二字，是出于什么考虑？

杜鹏飞：国际上有很多综合类博物馆，它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art（艺术）”。“art”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而是广义的，它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关系。art museum（艺术博物馆），这个名称将博物馆的性质刻划得十分明晰，即从是否具有艺术性的角度来考虑展览、收藏等。所以，清华大学办的是艺术博物馆，不是科技馆，如果从一开始不理清这个概念，就会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

《中国收藏》：下一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会倾向于哪些收藏？

杜鹏飞：我们有两大发展策略，一个是立足于经典收藏，另一个是面向未来收藏，为未来留下经典，而未来的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其实，这也是博物馆的一个功能，通过价值判断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收藏方向。在国外，许多博物馆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有便利的机制，如果选错了作品，还可以卖掉，以补充新的藏品，调整新的方向。但在国内，由于体制原因，我们在选择藏品时会变得更加慎重。

另外，作为一个艺术博物馆，在选择艺术家作品时，需要超脱于市场，甚至于自觉地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市场十分复杂，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作品的价格。恰恰我们又受到经费制约，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收藏》：近年，国内几所高校博物馆因接受私人捐赠而遭非议，高校博物馆收藏一时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据我了解，在清华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中，也有一些来自于私人捐赠，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为藏品把关？

杜鹏飞：藏品的真伪判断，我认为在传统的文博系统内并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依靠有序的鉴定机制和专家技术力量能够确保藏品的准确性。而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有争议的事件，这恰恰是因为有些机构、高校或个人没有遵循基本的文物艺术品收藏的鉴定程序，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不懂”或者投机取巧的成分等。如果严格遵照规范程序，那么首先要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和鉴定，然后根据鉴定意见进行取舍，最后再考虑如何入藏及补偿等。

如何保障高校博物馆收藏的专业性也值得深思。凭借专业的技术力量，用专业的规程去做专业的事情，应该能够保证不出问题。社会现有的专家力量，文博系统、高校的专家队伍，都可以“为我所用”。此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绝大多数来自清华美术学院（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自1956年以来的收藏，其中书画类有160多件都曾入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所以其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中国收藏》：缺人缺地缺资金，这是目前高校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难题，尤其是资金方面，由于缺乏后续的投入，一些高校博物馆很难有活力。解决这个难题，您有什么好主意吗？

杜鹏飞：钱从哪里来，这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高校博物馆属于非盈利性质，但不管是用于学校教学、公共教育还是展览策划等，都需要资金支持。目前，我认为可以“两条腿走路”。

一是努力争取国有资源的支持。作为高校博物馆，它既不能获得像文博系统内部博物馆所享受的国家支持，又不能得到非公立博物馆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所享有的灵活性。然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也是在为国家收藏文物，并不是为学校或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需要国有资源的支持。

如今，高校博物馆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这种“有限”往往会让我们的举动“受限”。比如我们希望对捐赠人有所补偿，但是现在还无法实现。所以，争取国有资源的支持需要慢慢来，要逐步地打通高校与文博系统之间的障碍。

二是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社会捐赠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便是由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先生出资捐建的。另外，学校也在研究成立理事会，试图筹集一项有号召力、有公信力、有影响力的艺术博物馆发展基金，以此为博物馆探寻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运营方面的事情，比如“文创产品”的开发。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依靠“文创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经济回报的博物馆凤毛麟角，那为什么大家仍要积极做“文创”，我认为这恰恰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把博物馆带回家，无形中让博物馆多了一条传播途径，并对公众审美进行主动引导。经过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带给人们的是美的欣赏，如果有更多人能从中受益，那么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所以，“文创产品”开发不仅仅是经济回报的问题。

《中国收藏》：高校博物馆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教育。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又是如何发挥这一功能的？

杜鹏飞：在博物馆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就有一个理想，希望把课程搬进博物馆。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就在今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彭林教授带着他的20多位学生，在博物馆里上完了这学期的第一堂课。这绝对不是作秀。如今，学校教师凭教学办的介绍信提前预约，我们都会尽可能地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而这也是为了让博物馆更多地发挥它的教育功能。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走进来，我们对学生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普通门票是20元一张，学生票只需要5元一张。另外，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学生提前预约即可享受免费参观。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干脆免费开放呢？关于门票，我们曾经有过争论，最终还是决定设立门票。原因有三点：一是免费的东西人们往往不够珍惜，这是一种心理学体验，越容易获得反而越容易受到轻视，从而不利于博物馆功能的有效发挥；二是希望付费来参观的人认为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参观者获得的美的享受超出门票的费用，才能体现出艺术、艺术家以及筹备展览的艺术工作者的苦心，才能反映出其价值；三是有门票的门槛限制，可以使参观人群有所分化，整体的参观体验会更好。我相信愿意花钱去参观艺术的人，对艺术本身也有着一种热爱或者向往，这也是对其他参观者的尊重。

《中国收藏》：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高校博物馆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常常是自我欣赏，而不为外界所熟知。如何打破这样的印象，让更多老百姓走进高校博物馆？

杜鹏飞：高校博物馆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开放的姿态，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学校的某个学院的附属机构，想要做到完全开放是有难度的。另外，人员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从这个方面来说，“不被关注”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从一开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就是一所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的艺术博物馆，而不是封闭在学校里面，仅仅为师生服务的教学博物馆。博物馆面向“三个人群”，第一个是面向师生，博物馆可以用于教学；第二个是面向社会公众，为了更加“开放”，学校下决心，准备在东面再开一个大门，以方面参观者更加便捷地到达展馆。另外，我们还在地铁站内发布了博物馆展览广告，真诚地欢迎公众走进博物馆；第三个是面向世界，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这也是为何我们选择和意大利合作举办“对话达·芬奇”展览的意图。将来有条件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展览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国外公众欣赏到我国优秀的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