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鲁恭姬造像碑-佛教造像碑和墓志铭
刘复兴
在甘肃清水县西汉名将赵充国陵园内，有一通北周天和二年（567年）的造像碑（被命名为“鲁恭姬造像碑”）。该碑质地为砂岩，碑形呈拱顶碑状，高200厘米，宽85厘米，厚56厘米，右下角微缺。据志书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清水大地震，该石碑被深埋于地下。清道光初年，此碑出土于清水县城北李崖石佛坪。200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该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麦积山石窟合并，归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一、鲁恭姬造像碑的图像
鲁恭姬造像碑的中部为该造像碑的主体部分，以减地浮雕的手法雕刻一佛二菩萨立像（见图1）。佛像立于莲台之上，肉髻扁平，面型丰圆，内着僧祇支，外披通肩式袈裟，右手上伸，施无畏印，左手屈臂身前，手中托钵。按造像碑记和佛的具体形象分析，主尊佛应为定光佛。据《增一阿含经》记载：“时。灯光（又称定光）如来以知时至。著衣持钵。将比丘众。前后围绕。便往至讲堂所。各各就座而坐。时。地主大王见佛，比丘僧坐讫。将宫人婇女及诸大臣。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味各百种。”佛像的整体造型敦厚简练，表情凝重含蓄。佛两侧为两位胁侍菩萨。其中左菩萨头戴低平宝冠，身披天衣，天衣的尾部呈V字形并略有飘动之势。菩萨右手举于胸前，左手持桃形物，立于莲台之上。莲台之前蹲踞一狮子，抬头张口，鬣毛后飘，长尾上卷。由于碑右有损，右胁侍菩萨仅余头部及左胸，其形象及衣着应与左胁侍菩萨相同。佛像头部两侧，还各镌刻一尊坐佛，与主尊一起构成三世佛。碑上部，主尊佛的背光上交，形成一菩提树，菩提树左右各有一腰系长裙、肩绕巾带、空中飞舞的天人在供养诸佛。碑下部的中央位置是主尊佛站立的莲台，莲台左侧有一半身供养人，其面向莲台虔诚供养，身后有一侍仆牵马站立。由于碑右侧有损，图像不明，现看到的图像是近年保护修复时依据左面图像所补刻的（见图2）。
碑阴的雕刻内容可以分上下两部分（见图3）。上部分浮雕一铺五身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佛结禅定印，叠跏趺坐；两侧弟子恭敬侍于佛侧，弟子之外为二菩萨，其中左胁侍菩萨乘象，右胁侍菩萨乘骑似狮子的四足生灵。佛的上部幻化出过去七佛像。碑阴的下部分是铭文，其内容将在下文专门探讨。据造像题材和形式辨别，碑阴主尊佛是释迦牟尼佛，胁侍菩萨分别为骑象普贤和骑狮文殊，此与碑记中的记载相符。
碑的两个侧面分别雕刻佛传故事和供养人图像。其中造像碑右侧下部遭损，图像不明。能分辨的仅有中部一幅图，图中一佛有圆形头光，一人作跪状手持莲花供养，此人身后又立一人，其身材婀娜，从形象打扮看似女性。《太子瑞应本起经》记载：“至于昔者，定光佛兴世，……时我为菩萨，名曰儒童……以百银钱雇（瞿夷）手中华……因记之曰。汝自是后。九十一劫。劫号为贤。汝当作佛。名释迦文。”据此可以判断，这幅图像表现的正是“燃灯受记”的佛本生故事。碑左侧图像保存较为完好，从上到下分四部分：第一幅图为一人坐于树下，其右侧有一人持杖而立。图像表现的是大迦叶皈依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太子瑞应本起经》说：“此间有优为迦叶—大明勇健，有好名字，国王吏民，皆共事之—与五百弟子，在尼连禅水边。欲先开化令解，欢喜信乐佛法；尔乃余人，当随而学。即往从之。迦叶见佛，即来起迎，……于是迦叶心惊毛竖，自知无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实神圣，乃知我意志。宁可得从大道人禀受经戒作沙门耶？”第二幅图中5人皆面向碑阳，前一人站立，后有一侍仆为其撑华盖，之后三人皆立于树下。从图像分析，该图中表现的是四十亿众皈依学道的佛传故事。《增一阿含经》：“时。王将四十亿众。男女围绕。便诣灯光如来所。……时。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我等意愿剃除须发。出家学道。大王当知。尔时。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即以其日成阿罗汉。”第三幅图左有一人着褒衣博带式服饰面向碑阴而立，其左侧有一人为其撑华盖，前有一人脱衣并展开似要铺在地上。图右有三人，衣着和形象相似，他们与图左之人相向而立，做供养状。根据图像内容判断，其表现的是儒同菩萨解衣掩泥的佛传故事。《太子瑞应本起经》：“菩萨已得记言，疑解望止；霍然无想，寂而入定。便逮清净不起法忍，即时轻举，身升虚空，去地七仞，从上来下，稽首佛足。见地濯湿，即解皮衣，欲以覆之，不足掩泥。”第四幅图为六个供养人，供养人均面向碑阳做供养状（见图4）。
二、鲁恭姬造像碑的铭文
鲁恭姬造像碑的铭文在碑阴中下部，其书体既有魏碑的刚劲、挺拔，又有隶书的圆滑、质朴（见图5）。铭文自右向左通行竖写，共八行，每行字数13至15字不等，总计101字，碑文内容在《新通志稿》《秦州志续编》《陇右金石录》中均有记载。现将《陇右金石录》中碑文收录如下[1]：
天和二年六月十□□和□□左员□□郎南阳枹罕二郡太守郡功曹郡平望清水句法袭为亡妻鲁恭姬造释迦定光并等身像二躯息刺史蔡国公士曹从事功曹长晖次息长榮姪仕遵僧允僧进顯昌孙怀口杨氏妹风姜垣氏女永妃毕氏女如女保妃
近年来，温小牛在《清水碑文研究》一书中，对该碑文做了重新释读，其将上文中的“次息长榮”识读为“次息长恭”，将“姪仕遵”读为“姬仕遵”[2]。对此，笔者将碑文原文和原拓对照后认为，识读为“次息长榮”“姪仕遵”符合原铭。另外，将《陇右金石录》中所录题记与拓片对比发现，《陇右金石录》中末句“女永妃毕氏女如女保妃”中少录了一“女”字，温小牛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将此句识读为“女永妃毕氏女囗女女保妃”。二者在对“如”字的认读上存在异议，笔者通过对两个老拓片比对发现，此字识读为“奴”比较符合原刻，也符合上下文。
据此铭文可知，该造像碑造于“天和二年六月”。“天和”乃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天和二年”即公元567年。此碑由“左员□□郎南阳枹罕二郡太守清水句法袭”为其亡故的妻子鲁恭姬所造。据《周书·地理志》“枹罕郡，北周置”[3]，“南阳郡，治上宛，旧置”[4]，可知句法袭任职地点当在今南阳和临夏二地，其任“二郡太守”，兼任“郡功曹、郡平望”。句法袭祖籍清水，关于清水地望，《周书·地理志》引《隋书·地理志》云：“清水，后魏置，并置清水郡，开黄初废。”[5]由此可见，在北朝晚期到隋期间，清水作为地方建制存在不足50年，此碑的出土为考证清水历史地望提供了重要依据。造像的功德主除了“句法袭”之外，还有其长子“刺史蔡国公士曹从事功曹长晖”，次子“长榮”，姪子“仕遵”，孙子“怀口杨氏”，妹“风姜垣氏”，“永妃毕氏”“奴女”“保妃”三个女儿，同时还有出家僧人“僧允”“僧进”也参与其中。
通过对碑铭解读，可以看出句氏家族为清水望族，其族中有作为“左员□□郎南阳枹罕二郡太守郡功曹郡平望”的句法袭，又有身任“刺史蔡国公士曹从事功曹”的长晖，其身份地位显赫一时。此碑正是以“句法袭”等为代表的句氏家族成员和社会僧众一起为超度句法袭亡妻“鲁公姬”所造之碑，其为研究北周政治的地方建制和北周贵族的佛教信仰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三、鲁恭姬造像碑的造像题材及相关问题
依据造像碑题记“造释迦定光并等身像二躯”可知，碑上所刻二佛即定光佛和释迦牟尼佛，其与碑记上记述的佛数量相符。定光佛，是庄严劫过去佛之一，乃释迦牟尼佛本师，也是释迦授记之师。释迦如来因定光佛开导，得无上菩提法。据《增一阿含经》记载，定光佛“当生之时，阎浮里见晃然金色，颜貌端政，三十二相，身体金色”“今字王子名曰灯光”。在北朝时期盛行三世佛信仰，定光佛作为三佛之一的过去佛广受供养，成为崇拜的主要佛教偶像之一，其形象经常出现在石窟、造像碑、造像塔之上。目前，在造像碑上能看到的早期定光佛造像是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魏定光佛石雕立像，该像主尊为定光佛，其高322.6厘米，为磨光肉髻，面相丰圆，双耳垂肩，双目细长微垂，微含笑意。火焰背光内有七佛。其背面中央浮雕一尊弥勒菩萨交脚像，下方为发愿文：“太和十九年岁……定州唐郡唐县固……皇帝陛下七妙之零……造定光像一区赵寄赵□赵雅赵买赵双。”该碑的设计思路和形式都与鲁恭姬造像碑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其碑正面均为高大的主尊佛—定光佛立像，碑阴上部并刻佛像，下部为题记。区别在于，鲁恭姬造像碑似乎更重视说明造像因缘，所以题记所占比例增大，而碑阴上部本应当与定光“等身”的释迦佛造像显然小了许多，这可能主要归因于题材向功能的让步。除此之外，在国内也有许多此类造像题材，如在河南发现的东魏武定元年“道俗九十人造像碑”，其在背阴上部线刻有一组榜题为“定光佛入□□□（目善慧）菩萨花时”的图像，画面左为立佛，右边一童子手持五茎莲华面佛而立。河南沁阳市博物馆藏的北齐四面造像碑正面上龛内雕阿育王施土，旁刻手持莲花的佛和菩萨，且榜题“定光佛”。浚县博物馆藏北齐四面造像碑中将阿育王施土与定光佛授记刻于一龛。邯郸响堂山水峪寺石窟后壁面两龛中，一龛雕二佛并立，一龛雕阿育王施土。邴法敬造像碑中也出现了释迦、定光二立佛[6]。
鲁恭姬造像碑碑阳主尊佛为托钵定光佛像，这种造像形式当与定光佛授记的转化造型的风行有关系。据故宫博物院李静杰先生研究，在北朝时期，除基于定光佛授记本生故事表现的基本造型外，还出现了阿育王施土因缘图发展而来的转化造型[7]。云冈第18窟南壁西部图像，第12窟前室西壁上部都有这种转化的定光佛授记本生浮雕，而此又与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东魏造像塔的构图相同。在大阪馆藏的东魏造像塔上，三童子布施画面作为三世佛的一环来表现定光佛授记本生。而该碑造型进一步简化形成定光佛托钵像。在碑的两侧分别表现定光授记、迦叶皈依和四众学道的佛传故事，这与“定光佛授记均见于中原北部地区，出现频率高，且往往与释迦佛本行故事雕刻衔接”[8]的流行形式一致，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在传统的释迦本行故事中加入了定光佛佛传故事。
此碑一经出土被时人定名为“鲁恭姬造像碑”，似为不妥。根据佛造像碑命名习惯，对于题记清楚，有明确造像主的佛教造像碑，其命名原则一般是依主要造像主定名，比如：郑州市出土的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造像碑上有题记“伏波将军白水□□堪像主张永洛为亡父母造像一区（躯）”，而被定名为“张永洛造像碑”[9]。对于题记内容复杂或造像主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碑铭按照造像题材或造像的归属地定名。如焦作嘉禾屯发现一造像碑，其碑阴铭记“修武县嘉禾屯施主……”，而被命名为“嘉禾屯造像碑”。出土于焦作市山阳区恩村乡墙南村藏梅寺遗址的造像碑上有题记“……年闰六月十一日金妆千佛碑……”，被命名为“千佛造像碑”[10]。根据题记确知，该造像碑是句法袭及其家族眷属为其亡妻鲁公姬所造之碑，造像碑的主要造像主应该是句法袭，按照通例应该命名为“句法袭造像碑”或“句法袭等造像碑”更为确切。
参考文献：
[1]张维.陇右金石录[M].兰州：兰州俊华印书馆，1944：41.
[2]温小牛.清水碑文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5）：15-18.
[3][4][5]王仲犖.周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44、196、415.
[6]王景荃.邴法敬造像碑研究[J].中原文物，2010（5）：76-84.
[7]李静杰.定光佛授记本生图考补[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2）：67-69.
[8]李静杰.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4）：80-81.
[9]谭淑琴.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四件造像碑[J].中原文物，2000（1）：59-60.
[10]郭建设.焦作市博物馆馆藏两件北齐造像碑[J].华夏考古，2006（3）：98-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