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楚神器剖析战国“错铜鎏金白玉簋”

借古楚神器剖析战国错铜鎏金白玉簋

焦瑞明

笔者近期在网上浏览时，发现一张战国错银青铜壶的照片，其表面错银纹饰异常精美，学界称其为“勾连云纹”或“几何纹”。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这是一件出土于我国，而今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的战国青铜器，如图1所示。

这个信息引起我极大关注的原因是：我的一位朋友，多年前就收藏一件错铜鎏金玉簋，其表面纹饰与图1中的青铜器极为相似，如出一家（见图2）。

记得当时，他的这件玉簋经过数位专家及藏友们鉴赏之后，众家根据玉器镶嵌工艺始于清代的传统认识及从未见过此类纹饰的理由，综合判定：此乃臆造之物！而后，我的那位朋友便将玉簋搁置一旁，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尽管此事已过去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的这件青铜壶纹饰的出现，又激起我重新欣赏这件玉簋的极大热情。因为，对于这件玉簋新与老的定性，并非是通过什么技术方法对文物或艺术品做真伪界定，而后再说说商业价值便简单完了的事情。如果玉簋确实为假，亦可了解一下制作工艺，小心日后上当。假若玉簋为真，其背后就一定涉及到我们对与之伴生着的某段历史文化的是与非的认知问题，或许还可能由此衍生出其他相关问题来。于是，我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

首先，我翻遍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一十五部，书中记录了囊括港、澳、台在内的我国所有地区的出土玉器共计4000余件套，没有发现与玉簋纹饰相仿的出土玉器，更没有与战国玉器错金、银、铜、石的相关器物。

之后，我又搜寻了包括《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及《中国青铜器图录》在内的二十余部关于青铜器和玉器文化传承的权威著作，没有发现与战国错银青铜壶纹饰相仿的青铜器物。因此可见，这件收藏于美国的战国错银青铜壶为绝世孤品。

基于国家文史记录，笔者进而心生疑惑：

（1）假如这件藏于美国的绝世孤品战国错银青铜壶出现于国内民间收藏，在没有文史佐证的前提下，其命运又该当如何呢？

（2）青铜壶上精美繁缛的几何图纹，不要说在两千多年之前，即使在电脑绘图如此发达的今天，设计、制作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假如朋友的这件玉簋确属无中生有的臆造之物，纹饰怎会与青铜壶的几何纹饰如此相像呢？就一般规律而言，大凡商家造假，绝非孤品了事。假如这件玉簋确是造假之作，为何不见民间藏家存有类似之物？

笔者好奇，随之深入研究，进而发现相关信息如下：

（1）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原由湖南湘乡地区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云纹青铜豆，其表面纹饰与战国错银青铜壶及玉簋的纹饰大致相仿，如图3所示。

据湖南省博物馆档案资料介绍：“器物通体装饰了大量的几何形和勾连状云纹，从纹饰上看，原来很可能有镶嵌物，可惜全部失落，很难考证原来镶嵌的是何种物质。在战国时期，镶嵌工艺很高，镶嵌的种类也很多，如金、银、铜、绿松石等。这件豆的纹饰精细，线条流畅，所镶嵌的线条细小，无论镶嵌何种质地，都显示出当时的镶嵌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两件战国时期的云纹青铜樽，出土于湖南长沙砚瓦池遗址，铜樽表面的纹饰结构与云纹青铜豆的纹饰构成大体相当，如图4所示。

（3）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镶嵌云纹敦，出土于湖北秭归地区。表面铸纹以镶嵌物填地，纹饰也与战国错银青铜壶及玉簋的纹饰大致相仿，如图5所示。

笔者对上列器物提供的具体信息综合归类后发现，这些信息中似乎存在着某些关联。例如：

（1）在笔者审视过的上万件青铜、玉器中，仅有这几件器物的纹饰与战国错银青铜壶及玉簋的纹饰大致相仿。除此之外，东周列国的所有器物纹饰都不具有类似特点。

（2）这几件器物全部出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

（3）这种纹饰仅仅出现在楚国的战国时期，而后各个地区及历史时期考古出土的器物中没再出现过类似纹饰。

（4）笔者由此判断：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的这件战国错银青铜壶应为湖南、湖北地区的出土之物。

笔者解读上述信息之后，得以启示推论如下：

（1）一般器物图纹的起始、传承多有轨迹可寻，如龙纹、凤纹、饕餮纹、谷纹、蚕纹、雷云纹等等。然而，青铜壶、青铜豆上的这种纹饰当为例外，前无源可查，后无迹可寻。笔者思量：这种装饰图纹的文化及工艺，很可能只是集中掌握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某一特殊的社会领域的少数工匠手中，掌握实施这种工艺的工匠很可能是因某种不为今人所知的突发事件突然销声匿迹，因此才会造成工艺绝迹的历史史实。

诸如此类的历史谜迹在国家文物考古过程中屡见不鲜。例如，战国时期独有的琉璃饰品“蜻蜓眼”的制作工艺及产品进入秦汉之后就突然消失的历史谜题，关于三星堆文化起始与消亡的种种揣测，集宁路古城的湮灭之雾等等。

（2）针对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的云纹青铜豆的工艺分析，笔者尊重官方的考古结论。但是笔者换位考量，还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应排除，就是这件云纹青铜豆的可镶嵌物质的纹饰中原本就没有镶嵌过任何东西。因为，器物可镶嵌物质的很多沟槽的宽度在0.5毫米左右，其沟槽深度可达1.2毫米之上，只要器物沟槽之内镶嵌过青铜之外的其他物质，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卡夹残留住一些物质，或残留下某种因镶嵌造成的挤压痕迹。就器物沟槽中没有发现任何镶嵌物质和残留痕迹的客观事实而言，其反向证明了：这件器物的沟槽之中原本就没有镶嵌过任何材料。假如上述推论为实，那么这件战国云纹青铜豆就是一件没有完成镶嵌工序的半成品。

如果将这件器物定性为半成品的话，那么，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镶嵌云纹青铜敦、湖南省博物馆内现存的两件战国云纹青铜樽与云纹青铜豆的纹饰概况基本相仿，又当如何解释呢？又有谁能够解读—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几件如此精美的器物半途而废的呢？

（3）众所周知，是诸侯纷争、百家争鸣、礼崩乐坏且又不断僭越的特殊社会形态，为东周时期先进生产力得以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先进的生产力又为礼器文化用品的升华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大量的考古实物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镶嵌和器物鎏金技术已极为成熟，应用地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君侯诸国。战国玉器构思诡异，纵横驰骋，令人叹为观止;工艺繁缛制作精细，乃至当今大师也匪夷所思、望尘莫及。但是，不知是何原因所致，与青铜镶嵌技术相近无几的玉器镶嵌工艺，出现的时间却滞后了两千余年。笔者大惑不解！

不过，笔者在查阅《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件出土于西安大明宫遗址内的唐代嵌金丝玉佩，洁净如新，可谓工艺精湛、美轮美奂。玉佩虽为孤品，但这一信息却将玉器错金技术出现于清代的传统认知向前推进了足足八百年！

随着深入研究，笔者又发现几件出土于曾侯乙墓葬中的龙纹玉片，其纹饰结构更加发人深省，且挥之不去，如图6所示。

玉片长约4厘米，宽约3厘米。纹饰造型似龙纹交织，阴刻平底沟槽，槽宽2毫米左右，槽深0.5毫米左右。笔者纵览古今玉器雕琢之艺，如此结构的阴刻沟槽，除了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玉璜与之相仿之外，再无其他。因其纹饰结构蹊跷，因其出土于楚国疆域，又因其同是战国产物，所以笔者联想：玉片沟槽别于常规，必然有其原因。因其沟槽平底且宽，因其与青铜器镶嵌纹饰的结构大体相仿，又因其与后世玉器镶嵌纹饰的沟槽结构相对一致，还有上述关于青铜豆、青铜樽可能是未完成镶嵌工序的半成品的逻辑推论，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出：这几件玉片上的宽口平底纹线也可能是准备镶嵌其他物质的沟槽，玉片也可能是尚未完成镶嵌工序的半成品！就是说，战国时期出现玉器镶嵌工艺技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目前尚未得到官方考古出土器物的证实而已。

结合上述信息综合考量，笔者以为：玉制簋器商代已有，精美程度令人咋舌，此事无需多论。这件错铜鎏金玉簋很有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独有的产品，并非无端妄想。因为笔者除了上述分析推论之外，还有如下理由借以支撑：

（1）玉簋为白色玉质，其口径17.5厘米，耳径23.5厘米，高12.2厘米。玉簋的综合造型结构与战国时期的簋类器物的综合特征基本相符。玉簋的尺寸比例、簋耳的兽首造型、簋盖的吊环形制等等如图2所示。玉簋内底部有两行共计十个字的错金篆书铭文“秦公作宝簋，子孙永保用”，其篆书字体、铭文结构、书文内涵也与战国时期的铭文特征完全相符，如图7所示。

（2）玉簋的簋盖及簋盆的壁厚极不均匀，且表面凹凸不平的手工掏膛特征显而易见。玉簋纹饰所有的弧圈阴刻纹线，无论弧圈直径大小、线条粗细，均由砣工直线搭接链成。更为巧合的是，玉器表面有几处镶嵌物脱落后裸露的平底沟槽的综合特征，竟与曾侯乙墓葬中出土的龙纹玉片上的平底沟槽的细部特征极为相似，如出一辙。这些事实特征可以说明：玉簋的制作工艺与战国时期玉器加工的工艺特征吻合无误。

（3）玉簋肌体包浆温润，柔光内敛由中而发。尤以黑、红、褐、黄的斑斓沁色更为抢眼夺目，局部沁蚀肌骨且有玉质钙化之状，绺裂沁痕由表及里，沁蚀色泽深浅适宜，边缘毛絮纹理清晰，过渡自然均呈渐进之势。笔者以为，古玉黑褐沁色乃为寻常之事，纵贯商周秦汉、殃及宋元明清，即在当今新玉做旧之中也不足为怪。但是，具有如此丰富特征的玉器沁蚀，若非天工开物，则断然不成！

（4）玉簋局部镶嵌红铜脱落，微观沟槽、肌肤，土蚀疮痕斑驳，伤痕累累，尽现沧桑。若非万般劫难，焉得如此之身。

（5）玉簋的膛壁绺裂，源于质变顺势隆起，呈现平地凸脊之状，胜过鬼神造物之举。虽是应力释放之功，实为自然时效之果！除此之外，玉簋的局部表面还有因外力所致，呈现出微量凹陷的变形特征。

（6）“玉簋错红铜”工艺与史上“玉器错金银”工艺有着本质的区别，却与战国时期广为盛行的“青铜器错红铜”的工艺十分契合。笔者以为：两种工艺偶然契合的背后，是战国时期青铜镶嵌技术成熟后在玉器镶嵌工艺上的延伸应用，是先进生产力内在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笔者统合上述对玉簋宏观及微观特征的剖析后认为：玉簋呈现出的这些综合特征既是目前鉴定玉器新老之别的重要依据，也是玉簋足以担当战国宝器尊荣的勋徽资质。笔者由此进而推定：如果上述事实可以确定玉簋就是战国玉器真品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将玉器镶嵌工艺技术的成熟期再向前推进两千年。

本人尊重文物艺术品平台之上传统的眼学鉴定，但是也坚决反对抛开考古科学且又自以为是的真伪推定。苦于市场缺乏科技鉴定的法之利器，何言玉簋真假？无奈见景生情，遇事而论，虽为性情使然，旨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