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灯载耀卧羊知礼_科技_观点_

卧羊知礼铜灯载耀

王淡春

“圣贤勉务，惟日不足；金羊载耀，作明以续。”此诗出自东汉李尤的《金羊灯铭》。作者以物寄情，以羊所寓的美好祈愿表达心志，隐隐表露出诗人对顺畅通达未来的向往，为达到这个目标，诗人深恐白日不足，夜以继日伏案习作，孜孜以求，勤勉努力。此诗至今研读，仍回味无穷，催人奋进。羊为六畜之一，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吉祥之物；羊古时通“祥”，从而又赋予了吉祥善良等多种含义，自古以来人们通过“羊”来寄托趋吉求祥的美好愿望，并渗透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羊的造型运用于铜灯上，两汉时已普遍。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汉代卧羊铜灯，造型精美，当为汉代铜灯之杰作。

该铜灯于1956年出土于合肥市南门外。通长13.3厘米，高10厘米，重400克。灯的整体造型为卧羊式，羊呈昂首曲足跪卧姿态，颈部粗壮，肩部宽平，两胯浑圆，前腿后跪，后腿前屈，臀部丰满，后置短尾，形象逼真。观其细节，羊首高昂，双目呈椭圆形外凸，双角卷曲绕耳。头前部有须自唇连接至颈，顶部及身体两侧阴刻条形纹，以示羊毛，栩栩如生。灯腹部中空，用来储存灯油，羊脖后部用活轴连接一灯盘，可提起向上翻开至头顶，呈椭圆形，一端有一小流嘴。整体观之，该铜灯设计精巧，工艺复杂，结构科学，样式新颖，翻盖于羊头可作灯盘照明，扣合于羊背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巧妙地将功能与艺术以及羊的寓意相结合，既满足照明之需，又符合人们的审美意识，给人一种风格清新的艺术情趣。

一、造型特色

中国灯具大致起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1]，源自于豆。根据目前考古出土灯具资料，战国时期，铜灯已从神化的祭祀用品转化到了生活的日用品上[2]。战国时期，铜灯在符合照明的实用基础之上，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审美需求，在造型装饰上也是更加繁复精美。战国晚期，封建贵族已把灯具视为重要的案头实用雕塑品，造型也日趋考究华丽[3]。及至秦汉时期，青铜灯具数量和造型日益丰富，其中以动物形灯和豆形灯的出土数量较多，选材多取自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形象，是生活实用与艺术审美的结合。

一般而言，铜灯的基本结构有灯盘、灯身、灯座三部分。该卧羊铜灯以活钮为连接，背部翻盖为灯盘，以羊体为灯身，羊腿四肢跪曲为灯座。这种灵活的设计思维在汉代铜灯中并不仅限于羊体造型上，如安阳出土卧姿牛形铜灯[4]、四川涪陵出土的铜犀牛灯[5]、寿县马家古堆出土的铜耳杯翻盖灯[6]等，均是器腔内空储存燃料，后盖翻开即为灯盘的形制。翻盖灯是战国秦汉时期一种较特别的灯具形制，战国晚期已存在，两汉时较为流行，可分为动物造型和器物造型两种，造型多样，运用广泛[7]。

汉代，铜灯称“镫”或“锭”，根据功能与使用方式可分为：固定摆放的座灯、持握行走的行灯和悬挂空中的吊灯[8]。该卧羊铜灯既无行灯之平鋬，又无悬挂之锁链，初步推断应为座灯之用。座灯一般放置于日常工作和休息的几、案、床、榻上，由于汉人席地而坐，也可直接置于地上。据史料记载，汉代的书案一般高约30-40厘米，汉魏的独坐式小榻高度大多只有12-28厘米[9]，尺寸都比较矮。羊灯总高度为10厘米，与当时人们跪坐伏案所需高度大体相符，设计合理。

汉代铜灯根据燃料又可分为油灯和烛灯两种。该灯灯盘呈椭圆形，中心未见尖锥状凸起，不可置烛，应为油灯。两汉液体油灯的使用方法在浙江省海宁东汉墓中的画像石上有生动记录：“一人头戴高冠，着宽袖长服，左手提勺添加油灯。”[10]细观此羊灯，在灯盘一端可见一小流嘴，虽不起眼却设计精巧。一方面，灯盘内燃料可能呈液体状，当灯置而不用之时，盘内燃余灯油可随流口流入腹腔内；另一方面，这个小流口又是软质灯捻所置之处[11]。我国古代油灯所用燃料主要有动物油脂、植物油两种。从生物学角度判断，植物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通常为液态；动物油，含脂肪酸甘油酯，凝固点较低，常呈现为固态。目前经考古证实的仅有满城汉墓出土卮灯中的灰绿色块状物，经科技测试认为该物属于动物脂类，且属牛油的可能性较大[12]。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楚辞·招魂》“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注：“兰膏，以兰香炼膏也。”晋《拾遗录》：“董偃……列麻油灯于户外。”由此可见，在汉代，至少已将兰膏和麻油两类植物油用作灯油。将液态油作燃料，灯盘内须置软质灯芯。一般认为，软质灯芯的材料为灯芯草，是一种多年沼生草本植物。茎直立，簇生，细柱形，高达1米，内充满乳白色髓，这种茎髓俗称“灯草”，常作油灯灯芯[13]。概而言之，将软质灯芯草与动植物油脂相结合，放置于卧羊铜灯的灯盘之中，又为了保持灯芯的稳定性，灯盘一端再设计一小流嘴用来固定软质灯芯。

铜灯是生活中实用的艺术，它的物质属性和物质形态，奠定了它实用的基础[14]。该卧羊铜灯无论是大至整体灯盘、灯身、灯座的精妙结合，还是小如灯盘上的一个小缺口，均体现了以实用为主的设计观念。然置而不用合盖之时，整体羊灯又浑然一体，细至每一根阴刻羊毛，均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在满足实用的前提下又不局限于单调，在遵守灯具内部因素制约的基础上又进行灵活的变化，实乃集实用与美学为一体的创新之作。

二、铸造工艺

两汉时期青铜灯具的数量增多、制作精良，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实用及审美的需求，更是青铜开采能力提高及冶铸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到汉代已非常成熟。根据铜灯整体构造，该灯采用分铸组合加活轴的连接方式，即先分别铸造出羊身及背部灯盘，再用活轴相连接。羊身部分使用了分型制模、分模制范等技术。铜灯左右形制对称，内腔可见随羊灯造型而相应形成的起伏，如灯外造型上的跪膝、卷角等凸出部位在内腔中均有凹陷。推测该器物使用了二分之一分型制模的方法，即先根据半边羊身的形状制作模具，再在此模上夯制出两块泥范，然后运用薄泥片贴附范面，经阴干焙烧后得到可开合的芯盒，再在芯盒中填实泥芯料制作出完整的泥芯，如此泥芯表面也会呈现出羊的大致造型，浇铸器物后便在内腔形成相应的形状。

羊头顶部及羊身周围遍体阴刻有条形纹，以做羊毛。仔细观之，这些凹槽较细，不像铸造而成，应是运用钢制的工具在铸后器物表面錾刻加工形成。钢料经过淬火处理，具有较好的硬度和韧性，其机械性能足以在青铜器表面錾刻出较浅的细纹饰。根据曾侯乙尊盘上的錾刻铭文及宜城博物馆馆藏鼎盖纹饰分析，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用钢制錾子在青铜器表面进行加工纹饰[15]。发展至汉代，这种技术已然可以成熟运用于青铜器的铸后处理中。

三、文化内涵

羊，自古便与文化息息相关。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是在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及周边地区，时间为距今一万年前。中国最早发现的家养绵羊出现在甘肃和青海一带，距今5600～5000年[16]。动物的驯化为人类的饮食提供了物质基础。《说文》云：“羊在六畜主给膳。”将羊用作膳食的信息在汉字中也保存最多，如鱼羊和烹的“鲜”、以食供人的“养”等。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羊开始作为重要的祭祀用品进入人类社会。如河南省汤阴县白营遗址和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均发现有捆绑后埋葬的羊；其后，在河南偃师商城、山西侯马遗址中又发现了大量祭祀动物坑，其中以羊坑数量最多。商周时期，重大的祭祀用牛羊豕三牲，称为太牢，用羊豕二牲称为少牢，也有单用一羊作为祭品的。这种以羊为祭品的传统及至明清祭祀中仍普遍使用，延续几千年，可见羊在古代祭祀中的特殊作用。

将羊的纹饰与造型运用于青铜器，早在商周时期已出现。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和上海博物馆的四羊首瓿等，造型精美，给人以威严、神圣之感。战国以后，羊的造型与纹饰已趋于生活化、简单化，给人以灵动、活泼之感。两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盛行，羊的造型与品格更是赋予了新的含义。董仲舒认为：“羊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赋予了羊知仁、知义、知礼的人格化概括，集各种美德于一身，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17]。这件羊灯前腿后跪，后腿前屈，呈跪卧状，是羊灯中的经典造型。四肢跪曲，一方面较之四足站立，能保证灯座与桌面的最大接触面积，在实用过程中可增强铜灯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卧羊的跪卧之势更是寄予了人类对子女孝顺的向往。《春秋繁露》曰：“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虽然羊羔跪饮母乳是一种自然属性，但在古人“以己度物”的思想下，将这种行为赋予了孝顺知礼的含义。谯周《法训》：“羊有跪乳之礼，鸡有识时之候，雁有庠序之仪，人取法焉。”便是将动物的行为引申至儒家法制的政治需求中，以此为器物原形，来教育、警示时人应遵仁孝之礼。

伴随着汉代灯具的盛行、汉人对羊文化的推崇加之青铜铸造工艺的发展，这件铜灯并不再仅仅是一件照明用具，其所赋予的形象也是人类对美的一种享受。与此同时，以现实动物为载体的卧羊铜灯更是汉代民族文化精神观念的物化载体，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着汉人追求吉祥与幸福的心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1]李侃.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D].西南大学，2011：5.

[2]王强.光耀乾坤—中国古代灯具设计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09：115.

[3]李梅.两汉灯具的特性及其文化内涵[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184-186.

[4]包明军.河南南阳市出土一件卧姿牛形铜灯[J].文物，1996，（03）：81，100.

[5]范桂杰，极昌鈺，江聪，刘瑛. 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4，（04）：338-344.

[6]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茶马庵马家古堆东汉墓[J]，考古，1966，03：138-146.

[7]李侃.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D].西南大学，2011：5.

[8]高飞.汉代青铜灯具的设计特征[J].美术之友，2005，（06）：13，70.

[9]孙建君、高丰.古代灯具[M].山东：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66-167.

[10]潘六坤.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