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的营建与空间布局特色分析

故宫的色彩文化和空间布局分析20,38 1

李声能

摘要：沈阳故宫是清迁都北京前的帝王宫殿，也是清迁都北京后皇帝到东北地区巡幸和祭祀祖陵时使用的行宫。其自1625年兴建，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后一批增扩建工程竣工，建筑活动经历清入关前后两个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朝代，前后持续158年，最终形成几个时期宫殿建筑并存的积累式面貌，占地6万多平方米，东、中、西三路并列，共有清入关前后建筑100余座、50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表现了明显的“分期建造，相互融合”的特点。沈阳故宫不仅体现了多元文化，还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如满族高处筑房的生活习俗、院落式的布局方式与中原传统的皇宫规制的融合构成了皇太极皇宫的空间形态，是北京故宫之外全国仅存的两大古代宫廷建筑群之一。

关键词：沈阳故宫；营建；空间布局；文化特色

沈阳故宫位于清朝入关前最后一个都城——沈阳（盛京），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清崇德二年（1637年）始具规模，乾隆时期有所增建、改建，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终建成，前后历时158年。沈阳故宫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建造时期，分别为努尔哈赤宫殿、皇太极皇宫和乾隆行宫。

一、努尔哈赤宫殿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城。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四，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迁都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在沈阳城内营建自己的宫殿。当时，沈阳城内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和十字形大街。努尔哈赤选择在沈阳城内正对南北向大街的北门（镇边门）里营建自己居住的宫.室，在沈阳城十字大街交叉口东南营建处理政务的大政殿和十王亭。宫室轴线与沈阳城的中心轴线合一，而大政殿与十王亭的轴线则与沈阳城中心轴线平行，位于其东侧。努尔哈赤的“宫”和“殿”相距约530米，体现了早期宫、殿分离的布局特点。

（一）太祖的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盛京城阙图》所示，努尔哈赤汗宫位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里，是一组典型的满族四合院建筑，坐北朝南，两进院落，两院间以围墙分隔。第一进院落只设一幢三开间的院落门，正对沈阳城的南北向大街。第二进院落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南侧正中为过道门，正对过道门的是一座面阔三间硬山琉璃顶的正房，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寝宫，东西两侧厢房亦是三开间的硬山建筑。按照满族习俗，努尔哈赤和大妃住在正房，侧福晋住在厢房。努尔哈赤寝宫的屋顶为黄琉璃周围镶以绿琉璃边的形式。

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1625年）五月初三，努尔哈赤发布了一道命令：“夜间有事来报，军务急事，则击云板；逃入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锣；喜事则击鼓。”根据这个规定，在“汗之门置云板、锣、鼓。”这条记载告诉我们：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两个月后，努尔哈赤在沈阳的“家”（即宫）即已确定。而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在古代的皇宫里也是很少见的。由于努尔哈赤的宫室仅为两进院落，周围也仅是一道围墙，因此，努尔哈赤宫室只是当时沈阳城内一座较大的府邸而已。

（二）大政殿

努尔哈赤在营建自己用于居住的宫室的同时，也必然要建设用于处理政务的大殿。据海城《侯氏宗谱》（抄本《海城侯氏宗谱》谱序）记载，其祖先侯振举先为修筑辽阳宫殿烧造琉璃建筑构件，“……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及大工告竣，并未动用国帑，亦未迟误大典，彼时即蒙太宗文皇帝钦赐云骑尉之职。”此中所云“未迟误大典”，应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的即位大典，说明此时大殿已建成使用。

此后，又有使用此殿的记载。据《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一记载：

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等，五更末集于大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即行三跪九叩头礼。还，汗升殿落坐，众贝勒大臣及各旗依次行三跪九叩头礼。

由于此后并无皇太极另建大殿的记载，而且这座大殿沿用至崇德年间并命名为大政殿或笃恭殿，故此时所用之殿应该就是今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政殿，这也是沈阳故宫最早出现的一组建筑。因此，大政殿的兴建应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时开始，最迟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告竣。

努尔哈赤的大殿又称大衙门，也称“笃恭殿”或“大政殿”，即今沈阳故宫东路大政殿、十王亭一组建筑。南北长190米，东西宽75米。主体建筑大政殿位于本区域北侧正中，供宫殿内举行大型庆典集会时使用，也是皇帝和八旗诸王大臣议政审案之处。十王亭位于大政殿前东、西两侧，呈“八”字形排列，是清代大政殿前举行集会时，王公大臣按所属旗分排列之处。东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在清迁都北京之前，八旗亭也是各旗宫员处理本旗日常政务的衙署。殿亭南侧还建有供举行典礼时演奏乐曲的东、西奏乐亭。大政殿后为銮驾库五间。

（三）宫殿布局特点

努尔哈赤宫殿在布局上具有鲜明的满族建筑特色：

一是宫、城合一。按照汉族的营城规制，宫、城界线分明，多呈现“城中之城”的空间格局。这样既体现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便于防御，保证皇宫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将宫室建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内，大政殿建于沈阳城十字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这两组建筑分设城中两处，毫无紫禁城的概念。努尔哈赤的宫室为两进院落，四周以围墙围合，两院间亦以围墙分隔，整个院落只是沈阳城内较大的院落之一，与城市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之分。最为典型的是大政殿和十王亭这一组建筑，从《盛京城阙图》上看，其北、东、西三侧有围墙，南侧开敞，没有围墙。而清末民初的历史照片则显示，大政殿区域南侧为栅栏，其余为低矮的花墙。由此可见，这是一组通透式的建筑，可以视为一组开放式建筑，与城市完全融为一体，体现了满族早期宫、城合一的空间形态。

二是宫、殿分离。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在营建自己的宫殿时，将宫和殿分开设置。努尔哈赤将宫室建于沈阳城的北门（镇边门）里，也就是沈阳城南北向大街的最北端，而将殿建于沈阳城十字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努尔哈赤的大政殿与汗王宫虽然从空间上也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前朝后寝”之势，但二者相距约530米，体现了宫、殿分离的布局特点。

努尔哈赤所居宫室与大政殿等朝政建筑未建于一处，一是因为按照满族早期宫殿的营造习惯，并不强调一定把汗王生活居住用的“宫”与其办公朝政用的“殿”建于一处。宫与殿的位置往往根据都城的地形情况而确定，一般设在城内的最高处。因此，努尔哈赤将大政殿一组建筑设于沈阳城的最高点——十字形街道交叉口的东南角上。另一个原因是，满族人很注重安全因素，因此，努尔哈赤将其宫室设于沈阳城最坚固的北门（镇边门）里。这样，努尔哈赤便可守可走，同时通过城内南北向大街将其宫室与大政殿连成一线。

如果从制度上分析，满族早期宫、殿分离的布局特点，与其自身的八旗制度及八旗方位有内在联系。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共同议政制度，这是大政殿与十王亭作为朝政空间相对独立的制度根源。按照制度规定，汗王仅为两黄旗旗主，其宫室与其他旗主府邸一样，在本旗驻防范围内，这也是努尔哈赤宫室位于沈阳城北部两黄旗驻地的原因之一。而大政殿作为八旗共同议政之处，自然位于城内中心。因此，满族早期宫、殿分离的布局方式还受到八旗制度与八旗方位的深刻影响。

三是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八旗方位制度初步形成于努尔哈赤时期，在清入关后形成了满族八旗方位定制。据《八旗通志初集》记载：“八旗分为两翼，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也；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向离出治。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大政殿和十王亭这组建筑布局恰恰体现了八旗方位定制。八旗亭的方位遵循了左右翼及北黄、东白、西红、南蓝的布局方式，与八旗方位定制完全吻合。

四是高处筑房与高台院落。满族早期就形成了在高处筑房的生活习俗，这主要与满族早期生活在山区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沿袭了满族在山区生活时，贵族首领住宅建于最高处的生活习俗，但是也有所改变。据《盛京城阙图》所示，努尔哈赤的宫室位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内，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其中第二进院落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努尔哈赤的寝宫即位于台上二进院北部正中，左右为东西厢房。因此，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其宫室即为高台式院落，努尔哈赤和他的妃子们便住在这个高台之上的院落之中。

二、皇太极皇宫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病逝。九月初一，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年号天聪，是为天聪汗。天聪汗皇太极继位后，在沈阳城兴建新的汗宫。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称皇帝，年号崇德，故又称崇德帝。天聪汗宫改称崇德皇宫。

（一）汗宫（皇宫）的兴建

皇太极继位后所用的“大殿”，是努尔哈赤时期兴建于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政殿。按照当时的政治制度，皇太极和其父汗努尔哈赤一样，如有重大的政治活动，应该在大政殿举行；而他的住所则应该在他所在旗的驻防内。因此，这位新汗王所用的“宫”，应该是在自己原来的“四贝勒府”基础上增建改造而成。按《盛京城阙图》所示，大政殿之西正是当时皇太极任主旗贝勒的正白旗的驻防范围，其府邸也应位于靠近大政殿的西侧，即今沈阳故宫大内宫阙所在的地方。如果是皇太极将自己的王府改建成汗王“大内宫阙”，当年的“四贝勒府”就应该是大内宫阙的寝宫部分。

通过《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等史料的记载分析，皇太极营建皇宫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天聪二年至六年（1628-1632年）之间。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十三日，谕定主要宫殿名称。

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

此后，皇太极又在大清门前东、西两侧分别建文德坊、武功坊两座牌坊，因坊心有“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可知建成于1637年。这也是清入关前唯一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宫殿建筑。

（二）宫殿布局

由于清入关初年盛京宫殿基本闲置，而且清政府经济状况也相对拮据，所以对皇太极时期的宫殿基本上保持旧有面貌。绘于康熙时期的《盛京城阙图》如实地反映了皇太极皇宫的面貌。

据《盛京城阙图》所绘，皇太极皇宫由候朝区、殿前区、殿后区、寝宫区和生活服务区等5个部分组成。

候朝区位于皇宫南部，大清门之南的区域，是进入皇宫的前导区域。该区域不仅是蒙古、朝鲜等外邦使臣进宫举行典礼奏乐的地方，也是官员上朝等候的区域。主要由大清门、东西翼门、东西奏乐亭、东西朝房、内务府司房等建筑组成，四周有围墙围合。

殿前区为大清门至崇政殿之间的区域，是皇太极处理日常朝政的地方，也称外朝区域。主要建筑有崇政殿、左右翊门、通道楼，殿前东侧为东厢房、銮驾音乐楼、八角琉璃井，西侧为银库、九间楼和转角楼。

殿后区为崇政殿至凤凰楼之间的区域，也是前朝和后寝的过渡区域。主要建筑有翔风楼和飞龙阁。

寝宫区位于皇宫北半部，是皇帝后妃居住的寝宫。南侧正中为凤凰楼，楼北面正中为清宁宫，清宁宫前东侧为关雎宫、衍庆宫，西侧为麟趾宫、永福宫，清宁宫后东、西两侧为配宫。

生活服务区主要位于寝宫区北侧，是为宫廷生活需要而附设的一些建筑，如仓房、碾磨房、神堂处官房、肉楼、熬蜜房、炭房、堆子房等。

皇太极皇宫经历了皇太极贝勒府、天聪汗王的“家”和大清国崇德皇帝宫殿几个发展阶段，皇太极“大内宫阙”建成后，与已经建成的大政殿隔道相望，距离很近。它们之间，原有一条近5米宽的道路相隔，此路即是明代沈阳城内十字街的南北向大街，后俗称“通天街”。皇太极改沈阳城的十字街为井字街后，皇太极的“大内宫阙”与努尔哈赤时期的大政殿同位于沈阳城的中心，符合择中立宫的惯例。皇太极的皇宫由“前朝”和“后寝”两部分组成，已按照传统的“前朝后寝”的规制进行布局，有别于努尔哈赤时期宫、殿分离的布局方式。

（三）空间布局特色

皇太极皇宫在空间布局上除了继承太祖汗宫具有的宫城合一、高处筑房的特点，还形成了自己的空间布局特色。

1.继承了努尔哈赤宫殿具有的宫城合一的布局特点。皇太极时期，虽然将“宫”和“殿”筑于一处，并有围墙围合，但与典型的宫城城制相比，却更像宅院。相对于北京紫禁城而言，盛京皇宫既没有城墙，也没有护城河，与北京故宫严明的宫城界线和“城中之城”的格局相比较，更多地体现了宫城合一的思想。皇太极甚至将皇宫入口设在南侧东西向井字街上，构成了皇宫的东西轴线，这样安排既不破坏城中的井字形街路格局，又使怀远门与抚近门之间的道路成为宫与城的联结纽带，使宫与城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紧密的宫城关系在中国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中都是很少见的，体现了满族都城宫城合一的规划思想和鲜明的空间特色。宫城合一的结构形式是满族早期宫殿和都城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满族建都筑城与汉族最根本的区别。

2.“前朝后寝”的空间布局方式。“宫殿合一”并取“前朝后寝”之制是汉文化宫殿平面布局的特点。为了当皇帝、争天下，皇太极时期吸收并尊崇儒家文化，在建造自己的皇宫时也采取了“前朝后寝”的结构形式。皇太极皇宫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25米，由“前朝”和“后寝”两部分组成。“前朝”部分位于皇宫南半部，是皇帝处理政务、接见外邦使臣、举行国家典礼之处，以崇政殿为主体建筑。“后寝”部分位于皇宫北半部，是皇帝后妃居住的寝宫，以清宁宫为主体建筑。

3.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的结合。皇太极皇宫是宫、殿紧密结合的空间布局形式，因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南北中轴线。在长280米的南北轴线上，分布着朝、寝的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依次为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和清宁宫。因后寝区域建筑朝向为南偏东7度，而大清门前为正向的东西大街，因此，皇太极皇宫的建筑朝向自最北部后寝区域的南偏东7度，到崇政殿调整为南偏东5度左右，再到大清门调整为南偏东2-3度左右，最后到最南端的司房调整为正南北方向。因此，皇太极皇宫的南北轴线并不是规整的南北轴线。另外，皇太极在营建皇宫时，将沈阳城十字街路网格局改为井字街路网格局，这样，沈阳城就没有形成城市中轴线，皇太极皇宫的南北轴线也就无法与城市中轴线合一。

除南北轴线外，皇太极皇宫还有一条满族特色的东西轴线。皇太极将皇宫入口设于井字街南侧东西向大街上，也就是怀远门与抚近门之间大街，这样，皇太极皇宫就形成了一条东西轴线。先通过东西轴线上文德坊、武功坊进入皇宫，再转入南北轴线，这是沈阳故宫的特色之一。盛京皇宫形成了满族特色的东西轴线与汉族特色的南北轴线的结合。

4.高台院落与宫高殿低。皇太极继位后，继承了努尔哈赤将寝宫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并形成高台院落的形式。皇太极将皇宫大内建在沈阳城内地势相对较高的努尔哈赤大衙门的西侧，并将皇宫后寝的五座寝宫和两座配宫同建于一个3.8米高的高台之上，共同形成一个高台式的院落。综合分析沈阳城内的努尔哈赤宫室、皇太极皇宫和各王府府邸，发现它们皆将寝宫区域或用于居住的区域整体建于高台式院落之中，体现了满族注重寝居的功能。同时，由于沈阳是平原城，他们无法利用地势在高处筑房，因此便夯土起台，将寝宫建于高台之上。这样，汗王宫室、皇帝皇宫和各王府的寝居部分逐步由高处筑房向高台式院落转变。

中国古代经常砌筑高台达到抬高建筑的目的，尤其是历代宫殿建筑。如北京故宫，其主要的殿和宫都汇集在一条中轴线上，也都有较高的高台承托，但殿明显高于宫，呈现“宫低殿高”的特征。这是中国大一统文化和皇权至上的表现。而皇太极时期的大内宫阙则与北京故宫明显不同，形成了“宫高殿低”的形式。尤其是台上五宫，建在一个高3.8米，东西长69.66米、南北宽67.88米的高台之上，这与北京故宫的寝宫和高台建筑的形式也截然不同。北京故宫的寝宫，只是主要建筑有较低的高台承托，不像沈阳故宫，将后寝区的所有寝宫同建于一个高台之上，形成一个高台式的院落。

5.合院布局，众妃混居。皇太极皇宫采取了合院布局的方式。皇太极皇宫沿南北轴线依次形成五进院落：第一进院落为大清门前院落，是进入皇宫正殿的过渡空间；第二进院落为崇政殿院落，是皇帝常朝的空间；第三进院落为凤凰楼院落，是朝与寝的过渡空间；第四进院落为清宁宫院落，是后宫内院；第五进院落为清宁宫后院落，是御膳和生活服务区。这五进院落，不仅合理安排了“前朝”与“后寝”的空间布局，而且强烈地体现着满族的往日生活习俗，与满族四合院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尤其是清宁宫院落最富特色。

北京故宫的后寝区，无论是乾清宫、坤宁宫还是东、西六宫，都独立成院，相对封闭。而沈阳故宫的后寝区，五宫及配宫同在一个高台院落，反映了浓郁的满族特色。据统计，为皇太极生育过子女的后妃就有15人之多，而那些既未生育又无名号的庶妃就更难以计数，史料记载还有朝鲜女子充入后宫。这些庶妃及宫女，无论住在四大配宫，还是两小配宫，其居住方式都是混居的，大家同在一个院落内生活。这种混居虽然符合满族人的生活习惯，但私密性较差。

6.口袋房与万字炕。口袋房与万字炕是满族建筑的特色，在沈阳故宫体现最明显的便是清宁宫。清宁宫是盛京皇宫中宫，内廷区域的主体建筑，其建筑特色被视为满族传统住宅的典范。室门不像通常那样开在正中，而是位于偏东的东次间，这样便形成了口袋房。因为是侧开门，清宁宫室内便划分为东稍间和西四间两个空间，这样便使室内西侧使用空间扩大。东稍间为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的寝宫，又称“暧阁”。暖阁正中有一道间壁，把寝宫分为南北二室，二室各有炕，称“龙床”。西四间为宽敞的堂屋，是皇太极召见皇室宗亲，举行“家宴”，“行家庭礼”的地方，同时也是宫廷内举行萨满祭祀的神堂。西四间搭设南、西、北三面相连的转弯炕，又称“万字炕”。万字炕南端设肉案，正对门的北端设两口煮祭肉的大锅，在北面炕上设有神位。炕内设连接锅灶的烟道，以便烧火取暖，这是长期生活在寒冷季节较长地区的满族人住宅中不可缺少的设施。连接炕内烟道的烟囱不设在房顶，而是由室外西北侧地面起建，高逾房檐，状如小塔，又称“跨海烟囱”，也是满族住宅的特色之一。清宁宫宫前庭院还立有按满族萨满教习俗举行祭天典礼时使用的索伦竿，这是旧时满族住宅院落中的主要标志物。

三、乾隆行宫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驾崩于清宁宫。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继承皇位，在大政殿举行登基大典。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福临于盛京启驾，迁都燕京。大清迁都北京后，尊盛京为陪都（亦称留都）。自康熙十年（1671年）始，开创了皇帝驾幸盛京祭祀祖陵之典，中经乾隆、嘉庆，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158年的时间里，共有4位皇帝10次驾临，每次都至盛京宫殿驻跸和举行相关典礼。

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帝三次东巡盛京期间，在宫内均搭设“布城”驻跸。因此，从福临登基至乾隆初年，盛京宫殿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并无大的变化。至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乾隆年间，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增建和改建，使盛京宫殿成为兼具开国旧迹和东巡行宫用途的宫殿建筑群。

（一）宫阙改建与东、西所工程

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弘历第一次东巡盛京之后，首先对盛京皇宫的部分早期建筑进行了翻修和改建。乾隆九年（1744年），在崇政殿前新建月台，增设日晷、嘉量，并重新制作了殿内的屏风宝座。十一年（1746年），拆除了崇政殿前的东厢房及东侧的通道楼，在东厢房原址建飞龙阁；将东面銮驾音乐楼“拆去北边二间”，“移挪南边盖造”（《黑图档》乾隆十一年部来档之一），名为东七间楼。将崇政殿前西侧的财帛库改为五间，名为翔凤楼；将九间楼北边拆去二间，建成西七间楼。在崇政殿后，将东侧的翔凤楼拆除，新建日华楼和师善斋；将西侧的飞龙阁拆除，新建霞绮楼和协中斋。这样，崇政殿前后两侧楼阁的排列变为：殿前东为飞龙阁五间，其后为东七间楼；西为翔凤楼五间，其后为西七间楼。殿后东为日华楼和师善斋，西为霞绮楼和协中斋。上述修改后，崇政殿前后形成了东西对称，形式相同的新布局，崇政殿的前后庭也更加宽敞整齐。

銮驾库、大清门南侧的朝房和司房也有一定变化。因拆修崇政殿前东侧的銮驾音乐楼，遂将大政殿后正房五间添盖成为七间，此后又增修为十三间，后又改为十一间，名为銮驾库。在大清门南朝房和司房的位置，原有东、西朝房各三楹。西朝房后有五楹平房一座，东朝房后有五楹二层楼房两座，南侧正对大清门处有三楹平房两座。经改建后，朝房由三楹改为五楹，朝房之后各有五楹二层配楼一座（俗称“朝楼”），配楼两侧各有板瓦房七间（南四间，北三间）。大清门正南的两座司房被拆除，新建琉璃五龙影壁一座。如此改建之后，使这一区域的建筑整齐对称，与东西两牌坊、奏乐亭及北面的大清门共同构成宫门前庭的建筑格局。

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乾隆皇帝在崇政殿至清宁宫建筑两侧又兴建新的行宫——东、西所。东所位于崇政殿至清宁宫诸宫殿东侧，为皇帝东巡时皇太后居住之处。西所位于崇政殿至清宁宫诸建筑之西，是皇帝东巡时的帝后行宫。工程“俱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兴工启建，十三年三月内告竣完成。”（《黑图档》乾隆四十三年京行档）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新建了东宫琉璃门、东西值房、垂花门、颐和殿、介趾宫、敬典阁等，西宫琉璃门、东西值房、垂花门、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等。这些建筑共同形成了盛京皇宫中路的新格局。

（二）西所新增建筑与太庙工程

西所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建成后，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第三次东巡盛京之前，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增建。此次新建琉璃门东、西便门，垂花门东、西便门，迪光殿东、西配殿，继思斋东、西值房和崇谟阁后七间房。这些建筑并不直接供皇帝后妃使用，除迪光殿配殿为随驾东巡的内阁、军机处、六部等宫员候旨办事之处外，余者或为方便出入，或为宫女太监住用，或供存放杂品等，可以视为对乾隆行宫使用功能的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皇帝驻跸期间处理政务及活动需要。

除西所增建工程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命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方竣工。其全部建筑为：“大殿三间，东配殿三间，东顺山房二间，西配殿三间，西顺山房二间，宫门三间，东西角门楼二座，曲尺墙随墙门二座”。

（三）文溯阁等西路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在盛京宫殿储存《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又命于盛京宫殿之西，建造专用藏书楼文溯阁及其配套建筑。工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开工，至翌年七、八月竣工，历时一年有余。新建部分包括三个区域：南部以嘉荫堂为中心，包括嘉荫堂、东西转角房、戏楼、扮戏房、南围房等，是清帝东巡盛京驻跸期间赏戏、赐宴的场所；北部以文溯阁为中心，包括文溯阁、宫门、碑亭、仰熙斋、东西耳房、东西游廊、东西配房、九间殿等，是收藏《四库全书》以及皇帝驻跸期间读书和题诗作画之处；西侧中、西路之间的更道区域，包括南北值房等。在清代，该区域统称为“文溯阁”。

“文溯阁”部分与原“大内宫阙”部分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形成沈阳故宫西路建筑群，也使盛京宫殿平面分布由两个区域扩展为三个区域，成为其后延续至当代的基本格局。同时，本期新建宫殿从外观到使用功能，都具有当时皇家园林建筑的特征，也为盛京宫殿建筑群增添了新特色。

四、多元文化的体现

盛京宫殿自1 625年兴建，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后一批增扩建工程竣工，其建筑活动经历清入关前后两个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朝代，前后持续158年，最终形成几个时期宫殿建筑并存的积累式面貌。因此，盛京宫殿表现了明显的“分期建造，相互融合”的特点。

沈阳故宫东路和中路建筑，最初的建造目的分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常朝宫殿。皇太极即位后，将东路的功能改为礼仪大典之用，这样，就突出了中路“大内宫阙”的主体地位。乾隆时期营建东、西所后，更加丰富了中路，尤其是崇政殿至清宁宫两侧，使中路建筑更加规整，突出了皇太极时期营建的朝寝建筑。嘉荫堂及文溯阁等西路建筑的营建，使盛京皇宫的空间布局更为紧凑，也更加突出了皇太极皇宫的中心位置。同时，通过必要的交通流线与西所和轿马场联系起来。因此，沈阳故宫虽然是分期建造，但最终形成一个主次地位分明、功能分区严谨、整体构图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建筑布局和空间形态上，乾隆时期建造的东、西所和西路建筑，采取了合院布局的方式，使行宫与早期建筑达成一致。在建筑艺术上，其造型和装饰虽然接近北京皇宫同期同式建筑，但在殿顶琉璃瓦上，并没有采用北京皇宫所用的满堂黄做法，而是与盛京皇宫早期建筑保持一致，采用黄心绿剪边的做法，使早、晚期建筑相互协调。

包括太祖汗宫和皇太极皇宫在内的盛京皇宫，最突出的特色是体现了包括满族文化、汉文化、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

满族文化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的主体布局和使用制度上。如东路的政治性建筑——大政殿和十王亭，以独特的建筑名称和大政殿居中而建、八旗衙署——十王亭在左右两侧分布的形式，反映了后金和大清早期满族特有的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的文化特色，与满族皇帝和八旗旗主狩猎出征时扎设营帐的排列方式相同，形成独树一帜的“帐殿式”布局。举行国家重要典礼的大政殿为重檐八角亭式建筑，以满、蒙民族汗王狩猎出征时扎设的帐幄为造型基础，在中国历代皇宫大殿中是仅有的，具有浓郁的满族建筑特色。中路清宁宫等帝后寝宫建于3.8米的高台之上，承袭了满族在山区居住时期贵族首领住宅建于最高处的习俗。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清宁宫偏东侧设屋门、西侧室内通连和搭设三面相连的转弯炕、西炕上方安设祭祀神位的格局，以及清宁宫内的皇帝家族祭祀场所，都是融满族传统生活习俗和萨满教信仰风俗为一体的满族宫廷和民间住宅建筑的样板。清入关后，北京宫殿坤宁宫、宁寿宫等建筑都仿照清宁宫进行修建或改建，以适应满族皇帝宫中生活和祭祀的需要。皇太极皇宫在初建时，皇宫中轴线也并非完全对称，尤其是崇政殿前的建筑，东厢房与银库，銮驾音乐楼和九间楼，八角琉璃井和转角楼都不对称，只是经过乾隆时期的改建后才变得完全对称。这种不对称的空间布局也体现了满族早期建筑的特色。以宫门形式出现的凤凰楼在中原皇宫里是很少见的，这种台上楼阁的形式也是满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汉文化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建筑装饰上。皇太极继位后，为了显示后金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开始尊崇儒家文化，并建立大清帝国，称皇帝。他在营建自己的宫殿时，已充分吸取了汉族皇宫建设的思想，按照汉族的营城规制，将皇帝朝政的金銮宝殿和居住的寝宫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呈“前朝后寝”的空间布局形式，并形成主体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排列形式，以轴线建筑艺术重点突出中心朝寝的重要地位。在建筑装饰方面，沈阳故宫各主要宫殿均采用象征帝王的龙为主要纹饰进行彩绘和雕刻，如大政殿正面的双龙盘柱，崇政殿内外檐柱上方的龙形抱头梁，大清门、崇政殿的龙纹墀头等，都是汉文化的体现和影响。

蒙古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的木构及装饰上。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满蒙开始婚娶；皇太极时，大规模推行满蒙联姻，并逐步统一蒙古诸部，最终形成满蒙信仰共同体和满蒙间文化的统一。这些因素自然会对沈阳故宫造成影响，崇政殿、清宁宫等建筑上使用的方柱，方形复莲石础，柱头兽面装饰等都是蒙古族木构建筑中常用的手法。

藏传佛教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的建筑装饰上。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有喇嘛来到后金国。到了皇太极时期，喇嘛接踵而至，藏传佛教势力日增，后金汗对喇嘛十分恭敬优待。后来，随着蒙古诸部的并人，蒙古人信持的藏传佛教就体现在清朝国家意识形态和皇家精神生活上，并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国家文化。皇太极就自称满洲即文殊，并敕建盛京护国四塔寺，由喇嘛设计建造，分别建在盛京城外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塔寺将皇城乃至皇宫环绕在其中心，共同构成以文殊金刚为主尊的曼荼罗式的坛城，其中心就是皇城乃至皇宫的所在。沈阳故宫各主要宫殿的内外檐木装修，借鉴了藏传佛教建筑特色的兽面、蜂窝、莲瓣、如意等装饰式样。彩画中的梵字，大清门檐柱的柱帔雕刻、托斗、大替木，以及大清门、崇政殿等处门枋上用的由莲瓣、金刚结、短椽、云纹组成的装饰带，都是藏传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做法。这既富于少数民族特色，又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崇政殿前后檐的叠经装饰，保护着盛京皇宫里的皇太极，使沈阳故宫成为坛城的中心。

总之，沈阳故宫不仅体现了多元文化，还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如满族高处筑房的生活习俗、院落式的布局方式与中原传统的皇宫规制的融合构成了皇太极皇宫的空间形态。盛京皇宫在经过近400年的营建和修缮后，终于形成占地6万多平方米，东、中、西三路并列，共有清入关前后建筑100余座、50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是北京故宫之外全国仅存的两大古代宫廷建筑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