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武德开元通宝再研究_科技_观点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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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初武德年间始铸开元通宝钱，开后代宝钱之先例，但与后代的年号钱有所不同。通过对该钱的铸造背景、铸造区域、流通情况以及钱文释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对武德年间的开元通宝钱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便于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

【关键词】武德开元通宝铸造流通

货币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学术界对唐代开元通宝钱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学者们对唐代开元通宝的研究主要涉及出土情况[1]、品类分期[2]、钱文读法[3]、铸造工艺[4]、书法审美[5]等方面。这些研究可谓异彩纷呈，但对于武德年间开元通宝的专题讨论却相对缺少，尤其是对其铸造情况、流通范围等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以致人们误以为开元通宝就是开元年间铸造的钱币。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背景、铸造概况、钱文释读等方面进行考查，并对它的流通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不足之处，请方家教正。

一、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概况

隋末天下混战，群雄割据，与唐并立的政权有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萧铣、王世充等，各地在货币使用上虽然仍沿用隋朝五铢钱，但货币流通领域弊病百出。据《新唐书》记载：“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髙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6]可见，五铢钱在铸造与流通环节都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唐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私铸之风仍然盛行，各地无统一标准，铸造原料各型各色，钱币大小轻重不一，市场之中私币泛滥。这一时期，货币铸造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不合格，二是量不达标。显然，这种情况对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改革币制势在必行。《旧唐书·食货志》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7]这就是说，在唐王朝建立之后的第四年，即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正式废除五铢钱，新铸开元通宝。这时，唐王朝相继消灭了梁、郑、许等割据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辅公祏降唐，江淮地区归附，全国基本上统一。高祖在此时推行新钱是比较符合时局的，另外也说明了五铢钱的废除与武德开元通宝的铸行是同时进行的。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时间只有五年，即武德四年至武德八年（621～625年）。

武德年间的开元钱并不只有铜钱一种，只是铜钱的铸行量较大、用途较广，更为人們所熟知罢了。据现有材料可知，在流通中最为普遍的铜质武德开元是由铜、锡、铅、镍等多种金属构成的青铜合金，比重较大，质量较高。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武德年间初制宝钱，政府对铸钱比较重视，要求相当严格，故所造开元钱在材质、大小、轻重等方面都比较适中，便于流通；二是私铸钱币现象逐渐被政府禁绝，从而逐渐取代了前代遗留的古钱；三是隋末经济凋敝，铜的开采和使用相对减少，致使唐建立之初铜的供应较为充裕。武德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7]。这里“所谓二铢四累者，今一钱之重也”[8]，即相当于清代一文钱，计量单位变为十进位制。由此，我国古代货币进入通宝钱时期，历时一千三百余年未变，直至民国时期才逐渐被废止。

对于武德开元钱的标准钱径，争议不大。目前考古发掘的唐尺长度普遍为29～31厘米[9]，按一尺十寸、一寸十分计，则唐初的武德开元通宝钱径八分应为2.3～2.5厘米。这与近年来考古学界所考证出的武德开元通宝钱径2.4～2.5厘米，两者并无太大的差异。而有关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且差异较大。陈鸿志先生认为武德开元通宝重4克左右[10]；汪有民先生考证的武德开元通宝重4～5克[11]；徐殿奎先生主张武德开元通宝重4.5克左右[12]；高英民、张金乾、李如森等学者则认为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为3.6克[13]。可见，虽然同是对武德开元通宝进行的研究，但由于各家测量所依据的货币批次不同，其结果差异还是很大的。因此，有必要对唐代的衡制略作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存一枚武德元年制造的铜权，重464.2克[14]，当为一斤权。若按此标准计算，唐代一斤十六两，10枚钱一两，则一枚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应在2.9克左右。但仅凭此一例确定武德开元钱的重量并不科学。吴慧女士利用开元钱与有计重铭文的银锭、银板等跟史籍记载的衡制校对，推算出唐代的官秤一斤重680克，一枚二铢四絫的开元通宝的平均重量在4.25克左右[15]。丘光明先生统计的唐代有铭文的记重器每两为14.2～43.6克，因记重器一两在40～42克者居多，故而认为唐代一两的名义值为41.3克[14]。若依此标准，则一枚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应为4.1克。但是，一两在40克以下的记重器也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用佘下开元钱的其他唐代记重器考释唐代斤两的实际重量的方法。总而言之，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仍不能确定唐代权重的实际斤两数，也就不能确定武德开元钱的实际重量，但武德元年所制的铜权以及上述学者推算出的数据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另外，武德年间也铸有比较罕见的金质开元钱和花穿钱。所谓花穿钱是将普通的方孔加工成花型，陈延廷先生就曾对唐代的花穿钱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6]；所谓金质合背开元是面、背都铸有“开元通宝”钱文的鎏金开元钱，冯馨彬先生说他在朋友处曾偶见一枚字体极似唐初欧阳询书法的鎏金十字合背“开元通宝”钱（钱径2.4厘米，重3.9克）[17]。这两种开元钱无论是字体的书写还是整个钱币的工整程度都与武德年间的开元钱十分接近，一些学者将它们笼统地归为唐早期开元钱。但从其形制与字体的书写来看，笔者则认为它们应该是武德年间铸造流传下来的开元通宝。

唐朝建立之初，为了推行新的货币，政府对私铸货币的处罚十分严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7]。由此以来，“开元通宝”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下将以近年来的部分考古发掘情况为例，对武德开元通宝的铸造情况进行考查，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武德开元通宝的重量略作探讨。

（一）对于钱径、重量、穿宽等记录比较详细，可以确定为武德开元通宝钱币的主要有以下几例。1999年，在西安的一次大规模发掘中，共存留短头开元8740枚，为素背、月纹、星痕共存，对于典型武德开元通宝的数量无明确记载，但其规格已十分明确：钱径2.45～2.50厘米，穿宽0.62～0.65厘米，重3.7克[18]。2010～2011年间，在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的墓葬中出土了5枚开元通宝，1枚残损，其余4枚相同且保存完好，钱径2.5厘米，穿宽0.6厘米，重3.2克[19]。另外，从2012年就开始发掘的西安132号唐墓，随葬品中有15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2.5厘米，钱文清晰，轮廓规整，学者们也一致认为这些钱币为“武德开元”，只是原报告中并未见钱币重量的相关记载[20]。

（二）有一些开元通宝钱，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它们的重量在发掘报告中并无一一注明，但它们的钱径、穿宽等与武德开元通宝很相近，因此它们也很有可能是武德年间铸造的钱币，主要有如下几例。1955～1961年间在西安郊区发掘的墓葬中有47座隋唐墓葬，其中共出土了142枚开元通宝。有81枚开元通宝钱径2.4～2.5厘米，郭宽0.15～0.20厘米，穿宽0.7厘米，笔者认为应为“武德开元”[21]。2006年，湖北地区发掘了两组唐代初期的墓葬群：一组是后房口崖墓群的14座崖墓，另一组是猴子头崖墓群的4座墓葬。随葬的开元通宝大小重量基本一致，另有一些随葬品的形态有典型的北朝晚期到隋、唐初期的风格。对于墓葬的断代，湖北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比较保守地推测为唐代初期，实际上根据其随葬品的前代遗风，其具体年代很可能在唐朝建立不久的二三十年间。其中，后房口14座墓葬中大多数遭破坏，较为典型的四座墓葬M2、M4、M11、M12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开元通宝钱。M2中有3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8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0.13厘米；M4中有4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8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3厘米；墓葬M11是后房口崖墓群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墓葬，随葬品中的3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2厘米；M12中的2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5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08厘米。此外，猴子头崖墓群的4座崖墓，除了自然原因的破坏，墓口基本保持完整。较典型的墓例M1中也有2枚素面开元通宝，钱径2.4厘米，穿宽0.7厘米，厚0.12厘米[22]。2011年，在陕西凤翔县发掘的三组唐墓M1、M3、M5中共出土7枚字形较为相像的光背开元通宝。其中，M1中的开元钱，钱径2.45厘米，穿宽0.65厘米，厚0.15厘米；M3中的开元钱，钱径2.5厘米，穿宽0.7厘米，厚0.15厘米；M5中的开元钱，钱径2.45厘米，穿宽0.6厘米，厚0.1厘米[23]。2013至2014两年间在山西临汾发掘了10座唐代墓葬，出土墓志的唐墓有M2、M17、M45。其中M17为唐初墓葬，墓主人身份地位待定。随葬品中有8枚保存完好、制作精良的开元通宝钱。钱径2.5厘米，穿宽0.7厘米[24]。

（三）还有一些开元通宝钱，钱径、穿宽等缺少数据记载，但从其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钱币品相、钱文特征等方面来看，亦可能为武德年间所铸。1975年，在湖北富平县献陵附近发现一公主墓。墓主人大长公主为高祖第六女，此墓虽多次被盗，但仍有数枚开元通宝钱出土[25]。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献陵附近的长乐公主墓进行了发掘。该墓曾被盗，出土的随葬品中有5枚开元通宝钱，其中4枚为光背，1枚有月纹。4枚光背开元通宝有可能是武德年间铸造的[26]。

此外，2012年专门对近年来两广地区隋唐墓葬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一个归纳总结性的研究，所附“两广地区隋唐墓葬登记表”统计出了两广地区的22座唐初墓葬，其中随葬铜钱的墓葬有4座，能够明确确定为唐初开元通宝的墓葬有2座，一座出土1枚，另一座出土30枚[27]。

从上述三类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唐初武德年间，在今陕西、山西、湖北、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已经开始铸造并流通开元通宝钱。《旧唐书》载：“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7]《唐六典》载：“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遂别。今绛州三十炉，杨、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28]这些记载都说明，唐初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都有钱币铸造。从这些地区发现的武德开元通宝来看，其重量筆者更倾向于高英民与陈鸿志先生的说法，即重3.6～4克。其间存在的差异，笔者认为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一是武德年间可能多地区多次铸造钱币，钱币重量没有完全统一，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二是钱币经前人使用而有所损耗；三是考古发掘清理的过程中有破坏；四是人为称重，数字可能不够精确。

二、钱文释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开元通宝钱在形制上仍为圆形方孔，它所遵循的依然是秦朝改革币制以来的“天圆地方”理念，其独特之处在于钱名。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通宝钱文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制且书，字体为八分和隶体。其读法一般认为是对读，即“开元通宝”。近年来，有学者主张该钱文应环读，即“开通元宝”说。由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先将其依据的主要材料罗列如下[3]：

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唐，李林甫《唐六典》）

肃宗乾元元年七月诏曰：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无新铸，不废旧钱，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其文曰“乾元重宝”。其开通元宝者亦依旧行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O一《邦计部·钱币三》）

唐武德初铸开通元宝。（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钱币考一》）

但是，直接记述武德年间铸造钱币为“开元通宝”者更多，例证如下：

武徳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五代，刘昫《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

隋末钱弊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中，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廻环可读。（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武徳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宋，郑樵《通志》卷六十二）

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九）

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废五铢，行开元通宝钱。（宋，王应麟《玉海》卷第一百八十）

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十）

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三）

武徳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

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五）

武徳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五十九）

武徳四年七月丁卯，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

对比可见，文献中最早出现“开通元宝”的读法仅于《唐六典》中出现一例，虽有一定价值，但仍属孤证，而《文献通考》和《册府元龟》的记载完全有可能是沿袭《唐六典》的读法。至于《册府元龟》所引材料，《旧唐书·食货志》中也有相关记载，然而《旧唐书》的记载却有所不同：“乾元元年七月，诏曰：钱货之兴，其来久矣，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7]为什么同一种货币既称为“开元通宝”又称为“开通元宝”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旧唐书·食货志》的记载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后人不应对此产生疑问：“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迴环读之，其意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7]由此可知，《唐六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等书记载的“开通元宝”的读法应是民间的一种流俗读法，并非唐初官方钱币改革时的定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开通元宝”作为武德钱文的官方正读是不合适的。武德年间初铸的开元钱，其官方正读应为“开元通宝”，民间也有“开通元宝”的读法，二者并行不悖。同时，从上述所引史料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如下几方面的信息：（1）唐初武德开元通宝钱的推行，在钱文上有较大的创新，它已突破了秦汉以来只注重记载重量的钱文形式，如秦“半两”、汉“大泉五十”、蜀“直百五铢”、北魏“泰和五铢”、北齐“常平五铢”、隋“五铢”等，进而发展成为货币意义较为纯粹的“宝”钱，开后代同类钱币之先河。（2）高祖令大书法家欧阳询撰写钱文，字形呈八分隶体，笔力险劲，在当时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可见当时对于此次钱币改革的重视。同时，该钱币文字所呈现的审美价值，也为当时人们所看重。（3）“开元通宝”为官方正读，“开通元宝”为流俗读法。在钱名的读法确定之后方可探讨钱名背后的深刻内涵。从表面看，钱名只是一种代号，然而钱币作为时代的产物则势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吻合。高祖李渊作为大唐的开国君主，其雄才伟略自不必说。身为一个有志之士，他所主张流通使用的开元钱亦有着深厚的意蕴。改革旧币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新政权合理化的一个标志。高祖意在表明他所建立的唐朝与隋不同，势必要扬名万世，故“开元通宝”才会有较深的文化内涵和政治理想寄托，而“开通元宝”并无这种特别的含义。

唐初武德开元钱铸造精美，历经近百年而少有變化，从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掘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只是由于铸造年代和地区不同，钱文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字体的细微变化上，但总体上与武德年间的开元钱还是比较接近的。有关武德开元的书法究竟是“八分及隶”二体，还是“八分及隶篆”三体，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29]，说明该钱币具有多方面的书法审美价值，尚需书法学界的学者们做更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武德开元通宝的流通情况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在中国货币史上，通宝钱始于唐武德四年，终于清宣统末年，流通了1300多年，影响深远。就唐初而言，武德开元通宝的流通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武德年间所铸开元通宝钱的流通途径，最初主要是国内商业领域，后来涉及外事费用、部分边远地区的租税征收、商品交易等方面，至于力役、借贷、卖官鬻爵、官吏俸禄等用途，则是随着经济、政治发展变化而不断演生而来的。以下试作简要说明。其一，与边疆各国的外事来往。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年间与唐有外交往来的国家有林邑国、贞腊国、东女国、高昌、康国、契丹、奚国等。其中，明确记载接受唐财务赏赐的国家主要有东女国和林邑国。“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锦彩。”[7]“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武德中，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遣之。”[7]如果说高祖赐予林邑国的“锦彩”为绢帛等实物货币，则赐予东女国的“厚资”中就很可能有开元通宝钱。政府垄断铸币权，在极力推广新钱之时将其赐给与自己有外事往来的国家，这也是扩大国家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一种途径。其二，部分边远地区的赋税征收。唐初在货币的流通方面为绢帛、铜钱并行，所收赋税为实物经济与钱币共存。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制，所收赋税全为实物，武德七年方开始对部分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征收钱币赋税：“武徳七年，始定律令……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7]其三，商品交易。《旧唐书·食货志》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7]可见，唐初对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已十分明确，各阶层人民各司其职，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新货币的流通，武德开元通宝逐渐被用于商品交易之中亦是合乎情理的事。

综合考古与文献材料来看，唐初武德年间所铸开元通宝钱的流通领域，呈现出了地域化分布与阶层分化的特点。其一，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山西、陕西、四川、两广、湖北等地的唐初墓葬中出土开元通宝钱的情况较为常见，而其他地区相对较少，这应该与当时的政区划分以及国家政令推行等因素有关。其二，武德年间的开元通宝钱在唐初贵族、官僚墓葬中发现较多，在中下层平民墓葬发现较少，这说明武德开元通宝钱在贵族、官吏间的流通相对更为普遍。其三，根据文献记载，隋唐以来民间社会丧葬流行焚烧纸钱的习俗，这与平民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可能是造成唐初平民墓葬发掘很少发现当时实物货币的主要原因，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武德开元通宝在下层民众间的流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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