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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水画中“四时”主题的形成与确立

...画读文,王维山水画论摘要:通过对先秦文献里“四时”主题的相关论述,梳理了绘画中这一主题形成的源头,并对六朝至五代文论、画论中“四时”的演变与延伸加以阐发,进而认为山水画中“四时”主题在五代时期已经确立。关键词:四时;山水画;时间观一、先秦文献中关于“四时”的记载春去冬来,夏盛秋衰,既为自然之变,亦

...画读文,王维 山水画论

摘 要:通过对先秦文献里“四时”主题的相关论述,梳理了绘画中这一主题形成的源头,并对六朝至五代文论、画论中“四时”的演变与延伸加以阐发,进而认为山水画中“四时”主题在五代时期已经确立。

关键词:四时;山水画;时间观

一、先秦文献中关于“四时”的记载

春去冬来,夏盛秋衰,既为自然之变,亦为时间之逝。“时”于《说文解字》中意为:“四时也。本春秋冬夏之称。”另《释名》有记:“时,四时。时,期也。物之生死皆应节期而至也。”由此可见,此处“时”与“四时”(四季)含义相通,万物生长衰敝都顺应了四季轮回。

根据先秦文献《尚书·尧典》中的记载,伏羲、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分出四季,制定历法,并指出各季对应的天象变化、政令风俗:“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1]。”

而在《礼记·乐记》中有关“四时”的论述不再囿于宇宙运行、自然变化的基本规律,其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2]。”

此处是在阐明天地万物,虽因天地有别,故而礼法不同,但又都处于流动不止的状态中,所以有了相互关联,因此便有“乐”应运而生。这里对“春作夏长”“秋敛冬藏”以“仁”“义”冠之。由此可见,“春夏”之事如乐,有仁爱温和的品质,“秋冬”之事如礼,有限定收敛的涵义。因而,这里的“四时”已经不再流于自然之表象,而是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品质。

将“四时”赋之以情,在先秦文学中也较为常见,如《诗经》《楚辞》便是通过四时之景有感而发。如《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之于归,宜其室家”皆是“春喜”;而“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又是“秋愁”;楚骚中“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亦为秋之忧思。在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更是激发了秋之愁绪,后人将其视为悲秋之祖。可以说,先秦以四季为引而衍生了诸多主题,最为典型的就是“伤春”“悲秋”,而这些主题中都已经隐约蕴涵了“惜时”“追逝”的情感。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四时”首先是作为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存在的;其次,先秦文献中的“四时”不仅作为宇宙运行的法则而被认识,同时还被赋之于品格与德行,以此育人;第三,“四时”被冠以品格后有了明确的情感指向,这种情感指向主要表现为歌咏生命与感喟时间。所以说,通过各季特点与时节轮回而产生的生命感与时间感,使得“四时”在先秦时期成为母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六朝文献中“四时”主题的形成

至六朝时期,陆机在《文赋》中谈及“四时”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李善注此句时云:“循四时而叹其逝往之事,揽视万物盛衰而思虑纷纭也。秋暮衰落故悲,春条敷畅故喜也[3]。”可见,陆机《文赋》以“四时”为引,观春秋景物,也是叹时光易逝,这也正应对了他“历四时以迭感,悲此岁之已寒”“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的惜时之意。而《文心雕龙·物色》集中了对“四时”的描述:如“‘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4]。钟嵘《诗品序》中也有类似论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5]。”

从中可见,六朝时期诗赋文论多为感四时之物,抒之以情。从陆机《文赋》中的相关论述,已经可以看出因“四时”而生的浓郁情感。《物色》一篇正是对《文赋》中這段关于“四时”描述的具体诠释,而《诗品序》中的“四时”又具体为各季意象,这些意象正是诗情兴起的原因。因此,六朝时期诗论文赋中对于“四时”的阐发是重在“感物”。这与之前将四时赋予德行、品质,或是某种情绪的定位已经不同了,它不再停留于“体物”了。这里的“物”指四季物象,所谓“感”便是“物”与“情”融合的过程。因此,情之所发既是以心为源的物我交应,这种物我交应所产生的“情”也是因“四时”而生的“时间”的情感化。所以说,六朝时期对时间性的探讨始终是与“四时”相联的,而此时“时间”的情感化多以“惜时叹逝”来表现,而后又引申出了后世的“怀古”“忧生”之嗟。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六朝人士对自然山水的体察与感悟,随之而有了山水诗的滥觞与山水画的初现。我们从六朝画论中发现,山水画在这个时期的功能性逐渐减弱,从而独立出来。山水画功能的转变与“四时”主题的变化具有相似性,人们对“四时”的认识从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将其付诸品格、情绪,进而融入情思。相应地,“四时”主题在六朝时期的山水画中同样有表现,画作虽然现已无留存,但从画论中可窥探山水四季之貌。王微《叙画》中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圭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披图按牒,效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画之情也[6]。”

王微所言画中的春(春风)秋(秋云)之景,可怡情养性,激荡神思。这与宗炳所提山水“畅神”是相一致的。王微此处借“四季”道明山水画之质,并强调了山水画是须将想象与精神融入其中,即可抒之以情,使山水画的作用得以彰显。可以看出,王微在这里借“春风”“秋云”“绿林”“白水”这些时节物象来谈山水画的欣赏,这与《文赋》《物色》《诗品序》中的“感物”是相似的。具体来说,就是“物”“情”“画”的关系与“物”“情”“辞”三者关系的相似性。在《叙画》中的“物”指四季风物,这里的“物”一方面是“春风”“秋云”“绿林”“白云”这些物象;另一方面也指自然山水的变化。那么,山水之形要与人的想象与情感相通,才能体察自然变化。王微的《叙画》中,强调的是四时之变引起主观情感变化,正如“飞扬”“浩荡”这些词都是用来描述精神自由的,而使精神自由的正是“春”“秋”之物。那么,这里的“四时”便是“情”与“画”之间的纽带,而六朝人士则是以“心”来反观季节,体悟自然。

另外,在传为梁元帝萧绎所作的《山水松石格》主要是讨论山水画创作的具体方法,所谓“格”有探究、法式之意。文中对树、石、山、水的画法,都有具体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也提及了“四时”,即“秋毛冬骨,夏荫春英”。这里明确了“四时”为山水画创作的主题,“毛”“骨”“荫”“英”四个字皆是来形容不同时节树木的,以此来点明四季特征。此文所论重点为物象画法,对自然的关注重在其形、色及物象组合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四时”在这里不止于作为情感体验,而是真正实现了其作为绘画主题的表现功能和欣赏作用,从而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

虽然在六朝时期的画论中对“四时”鲜有记叙,但从诗论、文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人士对“四时”的关注是由“感物”转向“格物”进而在山水画中达到“畅神”之境的。“四时”包含了诸多意义,如惜时忧怀、感世忧叹等。诗文中的四季不限于表象的生机、峥嵘、凋敝,其中包含清玄之理、忧怀之情、感物之心。在这个时期的绘画理论中可以看到感物与格物的两种态度,前者多与老庄玄学相关,而后者则注重对自然物理之形的探讨。二者具体到画论中,便是对画理与画法不同层面的探讨。如王微的《敘画》偏重画理及山水画本质的探讨,而《山水松石格》则是更趋向于技法的运用。这种倾向在唐宋时期的绘画理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四时”主题在绘画理论中的确立

传为王维所作的两篇画论中也同样有关于“四时”的记载:如在《山水诀》中,明确提出了四季作为绘画主题——“春夏秋冬,生于笔下”;而《山水论》中对各季不同的描绘就更为具体了:“春景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山色渐青。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鸿秋水,芦岛沙汀。冬景则借地位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平[7]。”

于是,进一步指出“凡画山水,须按四季”。由此可以看出“四时”主题在绘画中的内容更为丰富,相较于六朝时期的画论,这里更为重视的是“四季”带来的视觉感受。这里的春、夏、秋、冬都有了十分具体的景物组合,如春雾长烟、瀑布幽亭、鸿雁沙汀、渔舟冬雪等,同时对于山、水、天、地等物象有了明确的色彩定位。此外,《山水论》在突出各季特征的物象中加入了与之呼应的点景人物,这便使自然山水更为鲜活。从而在《山水论》《山水诀》对“四季”的相关阐述中,仿佛可以清晰地看到草长莺飞、浓荫蔽日、秋水长天、雪虐风餮的自然变化,而相应的四季画题也随之而出,于是便有了“秋天晓霁”“洞庭春色”“烟笼雾锁”。

另外,传为五代荆浩所作的《山水赋》中也有对“四时”之景的集中阐发:“凡画山水,须按四时,春景则雾锁烟横,树林隐隐,山色堆青,远水拖蓝。夏景则林木蔽天,绿芜平坂,倚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水天一色,霞鹜齐飞。雁横烟塞,芦渚沙汀。冬景则即地为雪,水浅沙平,冻云匝地,酒旗孤村,渔舟倚岸,樵者负薪[8] 。”

可以看出,《山水赋》与《山水论》中所述几近相同,也有人指出此篇亦为王维所作。从内容来看,《山水赋》似乎是以《山水论》为本而作了稍许修改,对四季物象的描绘基本一致,故在此不作赘述。

相应地,在唐至五代所留存的图像中也可以看出“四时”主题的基本确立,如敦煌莫高窟217窟南壁西侧则绘有《春山图》《春山踏青图》,五代关仝《秋山晚翠图》、巨然《秋山问道图》等作品。而《宣和画谱》中记李思训、李昭道皆作《春山图》、王维有《雪山图》等15幅雪景画、五代荆浩作《夏山图》4幅等。

可以说,四时题材从先秦文献中关于农耕、政令的一般描述渐而被赋之于品德、品质的功能,在《诗经》《楚辞》中又加之以情,至六朝文论、画论中的“四时”主题将情景相融,最后在唐至五代基本确立了这一绘画主题。

参考文献:

[1][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

[2]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480.

[3][西晋]陆机著,张少康编.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4.

[4][梁]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93.

[5][梁]钟嵘著.诗品译注[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20.

[6][7][8]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2014:585;596;600.

作者简介:

张一弛,南京是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方向:书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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