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规越制的“瑞府御製”

乾隆剔红御制诗笔筒

李林夏

“御”字乃古代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如御用、御览、御笔、御驾亲征、御制等等。瓷器烧造亦如此，唯有帝王意愿下烧造的瓷器方能使用“御製”二字作款，如“康熙御製”。旁者滥用，概属超规越制，必遭治罪。

但事有例外，笔者收藏的一件非官窑瓷器标本，便打破了这一帝王至尊的金科玉律——即超规越制地滥用了“御製”二字作款，又未见史上有任何相关治罪的记载。

该标本出土于北京市宣武区南大吉片拆迁工地的明代垃圾土层。结合标本的器形、胎质、青花发色、纹饰、底足等特征，可断代为晚明时期，属民窑瓷器范畴。从收藏的角度看，该标本称不上精美，欣赏价值也不高，唯底款上的“瑞府御製”四字尚可圈点。其中，尤以“御製”二字，最为惹眼。

民窑瓷器款识上，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且史上未见任何相关治罪记载，不得不令人产生诸多的疑问与思考：晚明时期是否真有“瑞府”存在，其主人是谁？“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原因和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针对这些疑问，本人结合晚明时期的相关史料，尝试着做如下分析与探讨。

第一，晚明时期是否有“瑞府”存在，其主人是谁？

中国古代对住宅的称谓极其讲究，且隐含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其住宅称谓也各不相同，如帝王的住所称“宫”，地位卑微的平民住所称“家”或“舍”。显然，“瑞府”与晚明四帝（晚明，自万历帝登基到崇祯帝殉国七十一年间，计有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在位）有关，和平民无关。而享有“府邸”之称的，只能是皇亲国戚、位高权重的官宦人家、皇族之外追谥的有功之臣或富甲一方的有钱人。

引据住宅称谓的专指性，便于明确“瑞府”所属的社会阶层，进而缩小考证的范围。

经查，《明史》中确有“万历二十九年，建瑞王府于南郑” （南郑即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初，太子未立，有三王并封之旨，盖谓光宗、福王，及常浩也” 等记载。

“瑞王府”营造历时26年告竣，规模宏大，东连莲花池，南至现西大街，西接北教场粮库，北抵城墙基，面积约占当时汉中城的近三分之一。如今，“瑞王府”后花园遗址已被改建为莲花池公园，是汉中中心城区唯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公园。

然而，标本上写的是“瑞府”，《明史》中记载的却是“瑞王府”， 二者是否相悖呢？

通晓明清瓷器的人都知道，无论官窑还是民窑，明清瓷器款识的字数，大多为偶数，且四字和六字居多，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对称和工整。故而，“瑞府”不过是“瑞王府”的简称罢了，二者并不相悖。如出一辙的还可见万历时期的“沈府佳器”（“沈府”即“沈王府”的简称）、“德府造用”（“德府”即“德王府”的简称）等款识。

再有，“瑞王府”在陕西，标本出在北京，则是物随人走的结果。毕竟瑞王的“本家”在紫禁城，瑞王或其眷属在京城拥有几处外宅、使用“瑞府御製”款的瓷器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根据中国古代住宅称谓上的等级制度判断，晚明时期除朱常浩的“瑞王府”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瑞王府”与之并存，标本上的“瑞府”与《明史》中记载的“瑞王府”存在着唯一的对应关系。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晚明时期“瑞府”（即《明史》记载中的“瑞王府”）确实存在，其主人是万历皇帝的第五子朱常浩。

第二，“瑞府”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原因和背景是怎样的？

缺少更多物证与史料支持，若想准确分析出“瑞府”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直接原因，恐怕难遂人愿。

假设，“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是一种故意犯上的行为，那么“瑞府”就应有仇视、记恨和对抗皇帝与朝廷的原因和理由。但查遍《明史》及相关资料，并未发现“瑞府”与四帝之间存在任何相冲对抗的记载。唯一勉强可以与之搭界的是万历皇帝（万历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之举，瑞王曾被纳入过“太子候选人”。但瑞王当时年仅两岁，尚不谙世事，想必“太子候选人”的席位未曾撩动过他的小心脏。即使成人后，瑞王也会懂得万历皇帝当时不过是拿他充当平衡众议的棋子罢了。所以，不足以认定此事就是构成“瑞王”仇视、记恨和对抗皇帝与朝廷的原因和理由。

又假设，“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为，那么，藩王的身份、地位本已高贵而显赫，除皇帝、太子和宫内亲眷外，没有更显赫的身份、地位可与之同日而语，“瑞王”又何需以这样一种方式用来炫耀呢？

可见，在缺少更多物证与史料支持的条件下，即便罗列出再多诸如此类的假设与分析，最终都会碍于主观判断与事实依据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因此，与其深究“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不如结合“瑞府”超规越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背景，去探究一下“瑞府”超规越制背后更深层面的客观原因。或许，这能为今后进一步揭示出“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起到铺石垫路的作用。

1.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君权状况

有关晚明时期君权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万历皇帝在历史上该如何担责的问题，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着重厘清这个问题，对揭示“瑞府” 超规越制乃至整个晚明时期诸如此类的超规越制的原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君权状况经历的是一个由集中到逐步削弱，再到丧失殆尽的演变过程。仁宣（洪熙宣德）之前，君权相对集中，特别是洪武、永乐两朝，君权高度集中，基本上可以比肩清代；而仁宣之后，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盛行，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君权开始削弱；到了弘治以后， 文官集团的权力意识日益膨胀，动辄集体出面抗衡皇帝的意愿，左右皇帝的主张，如正德皇帝南巡、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事件等等，君权进一步被削弱；至万历，明朝的行政权几乎完全落入内阁和六部手里，皇帝想要行使权利，会遇到更多掣肘，君权几近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