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玲
收藏概况及主要来源
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文献350卷，是国内最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藏品大部分为爱国实业家周叔弢先生旧藏并捐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随着封闭数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沉睡其中的公元4-11世纪的珍贵写本、印本、经帙、佛画以及其他文书约五万件惊现于世。藏经洞一经开启即屡遭劫难，英、法、俄、日等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觊觎并将其中所藏珍贵文献劫掠瓜分殆尽。其中英国斯坦因（A.Stein）、法国伯希和（P.Pelliot）、俄国奥登堡等人，将绝大部分弥足珍贵的敦煌古写本佛经、经帙、佛画以及其他写本劫掠至海外，以至陈寅恪先生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无奈概叹。直到1909年，在国人的呼吁下，清政府才电令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何彦昇“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京”，责令敦煌地方政府清点藏经洞所余写本，尽快押运来京，交由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保存。1910年，藏经洞中剩余的文书终于运抵北京，然而到了京师之后，押运官傅宝书、武相臣等并未立即将这些珍贵文献移交学部，而是将装满写本的大车运到了何彦异之子何鬯威家中。何鬯威伙同其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将其中精品分别据为己有，又将长卷一裂为二以充其数（这是传统说法，据荣新江研究，认为：其时李盛铎、刘廷琛均在学部任职，他们在这批文献运到学部后盗取了部分精品。见于《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对其进行了再次劫掠。
李盛铎（1858-1937年），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1889年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1898年署理使日钦差大臣。回国后历任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府垂，署理太常寺卿，考察宪政大臣。1905-1906年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获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9年回国。1911年2月任山西提法使，11月晋布政使，12月署理巡抚。后袁世凯聘其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历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参议院议长等。1920年以后，李盛铎退隐寓居天津，不问政事。李家累世藏书，且多有秘籍。编有《木犀轩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德化李氏行岌书目》，其藏书题记由后人编成《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关于李盛铎生平，参看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第3辑；收入《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伟章、李万健《李盛铎与木犀轩》，《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苏精《李盛铎木犀轩》，《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李盛铎本人精通版本目录学，因此其所得敦煌文献多为佛经以外之四部典籍、景教文献及公私文书，数量、质量均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第一家。李盛铎对于自己收藏的敦煌文献非常珍爱，极少示人，但晚年因涉官司，藏卷始由子女分次售出，其中有部分写卷为爱国实业家、收藏家周叔瞍购藏。
周叔弢（1891-1984年），原名逞，生于扬州，祖籍安徽至德（今东至）。祖父周馥曾协助李鸿章拓展洋务，在天津创办新政，后官至两江、两广总督。周叔家学渊源，幼承庭训，酷爱书籍和传统文化。1914年迁弢居天津，随四伯父周学熙经营纺织、水泥等民族工业，同时访求古籍、研究版本、关注购藏古写本文献。23岁时曾得到清官旧藏《寒山子诗集》，遂以“寒在堂”为斋名。自此，矢志不移蓄藏古籍善本图书和古写本文献，积累了丰富的收藏和鉴定经验。他学识广博，考订精详造诣高深，是继晚清瞿氏“铁琴铜鉴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和陆氏“萌宋楼”四大藏书家之后的又一大家，其藏书总数在四万册以上。1981年，周叔弢先生将自己毕生所搜集的敦煌文献256卷（包括一部分非敦煌所出的传世本写经和日本古写本《文选》残卷）悉数捐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今天津博物馆前身），加上其于1952年捐赠的原清官旧藏的“北宋治平四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共计257卷，成为天津博物馆最重要的一类馆藏文物（除敦煌文献外，周叔弢先生还将毕生所藏九百余方古玺印以及包括石涛《巢湖图》等在内的古代书画精品全部捐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其所藏并捐赠的敦煌文献，会同馆内旧藏共计达350卷，已于199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七册）全部刊印。
馆藏敦煌文献的特点和价值
天津博物馆现藏敦煌文献350卷，其中周叔弢先生收藏并捐赠256卷，其余为历年征集、购买所得。这些文献内容涵盖丰富，既有经、律、论等佛教文献，又不乏社会文书、俗文学写本等。时代跨度上起北魏，下至宋代，跨越六七个世纪之久，其中纪年经卷中最早的为南朝（梁）普通三年（522年）《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卷，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敦煌学、佛学、社会史和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历史文献价值
馆藏敦煌遗书包括汉、藏文佛教经卷、道教经卷、社会文书、古籍、俗文学写本等，其中以汉文佛经写本的收藏最为丰富。经部文献中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几乎均有，据初步统计，其中首题或尾题完整的就有四十余种，共计二百余件，唐和五代的《妙法莲华经》就有六十余件，并且十七品本与二十八品本均有实物。《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二十余件，并且有武周时期写本，距离译经完成时间不过四十余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馆藏有隋、唐、五代时期写本二十余件，《大般涅槃经》有隋唐时期写本15件，《佛说佛名经》有隋、唐、五代、北宋写本四件；《维摩诘经》有唐、五代写本15件；《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隋代写本三件。除上述常见佛教经卷外，还有一些是《大藏经》失载后佛教典籍，十分珍贵。例如“五代后周显德五年佛说水月观音经”，此经未见《大藏经》收录，但五代和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屡屡见到描绘水月观音的题材，经王惠民先生研究，认为是一部大经中略出的，这一全新发现已被选人方广鲳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为研究佛教史和思想史增添了新资料。另一件“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首尾齐全，保存完好，全长916厘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原据斯坦因劫掠的同名写本，编入第八十五卷，然后所据底本远不如我馆所藏本完整，后日本临川书店编辑出版《禅学古典籍丛刊》时弃而改用天博藏本。北齐天保九年（558年）《羯磨》卷，纵26，5厘米，横742厘米，是馆藏佛教律部文献中最早的写本。“羯磨”是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或个人事务的议事法则。该卷后有北齐题记：“天保九年九月廿五日比丘法慧敬造羯磨供养愿愿从心”，是敦煌写经中唯一一例有北齐跋语的“羯磨”经。隋开皇十三年郑颋写《禅数杂事下》卷，是讨论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的重要典籍，各藏均为收录。在该卷题记中，经生、校经僧、教士、学士等都一一署名，周一良先生考证“教士”之称于别处未常见，疑该职为隋代所独有。
在馆藏的一些古代写经中，保留了经尾部的完整署款，如唐咸亨三年（672年）《妙法莲华经》卷，经尾题记中包括年代、抄写者、用纸数、装潢手、初校、再校、三校和四位详阅以及监督者的署名，格式极其严谨，是标准的唐人写经题记。因完整地记录下当时佛经抄录、校对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馆藏敦煌遗书除数量众多的佛经典籍外，还有世俗文学写本和社会文书，是研究俗文学和敦煌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例如唐《曲子词》卷，纵26.1厘米，横394厘米，是在《维摩诘所说经卷下》的背面以楷书墨笔录曲子词14首，连写不分阙，有朱文断句。曲子词是敦煌文书中可用于歌唱的诗歌体作品的总称，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是研究中国文体变革的宝贵资料。如此之长的曲子词在敦煌文献中较为少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唐咸亨二年（671年）沙州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牒”，纵26厘米，横24厘米，是初唐时期的重要社会文书，反映沙州（治所在敦煌）城内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向上级申报坊内外来番户动迁的情况。胡萨坊是中亚和西域各国人口来敦煌聚居地区域，胡文达牒中所申报的番户，从贞观二十年（646年）至咸亨二年（671年），在胡萨坊口居住达25年之久。该户牒既是唐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珍贵物证，更是中外人员互通，文化互鉴交融的明证。此外，有翟奉达题记的《大目犍连变文》、昙旷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均具有重要文献历史价值。
书法艺术价值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但留存至今的南北朝、唐人书法墨迹极少，日常所见多为碑碣墓志和摩崖石刻的拓本，或名家墨迹的摹本，而敦煌遗书中众多南北朝、隋、唐、五代经生体书写的佛经，几乎完整记录下由南北朝经隋唐、五代到宋汉字书法的演变过程，是研究中国书法演变的宝贵第一手资料。前述北齐天保九年（558年）《羯磨经》卷，隶楷结合，捺笔很重，书体精美，墨色浓匀，十分珍贵。隋开皇九年（589年）《大楼炭经第六卷》楷书中带有隶书笔意，可以探知书法史上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轨迹。隋开皇十三年郑颋写《禅数杂事下》卷纵27.3厘米，横450厘米，有乌丝栏，楷书，书体精美，墨色浅匀。隋大业四年《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已经脱离隶意，楷书结构疏朗有致。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字体丰腴娟秀，运笔方正稳健，是典型的盛唐楷书范本。唐朱墨《法华经义疏》卷，以草书写经，在敦煌写经中较为珍贵，是研究草书发展的重要资料。唐咸亨三年（673年）《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纵28厘米，横770厘米，现存楷书《妙法莲华经》四段四百三十行。纸本，有乌丝栏，书体工整劲秀，墨色浓匀，堪称书法杰作。卷尾有题记“咸亨三年五月二日经生田无择写/用纸廿二张”等十二行完整题记，是极珍贵的书法艺术珍品。
这些珍贵的写本，作者虽非书法史上的名家，然而字迹多工稳清秀，完整留存了当时的书体风貌和书写形式，是研究古代书法史、书体流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责任编辑：阮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