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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诜“宝绘堂”藏品之来源考述

北宋画家王诜杨宝宝【摘要】王诜,字晋卿,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尚蜀国长公主驸马都尉,能诗擅画,好书画鉴藏。王诜书画藏品之多不得不筑“宝绘堂”以蓄其所有。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研究,发现王诜“宝绘堂”的藏品非常丰富,有不少都是名家精品,其藏品来源的途径主要是赏赐或赠送、购买、置换、借观不还等方式。【关

北宋画家王诜

杨宝宝

【摘 要】王诜,字晋卿,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尚蜀国长公主驸马都尉,能诗擅画,好书画鉴藏。王诜书画藏品之多不得不筑“宝绘堂”以蓄其所有。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研究,发现王诜“宝绘堂”的藏品非常丰富,有不少都是名家精品,其藏品来源的途径主要是赏赐或赠送、购买、置换、借观不还等方式。

【关键词】王诜 宝绘堂 书画鉴藏 藏品

一、赏赐或赠送

受“乌台诗案”影响,王诜一直在责受贬谪之痛,远离京城。赵佶登上皇位后,王诜又重新得到了赏识,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诜的特殊身份。王诜是驸马,按辈分来可算是赵佶的姑父,作为皇室的亲属,自然有常人无法企及的关系。二是王诜痴迷于书画和书画鉴藏。历来宋徽宗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事、挥霍无度的大昏君,宋朝的灭亡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赵佶对书画的痴迷程度可用“疯狂”来形容,完全不亚于王诜。由于这两层关系,二人私交甚好,所以王诜经常会得到赵佶的赏赐。蔡絛《铁围山丛谈》有云:“王晋卿家旧宝徐处士碧槛《蜀葵图》,但二幅。晋卿每叹阙其半,惜不满也。徽庙默然,一旦访得之,乃从晋卿借半图,晋卿惟命,但谓端邸爱而欲得其袐尔。徽庙始命匠者标轴成全图,乃招晋卿示之,因卷以赠晋卿,一时盛传,人已惧异,厥后禁中谓之《就日图》者。”[1]

另外以王诜的地位与身份,与其交游和投其所好者定有不少,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中载:“熙宁八年,成都僧惟简,讬轼在京求师号。轼遂将本家元收画一轴,送与王诜,称是川僧画觅师号,王诜允许。”[2]“当年内(熙宁八年)有相国寺僧思大师,告轼于王诜处,与小师觅紫衣一道。仍将到吴生画《佛入涅槃》一轴、董羽《水障》一轴、徐熙画《海棠木芍药》《桃花雀竹》各一轴、赵昌画《折枝花》一轴、朱繇、武宗元画《鬼神》二轴说与王诜,知后将《佛入涅槃》及《桃花雀竹》等与王诜,朱繇、武宗元画《鬼神》,轼自收留。”[3]成都僧与相国寺僧托苏轼于王诜处求师号,以苏轼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及与王诜的亲密关系,不过举手之劳,但苏轼每次都会带着书画古玩,甚至会拿出自家珍藏的书画作品赠送于王诜,以觅得之。苏轼这种身份地位的人都有求于王诜,那么他的其他友人更不必多说。因此王诜通过接受他人的请托这种途径得到的书画作品一定不在少数。

二、购买

北宋好书画鉴藏之风可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皇室、文人士大夫甚至普通百姓都争相收藏。书画交易盛行,以致出现了很多专门买卖书画的市场。相国寺可谓当时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这里聚集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文人、乡绅、商旅等,各种交易往来都在这里紧张地进行着。很多书画名迹在这里聚散流通,成为各个藏家的手头之宝。《燕翼贻谋录》卷二中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4]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对此描述更详尽生动:“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散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5]除了相国寺外,汴京还有很多进行买卖书画的地方,“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目(此处当为“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6]。当时京师大内之东华门外就有专门为禁中买卖的市场,“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7]。这些“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的买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北宋时期人们生活的现实状况与精神追求。这种以书画买卖的方式来充盈自己的藏品库,对于鉴藏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而这对于财力充足的驸马都尉王诜来说自然是易事。黄庭坚在题《北齐校书图》后跋中说王诜“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8],可见王诜在购买书画珍玩上经常挥以千金,有时甚至要“密购”。《书史》中载:“《送刘太冲序》,碧笺书,王钦臣故物,后有王参政名印,……其子云:‘与智永《千字文》、柳公权书《柳尊师志》、欧阳《鄱阳帖》,并同葬矣。亦可叹息也。或谓密为王诜购去。”[9]“余在黄州,大嘴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原本去。明日得王晋卿书,云:‘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劲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乃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书此遗之。”[10]

由此可见,王诜在购买自己所喜爱的书画珍玩时往往掷之千金,日夜寻购。这种用钱财购买来的书画珍玩,为王诜充实藏品库省去了不少麻烦。所以购买这种方式也一定为王诜的“宝绘堂”填充了丰富的藏品。当然王诜不只是购买,他也经常把自己的藏品卖给其他藏家。米芾《書史》载:“管军苗履长子,忘其名。癸未岁,都下法云寺解后,去长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轴,晋魏古帖数十轴,目尝见之。余每入梦想,洛阳有书画友,每约不借出。各各相过赏阅,是宋子房言其人屡与王诜寻购得书。”[11]“晋《谢奕》《桓温》《谢安》三帖为一卷,上有窦蒙审定印。《谢安帖》,后以浓墨摹拓,遂全晕过,后归副车王诜家。分为三帖,云失《谢安帖》,以墨重晕。唐人意宝此帖,而反害之也,后人可以为戒。李玮云:‘亦购于王氏。”[12]如此云云,不一一录。

三、置换

书画的购买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这种收藏方式不是普通百姓所具有的。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就曾因为经济拮据、赀力不足而与所喜爱的徐熙《牡丹图》失之交臂,“相向惋怅者数日”[13]。因此,北宋时期藏家通过交换而获取所喜爱的书画珍玩的方式更为流行。王诜经常通过交换来获得藏品,可谓是当时书画珍玩博易的行家,极其活跃。邓椿《画继》中有王诜小传:“王诜,字晋卿,尚英宗女蜀国公主,为利州防御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黜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东坡为之记。”[14]

王诜虽身为驸马都尉,却为人平易,以书画为乐,交游甚广,这些优点使得他能够结识到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上层文人,为他的书画置换活动创造了便利的条件。endprint

关于王诜的书画交换情况,我们从米芾的《书史》和《画史》中去考察发现王诜的藏品多得之于米芾。“《朱巨川告》,颜书。其孙灌园,屡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为荫。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类徐浩书,在邑人王衷处,亦《巨川告》也。刘泾得余颜告,背纸上有五分墨,至今装为秘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尔。王诜与余厚善,爱之笃。一日见语曰:‘固愿得之。遂以韩马易去,马寻于刘泾处换一石也。此书至今在王诜处。”[15]《书史》另一处载:“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笔精墨妙印,苏耆题二字,余得于王诜,以《文皇手诏》易之。《文皇诏》宋素臣尚书家物。余跋赞云:‘龙彩凤英,天开日升。亟戡多难,力致太平。云章每发,目动神惊。”[16]“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秘阁校理苏澥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纸,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小字,与薛绍彭家所藏正书相似。余三次易得,后以第一易于王诜,第二易于刘泾。”[17]“王晋卿收江南画小雪山二轴,易余岁余,小木一笔缠起,作枝叶如草书,不俗。后易书与苏之友。李伯时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晋卿家,不知归余,恨不得易,云王维笔,非也。”[18]《书史》《画史》中关于二人间的书画交换情况还有不少,暂不一一抄录。

由此可见,资历雄厚且具有一定地位的藏家之间的藏品置换活动是非常频繁的,交换的物品也不仅仅局限在书画方面,可以是不同种类之间的置换。而对于鉴藏家所喜爱的藏品,藏家们在交换的过程中很少去考虑藏品之间是否等价,经常以多易少。正如米芾鉴藏书画所说:“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

四、借观不还

鉴藏家们在赏玩书画珍玩时发现自己心仪已久的藏品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得到它,就算得不到也要通过借观临写或者摹拓来弥补自己的缺憾感。《清波杂志》中记载米芾、刘泾、王诜等人,经常借人书画进行临写或摹拓,“老米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自(‘自《说郛》本作‘日)临搨,搨竟,并与真赝本归之”[19]。有些藏家为了得到自己所爱藏品会像个孩子一样“耍无赖”,米芾就曾为了得到蔡京的《八月五日帖》不惜以跳水相要挟,也曾为了得到宋徽宗的名砚而耍无赖,“上称赏曰:‘名下无虚士。芾即取所用砚入怀,墨汁淋漓,奏曰:‘砚经臣下用,不敢复进御,臣敢拜赐”[20]。甚至有些藏家直接强取豪夺,“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行书帖真迹,天下法书第二,右军行书第一也。……在王珪禹玉家……后为章惇子厚借去不归。其子仲修,专遣介请,未至”[21]。章惇借去王珪家所藏《稚恭帖》不还,王氏之子专门遣人到章惇家请还,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王诜痴迷于书画创作和鉴藏,经常借观他人书画珍玩而不还,其意在于夺。“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22]苏轼知道,身为驸马都尉的王诜对其仇池石“意在于夺”,却“不敢不借”,逼于无奈下,“以诗先之”,让友人为其鸣不平。“右军此帖(《快雪时晴》)见张彦远《法书要录》,本朝参知政事苏公太简家故物。……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乃已剪去国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摹本,乃见还。”[23]此处,王诜为了得到所爱之物不惜破坏原藏品之整体,而制作伪作,令人嗟叹。王诜借观友人书画珍玩往往很久后才归还,甚至“百简索,不还”。《书史》有载:“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24]《宝晋英光集》中载:“刘季孙于从行,八百置得羲献帖。苏轼要芾小研山,不与。季孙遂以此帖来易与之。芾爱帖,许之。王诜借山去已一月,闻欲易帖,渠自欲山,恐易了,遂百简索,不还。”[25]米芾《画史》中亦有多处记载王诜借人书画不还之例,“余收易元吉逸色笔,作芦如真,上一鸜鹆活动,晋卿借去不归”[26]。“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只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27]

由此看来,当遇见一些心怀不轨的藏家,“借观”这种方式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不仅王诜、米芾遇见心爱之物不免想占为己有,甚至苏轼曾记述过他夺黄鲁直墨之事。因此在北宋这样一个书画鉴藏的风气下,人们的心态与追求是相近的,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也多亏米芾所著史书的留存,才使得我们有幸能在今天看到王诜、米芾、刘泾等文人的书画交换买卖情况以及他们面对自己喜爱书画珍玩时孩子般的“耍无赖”,仿佛当时情景的重现一样真实生动,也进一步折射出北宋时期文人的心态和对于书画鉴藏活动的痴迷程度。

参考文献:

[1](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78.

[2](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6.

[3]同[2].

[4](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中华民国二十五年):59-60.

[6](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中华民国二十五年):42.

[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中华民国二十五年):28.

[8](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六[M].刘琳、李勇先等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581.

[9](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10.

[10](宋)苏轼.苏轼文集·全六册·卷六十八[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137-2138.

[11](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26.

[12](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2.

[13](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68.

[14](宋)邓椿.画继·卷二[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8.

[15](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9-10.

[16](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22.

[17](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17.

[18](宋)米芾.画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75.

[19](宋)周辉.清波杂志校注·卷五[M].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227.

[20](宋)周辉.清波杂志校注·卷十一[M].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465.

[21](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2-3.

[22](宋)苏轼.苏东坡集·后集·第七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31.

[23](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務印书馆,1939(中华民国二十八年):58-59.

[24](宋)米芾.书史[M]//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4.

[25](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八[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中华民国二十八年):67.

[26](宋)米芾.画史[M]//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75.

[27](宋)米芾.画史[M]//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41-42.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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