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阁翰墨丹青异彩
王喆
沈阳故宫是清入关前建造并使用的皇官，清入关后，作为清王朝的发祥之地，受到历代皇帝的关注。如今，作为一座官廷遗址类博物馆，保存了大量帝后御用器物和皇家艺术品，成为一座艺术的宝库。其中，书画藏品数量丰富，以明清为大宗，既有清代帝王、皇子等皇室成员的书画之作，又不乏“明四家”、“四王吴恽”、“金陵八家”、“晚明四家”及近现代名家艺术珍品，呈现出流派纷呈、笔精墨妙、色彩绚烂的艺术特色。
继承传统的明代书画
明代绘画
纵观明代画坛，在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流派和名家。有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由董其昌、赵左等人形成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以及蓝瑛创立的武林派等等。体系上分为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院体绘画和浙派绘画，其中“宫廷绘画”与“浙派绘画”是明朝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画种，对明清绘画艺术有重要的影响。
明代宫廷绘画继承两宋的传统，绘画题材有人物、佛像、山水、花鸟、走兽等各种画科，涉及广泛。明代官廷绘画高手辈出，队伍相当壮大，宫廷花鸟画成就突出，有水墨写意，有工笔重彩，也有兼工带写，面貌丰富多彩。以边景昭、孙隆、林良、吕纪为代表，成绩最为突出。
沈阳故宫现藏有林良绘画《墨笔雪梅四喜图》一轴、《设色捕鱼图》一轴，吕纪绘画《墨笔竹枝钨鹆图》一轴、《设色松鹿图》一轴，其中以林良《墨笔雪梅四喜图》（图一）和吕纪绘画《墨笔竹枝鹳鹆图》（图二）为最。林良以水墨写意画法独树一帜，兼能工笔，传世名画中大多是水墨写意，工笔较少。题材大多为鹰、雁、孔雀、锦鸡等珍禽益鸟。院藏《墨笔雪梅四喜图》所绘四只喜鹊在梅花枝头，四喜以浓墨画出，放笔随意如作草书。全图以淡墨衬托雪梅枝，粗干瘦枝，竖斜交错，顿、挫笔墨劲健，花瓣多用双勾画出，线条朴拙，格调豪爽而又具潇洒风度。吕纪远学宋“院体”，近学边景昭、林良，兼能工笔与写意，在明代花鸟画家中，成就最为突出，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院藏《墨笔竹枝鹳鹆图》，小写意画斜竹一竿，枝叶疏密浓淡富有空间感，一只鹊鹆立在枝头，昂首迎风而鸣。墨竹清润挺健，鹳鹆栖鸣之态极为生动。整体构图格调高雅，画面丰富而有生意。图左上署款“吕纪”，下钤“廷振”朱文长方印，图左右侧钤“吴湖帆梅景书屋”鉴藏印等多方。
以开派画家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绘画与宫廷的院体画共同占据着明初画坛的主流，并成为明代最有影响力的画派之一。戴进所作题材也比较丰富，人物山水的内容情节充实，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鲜明。院藏戴进《聘贤图》（图三），所绘坡前一位老者左手持一农具坐于石上，右手持书而读，有雅士隐居之意。面侧茅屋背侧溪桥，溪桥上绯衣人前来奉诏招贤纳士。画法上，山石树木源于两宋“院体”传统，又兼有元人画家格调韵味，取法兼容并包。图右下角题款：“钱塘戴文进写”，下钤“文进”白文方印及另一印章。受“浙派”影响的画家有吴伟、张路等人，吴伟发展成粗细兼备、挺健豪放、水墨淋漓的独特风格，被称为“江夏派”。院藏有吴伟画作《墨笔孔子问路图》一轴。张路是“江夏派”的另一员主将，受戴进、吴伟的影响，有粗笔和工细两种面貌，院藏张路画作《设色人物山水图》一册、《设色人物图》一轴，属粗笔写意一路。
“吴门画派”是继明代前期官廷绘画和“浙派”兴盛之后的又一主要流派。“吴门画派”以沈周为领袖，沈周的绘画艺术体现了明代文人画的美学理念。沈周晚年，他的学生文徵明脱颖而出，成为“吴门画派”的核心人物。唐寅和仇英在画史上与沈周、文徵明并称为“吴门四家”。他们绘画技法全面，所作从山水、花鸟到人物无所不能，题材广泛，笔墨精练，不仅将元代以来的山水画带入新境界，还把自己日常生活内容也画入作品当中，从而将文人绘画带入新的领域。院藏“吴门四家”的画作有20余件，其中唐寅的《杏花仕女图》（图四）最为突出，全图纸本，水墨淡彩，纵142、横60厘米，款署“吴门唐寅”。所绘一位仕女在庭院中伫立，头梳高髻，眉似柳叶，眉色深重；眸珠黑白分明，圆大透亮；鼻梁挺直，雅致俏丽；鲤鱼小口，椭中带角，两唇微张，唇色脂红；耳廓圆厚，面额丰韵；一手取杏花一枝，手指伸、合、曲、翘，手姿曲柔、纤长灵动，另一手置于身前，依其动势隐蔽巧妙。衣纹骨法用笔，引书入画，钉头鼠尾描、折芦描兼用，细劲婉转、刚柔并济，以花青、赭石、胭脂层层敷色，精细渲染；侍女身后淡墨晕染的杏树老干虬迈回折，花藤缠绕，反衬出侍女柔婉之美。左上角自题诗：下钤“唐寅私印”白文印、“六如居士”朱文印两方。有收藏印“马氏丛书楼珍藏图记”朱文印、“元和顾麟士审定真迹印”朱文印、“平斋鉴赏”白文印、“古润戴培之收藏书画私印”朱文印等五方。
明中晚期，文人之间分宗立派，如“华亭派”“苏松派”“云间派”“武林画派”等，也出现一些独具个性的画家，如陈淳以工笔花鸟画名世，徐渭以泼墨写意花鸟著称，二人被后世誉为“白阳青藤”；孙克弘、周之冕花鸟画别具特色；丁云鹏、尤求、吴彬以佛像、人物著名；项圣谟山水成就突出；陈洪绶、崔子忠创作的人物别具新意；肖像画以曾鲸最有成就，被称为“波臣派”，等等。沈阳故宫博物院藏这时期的绘画作品有“白阳青藤”二位写意花鸟大师的作品，“松江派”、“华亭派”领袖宋旭、董其昌等人作品，“武林画派”创史人蓝瑛和人物画大家陈洪绶所画作品等等。其中以徐渭所绘短竹细梅、破蕉数叶、用笔简略、构图新奇的《墨笔雪蕉梅竹图》与宋旭所绘江山渺远之景、用笔精妙的《设色江上楼船图》（图五）为最。
明代书法
明朝的书法继承了宋、元帖学的传统，在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又具有不同的风貌。明早期书法，以“三宋”、“二沈”为代表。同时，在皇家的提倡和干预下，在翰林、中书合人中间形成盛行一时的“台阁体”，沈度、姜立纲为当时的主要代表。至成化、弘治两朝开始，一批书法家突破“成法”，他们之中有擅长草书的陈献章，师法苏轼的吴宽，师法晋人的王鏊，师法张旭、怀素的张弼和张俊等。院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吴宽《行书轴》。
明朝中期，是“吴门画派”的活跃时期，同时也是明代书法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的书法创作极力矫正“台阁体”之弊端，不仅提倡帖学书法的本义，而且创出新风貌，涌现出占据明代书坛主导地位的吴门书法。明王世贞有“天下书法归吾吴，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的说法。院藏有祝允明书《洛神赋草书卷》、《行楷书苏台八景诗词卷》；文徵明书《醉翁亭记行书卷》、《行书诗轴》、王宠书《楷书诗赋册》。此外还有师法王羲之、崇尚晋人法度的王守仁的书法，继承魏晋古意的丰坊的作品。
祝允明书《洛神赋草书卷》（图六）是院藏书法中的精品，气势开阔，神采飞扬。其用笔多用中锋，道劲圆润，提按顿挫，跌宕起伏，连绵飞白，自然天成。运笔跌宕起伏，气脉通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有着极强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从章法上看，这幅作品的字、行之间参差穿插，其中多处密到与临行相碰撞的地步，整体上还趋于平衡，达到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既知险绝，恢复平正”的境界。
到明朝晚期，呈现出以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四家并称的“晚明四家”，以董其昌最为突出。董其昌的书风曾对其后的三百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明末乃至中国封建王朝末期最重要的书家之一。院藏董其昌书作近十件，书法温纯秀雅，略带拙意，笔法秀劲婉媚，书姿自然洒落。除董书外，另有邢侗《临王献之草书轴》、张瑞图行书《前后赤壁赋册》、米万钟《草书诗轴》等多件，以及徐渭、黄道周和倪元璐等书家的书作。如徐渭《草书李白诗轴》，通篇纵横散乱，字里行间飞草顿挫，满幅龙蛇，云烟飞绕。
百花齐放的清代书画
清代绘画
沈阳故宫院藏清朝绘画，数量颇丰，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绘画、表现自我情怀的文人画、宫廷绘画等。其中，“正统派”即是清初“四王”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50件左右，且多为精品。另有吴历、恽寿平的作品，皆是沿袭着元、明以来的文人画风，直接承受董其昌的余绪，并追溯元四家。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巨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注重皴擦点染，绘画技巧严谨而精深，其山水画风格影响整个有清一朝。
清王鉴《设色南山涌翠图》（图七），绘苍山翠岭，山峦青绿，一带清泉飞流而下，尖峰绝壁高耸于浮光岚影。山腰间杂树丛生，茂林密布，山村茅合掩映其中；山下溪流婉转，青松翠柏，屋合数间。全图用笔精湛，设色清秀，为稀世之作。画面左上部题写“南山涌翠，辛亥春三月画，祝孟晋老亲翁五十初度，王鉴”，下钤“王鉴湘碧”白文方印、“染香庵主”朱文方印，题前引首钤“来云阁”朱文长方印。图左下侧钤“希逸”白文方印，右下角钤“孙煜峰藏印”收藏印。
沈阳故宫所藏的清代绘画中，有一些与“正统”相悖的名家作品。如明末遗民画家弘仁（图八）、髡残、朱耷、石涛等构成的“四僧”画派的作品。这些画家反“正统”创作，画风独特，多有创新，常带有情感。“四僧”的绘画，直接影响扬州画派的兴起，并在以后三百年来被后人所追随。除“四僧”外，挑战正统“四王”的还有“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标、梅清为代表的“新安派”。这些画家在生活经历、思想情操、创作思想、艺术追求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
到清朝中期，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兴起。他们极力推崇徐渭、石涛、八大山人“反正统”的旗帜，发挥个性，力求创新，其作品都具有较深刻的思想、鲜明的个性、耐人寻味的笔墨情趣和清新狂放的艺术格调，对清末的“海上画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沈阳故宫院藏众多的“扬州八怪”作品、“金陵八家”作品、“袁氏父子”（袁江、袁耀）作品及清中晚期闵贞、潘恭寿、奚冈、张盔、改琦、费丹旭、戴熙等人的作品。这些优秀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沈阳故官所藏清朝绘画的主体。
在传统的笔墨画法之外，还曾涌现出一个新兴的画种，即以满族旗人画家高其佩为代表的“指头画”流派。高其佩以家荫任朝廷官吏，曾以绘画直接供职内廷。他多年从事艺术实践和创作，最终在“恨不能自成一家”抱负的驱使下，合弃画笔，以指墨直抒胸意，创造出独特的指画艺术画风。所作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所不精，为后世留下大量指画作品。沈阳故宫所藏高其佩本人的画作就有27件之多，还藏有其后学者高凤翰、李世倬、傅雯等人的指画作品，为我们研究清朝特殊的指画艺术提供了大量资料。高其佩《墨笔竹石花卉图册》（图九、图十）堪称佳作。此册页构图奇异，画风爽捷简略，别有意趣蕴含于纸墨之中。根据册页的题款可知，作品应为康熙已丑年高其佩38岁壮年之时所作。
沈阳故宫所藏的清代绘画中，有一大类为宫廷绘画，为供职于内廷画院的画家所画。这些绘画，或是以艺术形式记录了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情景逼真、精工细作，多是宏幅巨作，不但具有很大的历史档案价值，还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或是帝王、皇后及大臣的画像。此外，还有一批来自西洋传教士画家的作品，将西方透视学原理引入画中，画风别具一格。沈阳故宫藏有郎世宁所绘《松鹤图》、《竹荫西狑图》（图十一）、《松石羚羊图》这样的国宝级藏品，展现了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另有冷枚、金廷标、冷枚、杨晋、沈宗敬、蒋廷锡、唐岱、张宗苍多位画家的精心之作。这些宫廷绘画，自成一格，别具风采，形成沈阳故宫绘画的一个特点。此外，还包括清朝的皇族绘画，清朝的皇帝十分勤奋，在艺事方面便有所体现。康熙、乾隆等几位皇帝喜好绘画，还不时亲临画院，指导装作。据说乾隆帝“见用笔草率者，手自教之”。由于清朝皇帝的表率作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从清初时期开始，即大量投入到书画艺术活动的追求当中。沈阳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大量乾隆帝御笔书法和数件乾隆帝御笔绘画作品，计有《墨笔古木林石图轴》《墨笔烟云楼诗画图卷》《雪景山水图卷》、《墨笔墨松图轴》《行书读宋仁宗本纪赞卷》《行书赐阿桂诗》《楷书七言联》等，藏有清玄烨《御书梅花诗扇》、《临董其昌行书诗轴》等12幅作品。除两位帝王书画作品外，还藏有允禧、弘旰、永珞、永理、绵亿等宗室艺术家的书画作品。
清代书法
清朝初期的书法承接帖学的传统，晚明占主导地位的帖学大师董其昌的书风影响依然如日中天。朝野人士为了迎合圣意，效董成为风靡当世的局面。康熙时崇尚董字且较有成就的以“康熙四家”著称的有姜宸英、何焯、汪士鋐、陈邦彦。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何焯、汪士鋐、陈邦彦的书法作品，可见当时“董书”的影响力之大。与董书的甜熟不同，有一些书法家跳出樊篱，这些书法家是明朝遗民，因不满清朝统治，借书法抒发强烈的个性。傅山性格倔强，他终生不仕，为人刚直。明亡之后他隐遁山林。他学书而更重书家之人品，如初学赵孟頫，后耻其为贰臣，而改学颜真卿，博涉诸家，书兼各体，提出书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他的书法古拙而不失流畅，苍劲有力而又婀娜多姿，如院藏《傅山草书四条屏》。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为同科进士，曾相约于翰宛馆共同深究书道，但后来与黄、倪分道扬镳。王铎身为明室官员，明亡不能以身殉国，反而臣仕清廷，时人非议，但历史最终还是对其书法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正如他自己所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他主张“入帖”、“出帖”。院藏王铎《不忘乌蛮别》诗轴作品（图十二）为纸本，字形大小错落，缀连成行，在跳跃的节奏中，左右起伏，犹如醉仙舞剑，是充分体现王铎行书造诣的难得佳作。另一幅作品《五律夜渡作行书诗轴》作品为绫本。此幅作品是王铎晚年之作，节奏顿挫有力，纵逸跌宕，用笔圆润而又劲健。
帖学到了清朝中期，随着乾隆帝对赵孟頫书法的喜爱，科举制度的恢复，书法成了重要的考核项目，文人纷纷开始仿效董、赵字体，形成了与明代“台阁体”异名而同质的“馆阁体”，又称“干禄体”。院藏乾隆朝“馆阁体”书家张照、梁诗正、汪由敦和董诰的书法作品体现了“馆阁体”追求的“乌、方、光”，犹如算珠大小一律，千人一面，缺乏个性和生动的变化，但蕴含着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雍容、平和的气息的特点。沈阳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这一时期崇尚帖学的名家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梁同书和王文治的书法作品，他们遍临百家，各有侧重，因此各自成就斐然。
清中期的书法特色为碑学勃兴。康、乾、雍三朝，文字狱不断，汉人学士的治学方向转移到考据学方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清初，在顾炎武、朱彝尊等一批学者影响下所出现的金石学研究及访碑风气，也波及书法界，在金石搜访和发掘的刺激下，一时激起了很多书家对篆隶研究、学习的浓厚兴趣。沈阳故宫藏有朱彝尊《隶书七言联》，古朴之风浓郁，篆隶之中又藏有金文情趣，蚕头燕尾，遒劲有力。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不仅在绘画上追求个性的抒发，而且在书法上敢于冲破帖学的樊篱，有意识地从金石中吸取营养，他们变革帖学，是碑学兴起的前奏。沈阳故宫藏有“扬州八怪”中的杰出代表郑燮、金农的作品。郑燮初学黄庭坚，后对《瘗鹤铭》情有独钟，以画入书，创书体“六分半书”。如院藏郑燮《行书轴》（图十三），将楷、隶、行书杂糅融合，结体夸张，似隶书之扃，似行草之欹侧。笔法点划有隶书之波磔，有北碑之撇捺，有行草之映带，也有黄庭坚的一波三折。章法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主次有别，有“乱石辅街”之喻。金农提倡师法北碑的自然古朴，以隶书的成就最高，早年从《夏承碑》入手，结合汉隶、魏楷，独创“漆书”。院藏金农的书法《销寒集诗序册》虽为雕板楷书，但从院藏金农《墨笔梅花图》落款中可窥其“漆书”的特点，点画撇捺，均以方笔为主，追求刀石趣味，结体方正茂密，时长时扃。乾嘉以来，碑学大兴，使宗法碑碣、篆隶的书家得以更进一步弘扬，最著名的书家为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的隶书体方笔圆，遒丽淳质，笔画转折处多有篆意，圆活流畅，章法布局上，纵向结体，横向取势，开张纵逸，豪迈洒脱。从院藏邓石如《隶书七言联》（图十四）中可看出其隶书的特点。伊秉绶的书法不论篆、隶、楷、行、草都有其独特面目，尤以善隶著称于世。其隶书古意盈然、素朴苍莽，颇富金石气象；点划间已经简化了波磔，增加了金文、篆书的圆转，起落笔处又有碑碣中的方折；结体将汉隶之扃方改形为正方，因笔划加粗而变为紧致。在章法上，因字距的充满，庄严之感油然而生。他的隶书雄伟方正，朴拙凝重，字大而廓壮。沈阳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这一时期“西泠八家”中黄易、陈鸿寿、赵之琛和研究文字学的洪亮吉、孙星衍、钱坫等书法家的作品，他们虽在篆隶的笔墨技巧、风格趋向等方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对碑派书法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晚期，碑学兴盛，几乎独霸书坛，宗法北碑者尤多，一时名家辈出。沈阳故官除藏有最负盛名的何绍基、赵之谦的作品以外，还藏有其他名家如杨沂孙、莫友芝、吴大潋、杨岘、俞樾、张裕钊、翁同龢、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杨守敬等人的作品。
风采卓然的近现代书画
清末，时局动荡，中国书画艺术也随着时代的变幻发生了巨变，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当时在上海地区，形成了以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诸人为代表的“海上画派”。“海上画派”除以上名家外，还有任薰、任预、张熊等人。任熊、任颐与任薰、任预合称为“四任”，在“海派”中占有较高地位。在“海派”诞生后稍晚的广东地区，形成了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等为中心的“岭南画派”。岭南画派的画家们受到晚清广东画家居巢、居廉的画风影响，以花鸟画为主，注重写生，因而绘画造型准确精细；同时，岭南画派的一些画家曾留学于日本等国，熟练掌握了西方水彩绘画的笔法和技法，在创作中杂糅东西画法，以中画为本运笔用墨，取西画构图和运用色彩，所作绘画构图美观、形象精确、敷色清丽，也受到时人的热烈欢迎。民国以后，齐白石、张大千、溥儒、黄宾虹等一批以传统绘画为基础的国画家，立足自己深厚的绘画功底，在创作中独立新意，开辟蹊径，终于走出全新的中国画发展新路，并为后世留下一批精美的绘画艺术品。新中国建立前后，徐翡鸿、傅抱石、李苦禅、石鲁等一批名家相继登上画坛，以各自不同的画风为世人瞩目；在上海地区，则有吴湖帆、陆俨少、唐云、谢稚柳、朱屺瞻等人继续擎起“海派”大旗，创作出熠熠生辉的优秀之作。
沈阳故官博物院收藏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丰富，包括“海派”画家赵之谦、吴昌硕及任熊、任颐、任薰、任预等人的作品，甚至还藏有任氏家族晚辈任霞的画作，其中吴昌硕的作品藏有20余幅，任颐的画作有十五六幅，任薰的绘画也多达10幅之多。此外还藏有齐白石、张大千、溥儒、黄宾虹、傅抱石、石鲁、“鲁美四老”等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件件都是画家的杰作。特别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作品（图十五），沈阳故宫就收藏有40余幅之多；长安派领军人物石鲁的作品，沈阳故宫收藏有19幅。书法收藏还有曾熙《行书轴》、傅增湘《楷书轴》、童大年《篆书五言联》、金梁《钟鼎文书轴》、梁启《超隶书轴》、沈尹默《行书诗词册》、郭沫若《行书诗轴》、溥忻《行书轴》、徐悲鸿《行书五言联》、丰子恺《行书轴》、张大千《隶书轴》、老舍《隶书轴》，被启功先生誉之为“如今魏法在辽东”的沈延毅，专攻汉隶的霍安荣，融篆隶为一体的宁斧成等诸家作品。这些近现代书画作品的满纸墨色让人沈醉，满幅色彩让人流连，已经成为深藏宫中的瑰宝。
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书画藏品，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可谓历经沧桑。现藏书画以明清两朝为主，各个流派比较全面。书法作品真、草、隶、篆诸体兼备，绘画作品工笔、写意并收，人物、山水、花鸟俱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通过这些藏品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清书法与绘画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让人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博大与精深，品尝到传统绘画艺术的清秀与高雅。同时，对进一步弘扬文化传统，推动书画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