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与江南布衣文人群体的崛起

玉山雅集与江南布衣文人群体的崛起

徐泳霞

一、玉山雅集的“布衣”性质

孔子曰：“独学而无侣。则孤陋而寡闻。”一语道破了学习中交流的重要性。在传媒、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学者间的交流大多以文会、书信的形式展开。史书上有关文人士大夫群体活动的记载大抵始于汉武帝时期。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诸侯王之一的梁孝王曾将文士聚集于自己的周围。三国两晋时。统治者经常作为文会的发起人，在其居所，招徕文士作文赋诗，作为笼络人才的有效手段。曹魏的邺都西园。曾成为曹操接引文士的重要场所。文帝曹丕及曹植兄弟俩更“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于西园”。晋朝时，文人集会在一些重臣和贵戚的别业山林中展开。著名的有石崇的“金谷涧宴”。王羲之的兰亭集会，陶渊明的斜川之游。及至北宋元丰年间，在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家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因史籍中有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而闻名。

元代的雅集也不少早期有“雪堂雅集”，发生在1288年前。有张孔孙、商挺、徐琰、赵孟頫等28位士大夫文人参与。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约1283-1331年）雅好书画收藏。在至治三年（1323）春。她“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李某为之主”。元朝中后期的江南文人雅集更频繁。最为知名者有无锡（江苏无锡）倪云林家，常常“门车常自满，尊酒无时空”；另有华亭（上海松江）曹知白家，常“招邀文人胜士。终日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尘谈禅，援琴雅歌，觞咏无算，风流文采，不减古人”；再者昆山（今江苏昆山）顾瑛家。其中顾瑛的玉山雅集影响尤为深远。

将玉山雅集与历史上知名的雅集并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布衣”性质。首先，从雅集的主人来看，一般而言雅集组织者多为达官显贵。其中曹丕曹植贵为皇帝、王子，石崇为荆州刺史，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王诜是驸马都尉，即使是陶渊明也出任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小官职。玉山雅集的主人顾瑛（1310-1369），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其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概括了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世居吴，谱传野王裔，未必然否也。大父以上。皆宋衣冠。大父仕皇元为卫辉怀孟路总管，始居昆山之朱塘里。父玉山处士隐德不仕，在养。予幼喜读书，年十六，于父之蛊而遂废学焉。性好结客。常乘肥衣轻，驰遂于少年之场，故达官时贵靡不交识，然不坠于家声。”从这一段话分析。他出身昆山，祖父曾任河南卫辉怀孟路总管父亲顾伯寿号“玉山处士”。终身未做官。顾瑛16岁时外出闯荡，在京师经营商业，他的机敏和交际能力。使其在京城如鱼得水，与达官贵人、官宦子弟交往密切。很快揽下了万贯家财。再回昆山时，已一跃而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30岁时，顾瑛又作了人生中重要的选择——弃商从文。据该《墓志铭》中载。“三十而弃所习，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40岁后，更是优游岁月。其间，顾瑛也有多次获官的机会。“先是浙东帅府以茂异辟为会稽儒学教谕，趣官者至，则趋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守，又辟贰昆山事，辞不获已，乃以侄良佐代任焉”，此后，又“以布衣起佐治军务”“审赈民饥”，也立了功劳，但一旦朝廷封官，他即“泛舟钓于吴淞江”。晚年，因为儿子的功绩，他被封为“武略将军”“水军千户”，也只算名誉称谓而已。可见。他的身份始终是富商、地方缙绅、文士，因其参禅悟道，还兼有一些释道人物的影子。

再从文会中参与的宾客来看。西汉梁孝王的文会中。在座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等。曹魏父子的文会，因其政治上笼络文人的目的所邀也非泛泛之辈。兰亭集会中，据宋人施宿《会稽志》卷十记载，参与集会的共42人。赋诗者26人。其中王羲之一门占了六分之一，陈郡谢氏、高平郗氏、颖川庾氏（即东晋四大名门士族）俱有人参加，清谈名士孙焯、大司马桓温之子桓伟也应邀前来，皆当时名流。西园雅集中，王诜、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皆为北宋朝廷命官，且是书画、诗文方面的杰出人物。元代的大长公主召集的雅集。也多以执政官、鉴赏书画的官员为主。而玉山雅集中的宾客有明显的“布衣”性质。顾瑛轻财好客喜爱结交文士，一时间，“名卿大夫、高人韵士与夫仙人、释士之流，尽一时之选者，莫不与之游”。根据流传下来的诗文、资料统计，玉山雅集前后约有140余人参加，其中既有在朝中为官的柯九思、虞集、郯韶。也有著名诗人杨维桢。落魄文人张渥、王冕、张可久，教书先生郑元祐，此外还有佛道中人。如释良琦、方压、来复、克新。道人张雨、黄公望、于彦成等也是座上客，其他如善刻石治印的朱珪、善制墨块的吴国良也都在邀请名单中。以《草堂雅集》为例。其中共收入了70名文人的诗歌，有确切可考者37人，其中就包括了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鉴藏家及助兴的乐师、歌伎、舞姬等。玉山雅集中对人员的限制条件相对要小得多。这也就决定了其宾客的庞杂性和平民性。

二、江南布衣文人抱团取暖

元代的统治者是以“杀伐、搜狩、宴飨”为乐的游牧民族。他们告别氏族制度进入奴隶社会不久，其思想、风俗完全迥异于中原，所谓“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若古也”。在蒙古人灭金之际，所到之处，杀戮儒生，焚烧典籍，完全无视文化发展的作用。再加上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全国民众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指西域和欧洲人）、汉人（指原辽、金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南方的士人失去了宋时的优越地位，普遍对黑暗现实感到恐慌、不满。

与政治歧视相反的是。南方的文化经过宋室南迁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在宋末元初时，江南藏书之风盛行，据《齐东野语》记载，吴兴人陈振孙“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杭州府志》则记载周密家“三世积累，凡有书四万两千余卷”，各地书院林立，苏州有甫里疏远、文正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江南还聚集了一批收藏家，其中著名的收藏之地有荆溪（宜兴附近）王氏的环庆堂。云间（爪松江）夏氏的知止堂、漪澜堂和文竹轩等，这些无疑都说明了江南向文的传统，民众受教育的基础相对深广。

中国自隋唐一直沿用科举制度。科举出仕到宋代形成知识阶层的共识。“参加科举的人数，从11世纪的近8万人，增长到13世纪的约40万人”。有元一代，基本上废弃了科举制度，至延祐年间方正式设科取士，到元末共开科16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四，这无疑断送了儒士的晋身之阶。而且。元代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世袭，中下层官僚的来源大部分是掾吏、书吏。由吏入士的障碍很多。黄公望直到50岁依然是小吏。不少儒士企图越过科举，依靠权贵的举荐，直接进入仕途，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游士”，然而结果却不容乐观，王冕就是在北游无望后又南归故里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与政治上被歧视形成了强烈的落差，儒士和游士成了元代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时，知识分子将本可用于辅政的才华往散曲、杂剧、绘画转移。“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汉族士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所不在”，他们“围棋递相，打马投壶，撇兰颠竹，写字吟诗，蹴鞠打诨，作画分茶……九流三教事都通”。

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下，个人的声音迅速被淹没，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江南文人唯有抱团取暖，通过组织雅集、文会等形成文人们的交游圈和文化圈，齐声合唱，方能壮大声势，与北方所谓的主流文化形成对峙。玉山草堂可谓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场所。出入于玉山草堂的文人大多为平民，他们生活在市井之中，即使杨维桢曾中进士，柯九思也曾主持奎章阁，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以官员的身份生活，他们出入于玉山草堂频繁的年份。也都是失去官职之时。杨维桢以授学谋生，倪瓒、王冕等以绘画为生，都是利用自身特长在市镇社会立足。他们在逞才恃技的同时，逐渐发现了自身价值。由奔走官场转而经营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游走权贵转而变为同道间的串联，这种文人间的雅集形式多样，喝酒饮茶、下棋联句、游山玩水、书画欣赏、歌舞观摩均在其列。单一的某个人未必能倡导或代表一个时代，在玉山草堂聚集的这种文人群体，没有谁主导谁附从。他们之所以显现出历史价值。也是因为综合成一个群体才体现出来的（如铁雅诗派、元季四家）。

三、玉山雅集壮大了布衣文人声势

顾瑛在自撰《墓志铭》中提及，“年愈四十，田业悉付子婿。于旧地之西偏垒石为小山，筑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馆若干所……总命之日玉山佳处”。“玉山佳处”是玉山草堂和其它园池、亭馆的总称，亭榭规模约有三十多处，佳处落成之后，顾瑛凭借雄厚的财力，广罗古书名画、鼎彝珍玩充斥其间，广结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赋诗，歌咏唱和。“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士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至焉。至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尊俎陈砚席，列坐而赋……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至正八年（1348）至十四年（1354）是玉山草堂活动频繁的年代，共举办各种文宴、诗会达五十余次。文人雅士或饮酒赋诗、觞咏唱和。或品鉴古玩、濡墨润笔，或挥麈清谈、研讨名理，或携酒游唱、题序记跋。或弹琴吹萧、轻歌曼舞。不受时间、规则限制，一无所成者还可以喝酒代替。

玉山雅集中，一个韵脚、题目可以引来二三十首诗篇。一幅画后可以有二十多首唱和或题跋点评。据《铁网珊瑚》载。倪宏曾为顾瑛作《林屋佳城图》，上有杨维桢、张雨等20人题诗。至正二十年（1360）中秋。顾瑛与秦约、殷奎、谢应芳、袁华等十二人集会。作品合称“金粟冢中秋燕集诗画卷”，于立作“后序”，记载了当时的情形。“玉山林堂池榭匾题甚多，而篇什亦浩繁”。顾瑛把与会者留下的墨宝、题记、诗歌等均作了整理。“编刻记胜集形于时”。顾瑛自撰或编撰的文集有《玉山璞稿》《玉山草堂集》《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玉山饯别寄赠诗》《玉山唱和》《玉山纪游》等十余种，“出于家而布于外”，在社会上流传，引起关注，宣传了文人的才能。文人们把玉山草堂雅集与历史上著名的雅集如晋代的兰亭修禊、唐代的桃李园之宴相比较，作诗记载：“玉山草堂花满烟。青春张乐宴群贤。……衣冠并入画图传。兰亭盛事不可见。赖有此会如当年。”李祁在《玉山名胜集》序中指出：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此会几泯灭间”。而桃李园之宴“独赖李谪仙（李白）一序”，最后他自豪地宣称，兰亭集、桃李园之宴“岂若州堂之会，人人有其诗，而诗皆可颂耶。盖仲瑛以衣冠书礼之胄，好文尚雅识度宕达。所交多一时名胜，故其盛如此。吾故谓使是集与兰亭、桃李园亭并传天壤间，则后之览者安知其不日彼不我若耶”！完全是一副自信的口吻，留下诗篇的理由，也是为了宣传集会之盛。与兰亭、桃李园并称。

频繁出入玉山草堂的杨维桢更是致力于江浙在野文人的命运与自己紧紧相连，至正初年，他曾经上书江浙行省平章巎巎，希望得到推介，并以此挽救布衣文人的命运，如自己“一引手于堂下，则东南之士或沉于下者幸矣。又岂某一人之幸哉”？为了振兴江浙诗坛，与北人一争高下，他联络一大批诗文作家，主持民间文会，曲折表达对科举考试不公正的不满。为了声援杨维桢。顾瑛资助他出版了《铁崖古乐府》，张雨作序，顾瑛写后序，称颂赞美，促进了作品的传播。

文人间还互相鼓励与标榜，顾瑛称教书先生郑元祐“无书不读，肆意诗文，前不让古，虽在隐德。与馆阁虞（集）、马（祖常）并称于时”。至于绘画上，互相称许的更多。翻开《草堂雅集》，比比皆是文人间相互赞美与吹捧的诗句。如郑元祐《题达监司所藏柯博士<秋山图>》中称赞：“风流南国典鉴孙，笔底江珊妙吐春。”周砥《寄倪云林》说：“含光韬耀人所慕。才华自可称独步。”杨维桢《题张贞期描四贤像》：“有唐千载春秋笔，却是元和月蚀诗。”无疑，这些赞美之声是对作者技艺的一种肯定、一种鼓励。《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由于其同气连枝。气势较大。也就无形中加大了宣传力度，营造了一种声势。

四、元代布衣文人群体崛起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丹纳曾说：“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收养料：观念的成熟与形成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帮助和发展。”“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江南文坛领袖杨维桢是玉山雅集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玉山草堂作了大量的题记，如《玉山佳处记》《书画舫记》等，因其在文坛的号召力，无疑扩大了草堂的知名度，增强了草堂的吸引力。而顾瑛也非常配合，每次杨维桢来，必高规格接待，遍邀文士和诗唱游，用家庭乐班演唱杨的新诗。雅集诗文上成就斐然。竹枝词的流行、铁雅诗派的兴盛。皆完成于杨寓居昆山时期。后来者研究杨维桢的这段历史。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玉山草堂。

同时，宋室南渡后，江南收藏之风渐盛，元代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玉山草堂犹如博物馆，丰富了文士集会时的内容，开拓了文人们的视野，促进了艺术的传播。承上启下，至明代，据柳诒征统计，私人藏书丰裕之家，十家中有八家在江南，如昆山叶盛、吴县杨循吉、太仓王世贞、常熟毛晋等，文人皆以嗜书殖学为务，所以才能继承前人文化遗产并开启明清的文治。

另外，元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变革时期。非但画面内容、表现技法、作画方式较前代大为突破。更重要的是将文人山水画推进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奠定了中国绘画美学的主要思想，成为明清一直到近现代绘画的主流思潮。“元季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他们虽然在年龄上有差别，但在泰定初（1323）到至正十八年（1358）前后的30年间，都生活于同一时代。其中黄、倪、王三人都曾频繁出入玉山草堂，与顾瑛交情颇深。画史上虽未见吴镇前往玉山草堂的记载，但他平生所结交的有限的几个友人中。黄公望、王蒙是知交。元诗中也常见倪瓒、杨维桢、柯九思、姚文奂等为吴镇画所题的诗作，可见四家之间并不缺乏交流。由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皆江浙一带），他们的山水画也呈现出了一些共性，如诗书画结合、干墨皴擦等，将江南山水清远秀丽、空灵雅致的特点在笔下一一展现出来，使山水画与地域文化传统得到有机结合，在绘画的审美情趣和自娱性上，他们也都有较一致的认识，如果说宋代的艺术评判由宫室要人如宋徽宗等来充任的话，那么元朝的江南，因为布衣文人群体力量的壮大，他们显然控制了审美观。鉴于此，董其昌将黄公望等四人并列，称为“四家”，这也成为元以后以地区分绘画派别的肇始。明中期以后，“以太湖为中心，北起长江，南到钱塘江，西至皖南，东到东海的地区，名家辈出，是当之无愧的文人画的‘大本营”，自元开始的地域化倾向至明清更盛，明清之际活跃在江南地区的有“吴门四家”、“苏松派”、“云间派”、“松江派”、“常州画派”、“娄东画派”、“虞山派”等等。以“吴门四家”为例。因苏州一地商品经济发达，至明中期，吴门画家与市场紧密相连，市民给他们的画风以很好的市场和报酬，也给予他们相当的地位和声望。清中期的“扬州八怪”为顺应市场供求关系，创造了以俗入雅、雅俗共赏的新画风。元以后，布衣文人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至明清已经发展成了强大的市民文艺浪潮。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