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兴起与展览制度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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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万

中国古代并没有向公众开放的收藏和展览机构，我们的传统是私人“鉴藏”，这种活动的对象主要限于书画珍玩，活动的主体也只是物品的拥有者及受到邀请的亲朋好友，活动方式主要是“雅集”。中国古代最有能力组织鉴藏活动的就是皇帝，因为封建体制中的皇帝拥有整个国家。皇帝会在高兴和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邀请亲信的朝臣欣赏秘藏的书画珍玩，甚至把其中一些赏赐给他们以达到笼络的目的。普通百姓根本无缘得见那些传说中的宝贝。由于欧洲人在中国进行商务和传教活动，在清朝统治时期，他们也在中国南方设立了一些私人博物馆，但毕竟不如清末张謇的南通博物苑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影响深远。晚清以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热衷和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凝聚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最初的灵魂。

怀着对外而世界的好奇和对中国落后现实的不满，更带着救亡与图强的抱负，自晚清开始就屡有中国人走出国门游历和学习，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到新的希望。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来描述这个潮流中的现象十分贴切，有过海外经历的知识分子们带回了各自认为有益于中国的东西。不过他们的想法也有一些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于国民素质低下的忧虑与悲哀；另外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遭遇西方人鄙夷神色时内心泛起的酸楚。所以“开启民智”并且重建文化上的自信，被归结为培养大众民主精神征途之上的两项重要任务。

在东方封建文化思想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接触并理解博物馆，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条件；而发自内心地接受它，并愿意为之建设一种制度，就更得经历曲折的过程。站在东方看西方，中国人完成这个从陌生好奇到喜爱向往的转变过程，必定要经历很多文化上的不适应甚至内心的震动，但是博物馆和它的制度终于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了。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建设博物馆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当成一种社会理想，并亲力亲为地将其转化成了物质现实。

一、晚清知识分子对“博

物馆”概念的认识

自明末清初开始的封闭政策，使已经踏上现代化之路的西方人拿中国很没有办法，其文化交流、宗教宣传与殖民野心都受到了很大阻碍。但是，这三方面小规模的渗透始终存在，尤其是通过教会系统进行思想和文化熏陶的方式，在当时比较见效。西方人将人文和科学知识捆绑在宗教思想上，教学、翻译、出版、医疗等活动都包含了复杂的内容与目的。这些行为当中潜在的现代意识传达给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精神交流，西学在华影响逐渐扩大。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了“博物馆”等概念。

战争将中西关系改写之后，西学东渐的速度大大加快，手段也不再那么温和，方式和途径也都有所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签下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都使外国人攫取了在华大肆扩张影响范围的权力。在五个通商口岸，由西方人经营的教堂、学校、医院甚至出版、媒体等事业都获得了合法身份，并受到特殊的保护。几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文化生态被突然改变，数量可观的中国人开始进入洋人设立的机构谋职。香港、上海等大型对外口岸城市，为了方便工作而.聘任中国助手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因为外国人受到特殊待遇，与他们沾边的中国人也似乎进入了某种』-.层社会，他们大多乐于替自己所在机构进行宣传。由于这些人往往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好于普通市民，他们那种西化的生活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西方科技、政治思想和教育理念在中国传播的重重障碍，被坚船利炮加时髦享乐轻易地攻克了。

就像洋泾浜英语一样，起初大部分中国民众对西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往往带着错位、误解和本土化改造，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无论实际情况的细节如何，中国人突然发现厂西方人与西学和中国历史描述的所有外族蛮夷都大不相同，他们的一切竟然是那么新鲜、复杂、充满吸引力又包藏着各种危险。尽管众人的反应各不相同，但勇敢面对中国已经落后这个现实却是当时的潮流，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以中国古已有之的经世致用的态度虚心学习先进科技和思想，借助新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分析问题，为中国谋求长远的发展。如这批有识之士代表之一的林则徐，其著名译著《四洲志》中有一段介绍英国的文字，里面就用到了“博物馆”一词。

中国认识“博物馆”，当然不只是识读这个名词，还有人到西方的博物馆亲自参观过。有西方人“送”西学到中国，就有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开眼界。中国人游历之后带回国的知识对于大众逐渐认识博物馆这样的新鲜事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可以想象，中国人最早关于博物馆的文字只是记录了好奇的目光，展现了赏玩的态度。阅读近代早期中国人写下的关于“博物馆”的文字，能看到的却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们看到了令人目眩的场景和光怪陆离的展品在他们的视网膜之上和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象，却探不到他们思想的深度、思考的边界，也无法被博物馆激发出来的东方智慧的火光照亮。或许国门突然被推开，“风”从海外来，有人被吹动了心，睁开了眼，刚刚呼吸到不一样的空气，撞进了一个新世界，却根本来不及判断“西风”里裹挟了什么，奇景背后潜藏着什么。19世纪勇敢走出去的中国人告诉同胞，博物馆里展示了一个深深浅浅、琳琅满目的西方。这或许就是完成了那一代人的使命，是功德一桩。博物馆的文化、展览的制度等方面，还需要去慢慢理解、细细分析和深入研究。

二、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博物馆

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玩，其中有些是跨越国际、跨越海洋、跨越语言和文化背景进行交流的成果，它们值得骄傲与铭记；另外还有很多对于殖民者来说同样值得“骄傲与铭记”，但其实却是沾染了野心、暴力、贪婪和罪恶的“赃物”。自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皇室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都疯狂地向往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财富。在这些人眼中，黄金和宝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无论是通过探险、贸易还是血腥掠夺而来。中国是探险、贸易和掠夺的重点对象之一。

1517年，广州的土地上留下了第一批葡萄牙人的足迹，然后还有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等。探险家、商人、学者和传教士等最向往神秘中国的西方人，带来了封闭下的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见闻和新鲜的科技知识，播下了构成复杂的宗教文化，还有殖民的梦想。他们带走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种种商品，还有似懂非懂的汉字与汉学。无论中国的封建政府怎样施行海禁政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一直持续着。

可怕的是，在资本主义强大起来之后，西方看待中国的目光从向往与尊重，一点点变成了觊觎和藐视。直至19世纪末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人充分享受自己的特权，“博物馆”是这种现实的产物之一。中国首批烙上特殊时代印记的近代意义的博物馆，或由外国机构及传教士创办，或由中外人士合办。这些博物院正式运营起来之后，确实也举行过演讲及展览活动，却并没有向中国民众真正开放。这些所谓公益机构明显地从中国攫取资源而服务于外国的利益，文化和政治目的都十分可疑。但是这些博物馆的创立，又在客观上为繁荣市民文化生活和开阔中国民众见闻起到了一定作用。从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看，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博物馆功过兼而有之。

以殖民军事力量作后盾，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自19世纪中后期起，西方人在中国境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了近代化的博物馆。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其实是西方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时的落脚之处，也是暂时储存四处搜集所得中国自然标本、矿藏信息和文物珍玩的仓库。这样的博物馆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现象，曾经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中国成为弱势一方的时候已经变为一种置换：西方主动地向中国输入各种现代化的文化概念，在中国人感到新奇与疑惑不解的时候，他们已经大方地自己动手拿走了高昂的“学费”。中国人逐渐学会了保护本国资源，也从各种自然博物馆中看到了近现代科技中包含的巨大力量，但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交上学费之后。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就在这种体会着切肤之痛的觉醒中开始发展起来。

三、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创

建与展览制度的雏形

中国人自己建立“国家博物院”的理想在晚清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挣扎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之初，才在云朵缝隙中透出的阳光下结出果实。这个理想是从西方传人的近现代自然和人文科学知识所形成的文化土壤中发芽的。由于东方社会具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并不比动摇封建社会结构容易，而且中国人自己对于古物已经有相对完整的认识系统，所以首先获得接受并建立认同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

中国人对博物馆的初步认识就是从欣赏标本、学习生物和矿物知识中获得的，可以说博物馆的科普功能是中国人对其社会功用的第一项认同。也正是基于这个起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判断，西方文明后来者居上地赶超了中国，与重视科技、重视教育有重大关联。所以兴建新式学校被认定为从小抓起振兴教育的根本.而图书馆和博物馆则是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的重要设施。甚至许多已经走上科举之路的学子也站出来呼吁教育改革，并大力倡议发展博物馆。

1888年，光绪朝的进士，江西萍乡文廷式等仁人志士不甘苟存于国运衰微的世道，发奋图强地组织了“强学会”；后来的名臣张之洞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并专门拟定会章，其第四款就是“开博物院”。强学会的发起和主张，不久便在汉口、南京、天津、保定、济南等重要城市里激起了回应，而促使了劝工、商品、古物等保存或陈列机构的建设。建立博物馆的呼吁中也汇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声音。众所周知，康有为写下了震动中国社会的《大同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一个乌托邦般美好的理想社会——太平世，而博物馆正是这个“太平世”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单元。梁启超写过论学会的文章，他曾提出：“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地方学会当中与这二人呼应者甚众，他们也把创建博物院作为重要议事之一。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高呼改良，所以晚清皇帝也发下图强的宏愿，发起了轰动一时的维新运动。但这种决心对于病人膏盲的中国封建王朝来说，已经晚了。维新运动非常短命，史称“百日维新”。就在这样短短的运动期间，建立博物馆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康有为因“劝厉工艺，奖募创新”而上呈了《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光绪帝批准了他的奏议。除了站在风口浪尖的维新人士以及热血青年学子，工部尚书孙家鼐、刑部侍郎李端棻等开明的清政府官员也很赞同建立博物馆的理念。

这些知识分子与官员都理解了西方先进科技改变世界的作用，也看到了博物馆在中国社会教育中应当起到的巨大功用。这样的觉醒，是腐朽的封建社会大厦上滋长出来的希望和未来。他们的理想和努力看似随着维新运动告终而东流，但其社会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之路就是向着他们的鲜血中流淌的方向延伸的。近代中国人建立自己国家的博物馆的理想因为这种进步而更加坚定，并从这样的事件当中争取了非常广泛的舆论支持，其支持者范围从知识分子、官员扩大到了从业于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商人当中，这些爱国商人后来凝聚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

20世纪伊始，中国的文化商人中有先见之明的一部分人对博物馆的认识已经很清晰，并掌握了很多西方博物馆的信息和资料。而且他们和纯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因为商人是有经济实力的。就是从这样的群体当中走出了第一个实现中国人自建博物馆理想的人物——张謇。

张謇决心兴建博物馆，与他1903年亲自赴日考察实业和教育时，参观到当地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之后的体会有一定关系。1905年从日本回国之后，张謇很快便向清政府呈上了《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和《上南皮相国清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两份奏折。即便张謇创办博物馆的主张这样诚恳、坚定而明确，昏庸的清政府仍对他的两份奏折置之不理。但张謇并不甘心放弃，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实力回到家乡南通建一座博物馆，亲自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他是一个办事利索的人，就在1905年，“南通博物苑”正式动工，而且规模甚大，分为中、南、北三馆，还附有园林。在饱受落后之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迸发出建立国家博物馆的理想是一种必然；而张謇对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执着是一个偶然，但那是一个揭开文化新页的偶然；举一人之力为天下之先建设起南通博物苑的事实，是一个书写了历史的偶然。

南通博物苑楼上展出历史文物，楼下为自然标本，室外陈列大型的石刻及造像；文物、标本的陈列或分地区，或分年代，均有详细的文字说明；陈列的内容，天产部以地方为顺序，历史和美术部以制作时代为顺序。可见这座综合性博物馆不仅藏品分类科学，而且在展陈设计方面颇费心思，对参观路线和参观效果做出了精细的预估。张謇甚至细心到亲自拟定了一份《博物苑观览简章》，引导参观者建立公德意识，教育大家爱护文物、勤于学习。其中不仅告诉公众应该怎样参观和保护博物馆，并且对参观者提出了成为新时代公民的道德要求。

在张謇的示范之下，越来越多晚清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博物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功能问题。张之洞1907年出任大学士之后，学者罗振玉便向他进言，希望在各省设立一种综合性机构“国学馆”，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院这三个主要部门。民间的呼声和成功示范却都没有打动昏聩的晚清政府首脑，博物馆事业从来没有被他们真正地理解和关注。所以除南通博物苑以外，虽也有地方设立了国货陈列所，但中国人自己还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国家博物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宣统皇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