妆匣遗珍
杨宏毅
西夏（1038-1227）是两宋时期存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国家。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羌人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国号大夏，李元昊即夏景宗。因其地处黄河以西，历史上称为西夏。疆域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南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地区。1227年，西夏被蒙古军所灭，共传十主，在历史上存在了190年，与同时并立的宋、辽、金三个政权长期对峙，鼎足而立。西夏建国后，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与宋、辽、金及回鹘等部族政权之间的商贸往来十分频繁，大规模的商贸往来促进了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
西安博物院收藏有几件西夏王朝文物，主要包括“敕燃马牌”铜符牌、西夏文佛经（墨书佛经、泥金佛经）、西夏货币、西夏“首领”铜官印、西夏瓷器等几种类型。这些西夏文物给我们初步揭示了11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期宋、辽、金、西夏四个王朝对峙时期西夏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变风貌。
“敕燃马牌”铜符牌（图一）
通长18.7厘米，牌面直径14.8厘米。重0.64千克，20世纪70年代征集于西安市莲湖区。铜牌为扃体圆形，一侧有长方形柄，为上下两部分插合而成。上部内刻双钩楷书西夏文“敕燃马牌”四字，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此铭记即当时通用的汉文名称“敕燃马牌”的意译；下部内刻四组如意云纹，边沿刻有两道弦纹，下部边沿有错银西夏文“敕”字。敕燃马牌起符节作用，是西夏王朝所颁发的用以证明持牌者身份和所负使命的金属符牌。
“符牌”原称为“符”，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源于夏商时代玉制的牙璋。战国时期，符牌开始出现，因常常以虎为符牌图案，“虎符”成为“符牌”的代名词。北宋时期，符牌制度也目趋完备，符牌不仅仅是调兵遣将的“虎符”，而且也是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识融汇到国家的管理体系中。《宋史·舆服志》记载：唐、宋符牌为长方形，银质。“唐有银牌，发驿遣使”，“面刻隶字日‘敕走马银牌”。宋代则有“乘驿者复制银牌”。与西夏王朝同时代的辽、金王朝也用符牌，据辽、金二史记载，辽国符牌有长方形、圆形两种，银质，上书辽“国字”、“敕走马牌”等；金国符牌有金、银、木三种，牌上有女真字“急速走递”、“准敕急递”等字样。持牌使者称“银牌天使”或“天使”。
《宋史·夏国传》说元昊“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带银牌传递敕命的使者称“银牌天使”或“带牌天使”。成书于12世纪中期的西夏文字典《文海》字条“信牌”释文曰：“此者，官语执者诸人所信名显用，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说明信牌是西夏传递紧急命令的符牌。西夏文用“燃马”二字，表达持该牌的急递作用，汉文意译为“走马”。由此可见，西夏王朝传递国家紧急军政命令的方式和工具是与宋、辽、金王朝一脉相承的。
西夏钱币
共有五种，形制皆为方孔圆钱，正面文字旋读，光背无文，铜质。分别为西夏文“大安宝钱”，汉文“天盛元宝”、“乾祜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
西夏文钱“大安宝钱”（图二），铸于夏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面文旋读。汉文西夏钱“天盛元宝”（图三），铸于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面文顺时针旋读，楷书。汉文“乾祜元宝”（图四），铸于夏仁宗乾祐年间（1194-1205），面文顺时针旋读，楷书。汉文“皇建元宝”（图五），铸于夏襄宗皇建年间（1210-1211），楷書，带有行体，顺时针旋读。汉文“光定元宝”（图六），铸于夏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3），正书带行体，顺时针旋读。五类西夏钱币，铸造工艺精良，边廓坚挺，形制规整。钱文书体皆为楷书，书法遒劲流畅，端庄秀美。正如钱币学家所说，“铁钱多而易得，铜钱精妙而少”。
西夏政权建立后，宋夏之间的贸易交往密切，西夏境内流通的钱币以宋钱为主，同时，仿照宋钱，西夏政府还铸行方孔圆钱。目前可以确认为西夏铸造并流通的钱币，计有西夏文钱五个年号五个品种，汉文钱八个年号九个品种，总计十四个品种。天授礼法延祚年间（1038-1048），李元吴铸行西夏文钱币“福圣宝钱”。夏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铸行西夏文“大安宝钱”和汉文隶书“大安通宝”。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铸行西夏文“贞观宝钱”，元德年间（1119-1127）铸行“元德通宝”真、隶书小平钱和“元德重宝”。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朝廷设立通济监，铸行“天盛元宝”钱。乾祜年间（1170-1193）铸行西夏文“乾祜元宝”；汉文真、行书“乾祜元宝”铜钱和铁钱。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铸行西夏文“天庆宝钱”，另铸行汉文真书“天庆元宝”钱。襄宗皇建元年（1210）铸行汉文“皇建元宝”钱，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3）铸行“光定元宝”铜钱。
西夏钱币制度深受北宋钱币风格影响。北宋流行年号钱，同一种年号钱的宝文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钱币系统极为繁复庞杂。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从品种上来说全系年号钱，钱币正面铭文也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但两者的基本形制并无明显区别，币值有小平、折二之别，面文书体真、篆、行俱备。
西夏佛经
分墨书佛经和泥金佛经两种。
1.墨书《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押捺题款》（图七）
纵29.2厘米，横11厘米。右有汉文佛经七行，满行十七字，内容是《华严经》的一部分。押捺为一牌饰形，牌饰下饰仰覆莲，顶部覆一卷边莲叶，中部双线长方形方框，中有西夏文字四行，满行20字，共计71字，译为汉文意为：“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院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金觉莲花般若菩萨戒经契行倍论等。”“番国”指西夏；“贺兰山”位于西夏京师兴庆府的西面，为西夏三大神山之一；题记中的“佛祖院”位于贺兰山下，可能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大寺院。李慧月是重照禅师的弟子，该经卷是李慧月发愿印制的。辽宋时期，西夏境内流通汉文和西夏文，从剩余的七行汉文经文来看，这卷佛经为汉文，这与西夏境内通行西夏文和汉文是相符的。
2.泥金紫青纸楷书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图八）
紫青纸泥金楷书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贝叶经，24页，经折装。纵29厘米，横11.5厘米，上下双栏，框高21厘米，每页6行，满行17字。紫青纸，颜色深蓝，以赤金楷书写成，现存第一、第五和第十的残余部分章节，最后两页为一篇发愿文，共277字，译为汉语如下：“朕闻我佛世尊，以善根智，证真实经契义；依后得缘，开千异妙法门。其中守护国家，福所蓄集，世俗胜义双全，现身来世受益者，唯此金光明经契是也。今朕安坐九五，担万秘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夜以继日，思远柔近能；废寝忘食，念国泰民安。自之所能，治道，稀微已至；他上依顺，佛力覆盖爱惜。因此，已见此经之深妙功德，澄信大愿虽已发，然旧译经文，或与圣意违，或词义不明，复亦需用疏无所译。因此建译场，延请番汉法定国师译主等，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仔细比较，刻印流行，欲使流传万代。唯愿以此善根，常行德治，六合全和，口枼道变，远传八荒。复愿口口止，百谷成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次，万物具不失性，复愿沙界众生，法雨中洗除业垢。口国众生，以佛日消除眾影。光定四年谨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众经之王，包括“如来寿量无限”、“如来法、应、化三身”、“三聚忏悔”、“陀罗尼门”、“甚深空性”、“正法护国”、“诸天护世”、“疗病救生”、“如来本地菩萨行”等教理，在开阐如来秘密心髓、忏悔业障、积聚福德资粮以及弘扬佛法、护国利民等方面具有无比殊胜的功德。
文中“光定四年”（1214）年号为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顼时期。其时正是西夏末年，面临着蒙古人的多次大举入侵，国家政权岌岌可危，西夏皇室把佛教当成救度社会苦难、挽救国家危亡的唯一出路，到处修建寺庙，广印佛经。因此，这件“光定四年”紫青纸泥金楷书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夏神宗李遵顼在内外交困、国力衰微之际，以皇帝的名义发愿缮写的金泥字经，企图依靠佛教的信仰解除国家面临的危局。西安博物院收藏的这些西夏文佛经就是西夏当时政治、文化的现实反映。
西夏文“首领”印（图九）
西夏文“首领”铜印，印面边长5.78厘米，钮高2.55厘米，通高3.4厘米，重174.5克。铜印带穿矩形钮，正方形印面，印文四周有边框，印文为西夏文阴文九迭篆书“首领”二字，自上而下安排。印文四周有边框，印背左右凿刻行书体西夏文，右为年号，属于铸印时间，左侧为受印人的姓名，字体不很规整。
西夏的官印制度沿袭了宋金官印制度，但又有所不同。宋代官印印体边长多为5 6厘米，印文与印体一同铸出，阳文，字划刻痕较深，印面有细边，文字圆转盘曲、印面布局茂密。印钮为长方块状，称橛钮，形态与唐后期官印同。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以后，官印均刻背款，右边刻铸造时间，左边刻铸造机构，也有少数印章仅刻铸造时间。
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年间（1149-1169），朝廷颁布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官员用印做了严格规定：“诸人请官印者，为威臣、帽主等官可请封印，当用于簿册及诸司告状中。比其官小者不许请官印。诸寺僧监司者可请印，变道中不得请印。若违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西夏官印均翻砂浇铸而成，印背上的年款、人名等是授印后凿刻上去的。西夏官印是西夏政权的标志之一，与唐宋一样，以官印大小、重量、质地区分官职的尊卑，区分官职和象征权力。印背右侧刻年款，左侧刻人名；印文多为“首领”二字。四字、六字印少见，不同的是所刻文字均为西夏文，从而突出了党项人的民族性。
西夏瓷器
褐釉三鸟双耳小口罐（图十），高22厘米，腹径17.5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10.7厘米。1983年西安市文管会征集。小罐直口，鼓腹，圈足，腹部刻三鸟，肩系双耳，外壁施半褐釉，瓷胎。
褐釉弦纹三鸟纹双耳罐（图十一），高22.4厘米，腹径11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ll厘米。小直口，鼓腹，圈足，腹部弦纹三鸟，肩系双耳，外壁施半褐釉，瓷胎。
褐釉刻鸟瓷罐（图十二），高23.6厘米，口径5.1厘米，底径11.3厘米。微敞口，缩颈，颈部略鼓，鼓腹，肩有双耳，其中一耳微残缺，肩刻两道弦纹，腹部刻有三鸟，圈足。外壁施半褐釉，瓷胎。
该批瓷器属西夏灵武窑产品。瓷胎呈浅黄色，较粗疏，外壁均为半釉，施釉较薄，纹饰均为剔刻釉。生产技术与瓷器风格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磁州窑、耀州窑的烧制艺术极为接近。党项人从西南迁居宁夏、甘肃一带后，生活习俗与生产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游牧经济逐步转化为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陶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越来越普及，瓷器运用范围广泛，品种繁多。灵武窑出现于西夏崇宗、仁宗时期（1083-1193），是西夏王朝重要的瓷器烧制窑口。灵武窑受同时期中原地区磁州窑、耀州窑工艺技法的影响，所烧造的瓷器装饰技法以刻釉、剔刻釉为主，胎釉之间色彩对比明显，瓷器多用白色化妆土。装饰题材多以植物纹、动物纹为主，与宋、辽、金、元时期的其他地区窑场的瓷器装饰纹样基本相同，富有浓郁的市民生活情趣。同时，灵武窑所烧造的瓷器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反映了西夏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族特点与审美取向，突出表现了党项羌人纯真质朴的性格。
从西安博物院收藏的西夏“敕燃马牌”、西夏钱币、西夏文佛经、西夏文官印、西夏瓷器的形制用途等可以看出，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无不透出汉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货币流通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特征的西夏文物，反映出了党项羌人由游牧向农耕转化，吸取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对汉民族文化从排斥、吸收到融合的消长过程。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