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村窑白地黑花瓷装饰中的美术元素分析

宋扒村窑白地黑花折沿盆-你见过长在瓷器上的小鲜肉吗

余勐　黄宁馨

摘 要：仇英人物画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仿古绘画实践，尤其是对唐宋时期的画作摹写，继承并发展了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传统。就《诸夷职贡图》图绘人物本身而言，以各国朝贡使者形象为例，主要从服饰式样和冠饰这两方面来探究中国古代唐时期受到各民族和周边外来服饰文化的影响，侧面印证了中国古代与各民族或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诸夷职贡图》；服饰类型；民族交流

一、《诸夷职贡图》的记述情况

职贡图作为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之一，就题材、内容而言，多为正统宫廷的政治历史事件的投射。仅以现存图像为例，早期如梁元帝的《职贡图》、章怀太子墓《客使图》、唐代周昉《蛮夷职贡图》、北宋赵广辅《蕃王礼佛图》等，这类图像并不只是收藏于宫廷，民间也常有种种流传。

据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仇英《诸夷职贡图》是为民间陈官所做，描绘了唐时十一支队伍沿途朝贡场景。绢本设色，纵29.8厘米、横580.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引首许初篆书“诸夷职贡”，拖尾有文徵明、张大千、吴湖帆、张乃燕等四家题跋六则及明人陈官、清人梁清标、乾隆内府、毕沅、费屺怀、王季迁、丁惠康等多方收藏印。而叶德辉在《图成王会贡明堂》一诗附注中写道：“吾未阎氏真迹，见长沙周荇农侍郎家所藏仇十洲本。”或许也曾流落于此。关于此幅图记载颇少，清代吴升《大观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考》、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顾复《平生壮观》等著作都只是简言记述，且几乎源于《清河书画舫》的记载。《石渠宝笈》《藤花亭书画跋》《尼古录》等书中也有关于仇英绘制同类题材的记载，且大多为摹古之作。乾隆时期，官修编著的《钦定续通志》将此图划为外域，这幅“市井文化”的历史长卷，逐渐显现出政治的意涵。作为仇英晚年集大成的巨制青绿山水人物画卷，绘有200多位朝贡使者，没有像唐宋以前常把人物置于空白的背景或是稍加点缀，而是把场景置于“澄怀味象，质有而趣灵”的青绿山水之间。范景中认为嘉靖时期，皇帝好道，青绿仿古题材复兴，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佞宋之风，文征明在此卷的跋语中也称是仿南宋武克温的白画而来。仇英作为民间职业画师，他关于异域想象可能很少参阅古典文献或旅行日志，而是更多地借鉴古画图式才能进行创作。

二、 民族或外来服饰文化交流

《清河书画舫》记载为“九溪十八洞主、汉儿、渤海、契丹国、昆仑国、女王国、三佛齐、吐蕃、安南、西夏国、朝鲜国”。按今天的疆域划分，除朝鲜、安南、三佛齐等三个东南亚国家外，其他多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范畴内。从《诸夷职贡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十三国使者的服饰基本属于两种样式。笔者将从服饰式样、冠饰两方面进行探究，为了便于表述，将吐蕃、安南、西夏、朝鲜、契丹、渤海、汉儿7支队伍贡者的服饰类型称为A样式；将昆仑、女王国、三佛齐、北汉大洞主4支队伍贡者的服饰类型称作B样式。

（一）服饰式样

A样式中尤以领头的贡者官员服为主，为“团（圆）领窄袖襽袍”（又名“缺骻袍”）式。据《魏书·咸阳王元禧传》记载，“圆领”本为先卑旧制，此后汉制延用，绕颈密闭，有很好的遮风保暖功能。“缺骻”是袍服在两边胯骨处有侧缝，便于奔跑骑马与遮挡风寒，乃胡族形制。现以“汉儿”队伍为典型代表，汉儿是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族对汉人的一种称谓，常见于唐、宋、辽、金的史籍记载。宦者裹幞头巾，束带革靴，着团领窄袖绯（或绿）襽袍，袍背后有二黄地浅蓝灰色纹样的团花，此图可作为唐代袍衫绣花的所在部分，即胸背各一团花，下裾前后各一。从整个服饰来看很贴近唐时形象。另汉儿和渤海的队伍中，常见穿襦衫长裤形象与仇英《竹院品古图》中描绘仆役的便服形象（其中有一为圆领袍衫式、一为汉制交领式，即左衽隐于右衽）基本相同，应注入了明时期服饰风格。“吐蕃”队伍中出现了吐蕃典型的“毡裘衣”式样，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无论寒暑都衣裘”，使者身穿圆领直襟束腰长袍，肩抬宝物并贡名马，几披碎花裘衣。唐太宗贞观四年制定官服制度，A样式中官员服色皆为三品以下官员。马冬在博士论文《唐代服饰专题研究》一文中论述称：“唐代官僚服饰赏赐制度本身就派生于北朝胡族军事传统，后又与官常服品色制度发生部分重叠，体现出非常复杂与淆混的制度形态。”常常通过对“四夷”服饰赏赐，使“中华服饰”属性得到认可，维持以唐帝国为中心的民族关系稳定格局以及构建当时内外民族关系背景下“新华夏意识”自认同与他认同观念。故而A样式中的服装式样体现周边藩属国对于唐代服饰的影响，但大体上仍属于唐代的服饰制度要求。

B样式中尤以昆仑国的“昆仑奴”服装式样为主。唐、宋都没有单独为昆仑国立传，“昆仑奴”多半是来自马来人或者马来半岛以及南海诸岛中的黑人，作为贡品留下或随使节入华被遗留，有的甚至被拐卖到沿海或内地。《册府元龟·外臣部》中婆利国（今印尼巴厘岛）“国人披古贝帕及缦，王乃用斑丝布以璎珞缠身”“人皆黑色，穿耳附铛”以及《旧唐书·婆利国传》“男子卷发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中均有对昆仑奴的记述。梁元帝《职贡图》中的狼牙修国以及传为阎立本《职贡图》（猜测为宋时摹本，现藏台中中央博物院）中婆利国的使者形象皆有对南海昆仑奴的早期描绘——个子不高，面貌紫黑，螺纹卷发，有的上身裸露，有的斜披橘紅色布帛，横幅绕腰或腰着短裤，有的手足戴有手钏和脚镯，跣足而行。而在仇英的笔下，则更大程度上弱化了昆仑奴“黑脸直鼻、双目白眼欲出眶、双唇厚大、巨大耳朵和双脚”等近似怪异的夸张形象，依然保留昆仑国使者髡顶拳发，穿衣着裤，有的斜披巾、跣足等形象。《寰宇通志》、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罗曰褧《咸宾录》、张燮《东西洋考》、茅瑞徵《皇明象胥录》、《海国广记》《大明一统志》等著作皆记载三佛齐国在唐天佑初，复通中国。《寰宇通志·三佛齐国》记载：“男女椎髻，穿青布衫，系东冲布，喜洁净”，又《咸宾录·三佛齐》记载贡物有“象牙、乳香……珊瑚树、昆仑奴。昆仑奴者，能踏曲为乐者也”。而在画家笔下，三佛齐国俨然成了一个以昆仑奴为主的队伍。而“北汉大洞主”中使者大部分左衽右袒，斜披巾，有的着裤、帔帛等，其中“帔帛”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亚文化，在肩、手臂或胸前后穿插形成各种形态，增添灵动飘逸之感，符合审美需求。昆仑国和女王国中使者皆似穿无袖有领的衣衫，或许描绘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裲裆”（或坎肩）式样，只有两片衣襟，一为胸，一为背，以保持身躯温度，但这种却十分类似外来服饰中颈部装饰的“褶领”式样，这或许是南海昆仑一片特有的服饰。因此B样式中形成以“昆仑奴”为主的外来服装式样。

（二）冠饰

A样式中常见幞头巾式样。幞头巾是唐代常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其中“巾子”在唐时更是被视为单独的服饰品，《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贵贱通服折上巾”，后在历朝皆有延续发展。“髡发”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刑罚，却为成古代少数民族的风俗。而A样式中所绘之国“髡顶垂发（或辫发）于脑后”的形象皆符合历史记载。“西夏”在建国就实行“秃发令”，尔后沿此基调，兼容髡发、断（短）发和髻。“契丹”据《契丹国志》记载：“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其中戴帽的两位官员使者，描绘的可能是契丹圆顶“笠子帽”（或为毡笠），并于冒顶饰物。“渤海”是唐辖属的以粟末靺鞨为主的边疆地方政权，史书称之为“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称“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而画家更多选取描绘身穿袍服、髡顶辫发的形象。A样式中还有“吐蕃”独特的“头巾缠冠”式样。吐蕃首服可分为两类：一是吐蕃王室成员和贵族用头巾缠成筒形或塔形的冠饰，被称作“赞夏冠”，而一般官吏和贫牧民用头巾缠成箍形的冠饰，露出头顶，通常竖有一角，称作“绳圈冠”，图中白色的蕃帽外皆衬黑边，笔者猜测很可能是画家想要表现一部分头发缠在“绳圈冠”（一种毡帽），余发垂在肩上。而B样式中昆仑奴除了“髡顶拳发”之外，据目前考古来看，昆仑奴还有颈戴项圈或饰有璎珞的形象。女王国作为全卷的中心位置，这个出自想象的异邦，被历史传闻或博物知识等记载。在唐代《大唐西域记》以及《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东西各有“女國”，东女国是羌人别种，“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珂，北琚于阗”，而至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开始出现不同记载——女王国由女子和男子组成。这或许也映衬此卷是由南宋武克温的白画而来。“女王国”中心女子穿似“襦裙”式样——上衣襦衫，交领，下裳多穿长裙，梳高髻，似“飞天髻”。据《宋书·五行志》载：“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鬟直向上，谓之飞天蚧，始自东府，流被民庶。”随从婢女有扎似“双螺髻”或似“双丫髻”式样，并配有簪饰，其中脑后留余发，一般为未出阁少女发式。“北汉大洞主”使者队伍中束发似束冠雉尾的形象，或许与章怀太子墓《客使图》中高丽使者头冠饰羽的形象寓意有关，但仍然有待考证。纵观A、B样式中冠饰以及发式，为少数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

三、结语

朝贡使者是边疆民族向唐王朝派遣的诸多种类使者中见于史书最多的一类，且多有面貌、服饰、风俗等记载。除文章中提及的番邦使者服饰和冠饰等近乎真实的描绘外，画家对靴屦类，如乌皮、麻鞋、跣足等描绘，也独具匠心。正如彭年所说：“人殊国异，而考案图志，略无违谬，能事直出古人之上。”同时反映了古代周边服饰文化对唐时内地服饰的影响以及各民族服饰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也反映明代民间社会对这一历史题材的热爱，同样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意义。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新唐书[M].宋祁撰.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后晋]刘桒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4][清]张丑撰.古代书画著作选刊：清河书画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