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生壶款识探索（下）

...的藏品中可看出曼生壶的款识与刻铭

李敏行

[编者按]作者将曼生壶的署款形式区分为六种，认为在常见的“阿曼陀室”“曼生”和“彭年”三款具备之外，尚存在其他署款形式。本刊上期介绍了曼生壶的署款形式及曼生壶“桑连理馆”款，本期将对曼生壶“阿曼陀室”款以及带有制作数量的数字铭款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三、“阿曼陀室”款

比对钤有“阿曼陀室”款或“彭年”款的传世曼生壶可以发现，其中的“阿曼陀室”印款并不完全一致，此问题已被一些研究者提出。由一些清代晚期传器来看，阿曼陀室款也有被后人沿用或仿作的现象，如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吴月亭制合欢壶（见图12）㈣，这在《阳羡砂壶图考》吴月亭的条目中就已经被指出。但是由印款来看，这个章款应当不是曼生壶上原来的，而是后刻的。

就“阿曼陀室”款来考察目前的传世曼生壶，大约有以下三个形式：

1.“阿曼陀室”四字笔画粗细适中匀称者，如香港艺术馆藏井栏式提梁壶（见上期图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方壶（见图13）、井栏壶、三足直壁圆壶、上海博物馆仿唐井栏壶、纽约法兰高公司拍卖的井栏式提梁壶、笠形壶、天津博物馆藏合欢壶、葫芦形壶、匏瓜壶；唐云艺术馆藏瓢形提梁、钿合壶；私人藏仿唐井栏壶、笠形壶、瓢形提梁㈣。

2.“阿曼陀室”四字笔画较细者，如香港艺术馆藏汉君壶（见图14），另2005年蜀山窑遗址出土一“阿曼陀室”款壶底残片（见图15），亦是笔画较细，但是字型与传器均不同。

3.“阿曼陀室”四字笔画较粗者，如上海博物馆藏瓦当壶（见图16）、井栏壶、权形壶、钟式壶、折肩圆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葫芦形壶；芝加哥艺术馆的觚棱壶、加拿大皇家安省博物馆藏瓦当壶、东亚艺术博物館藏瓢形提梁壶、南京博物院仿唐井栏壶、乳瓯壶。

4.“口”字中心为凸起方点，如唐云艺术馆藏合欢壶、汉君壶、匏瓜壶、井栏壶、石瓢壶，且其“阿”字的口部和“曼”字中部是凸起方点，这和其他章款印痕不同，其中石瓢壶之款四字之间还带有界栏（见图17）。

章款形式的不同，并不足以说明其中必然有伪品存在，即使其中有可信度高、较具参考价值的标准器，也不能据此章款就此否定其他形式章款必然是仿作。蜀山窑出土的“阿曼陀室”款残片和目前所见所有的“阿曼陀室”款都不同，难道所有传世曼生壶都是伪品？又或者假设此款不是出土发现，作为一个异类孤证，就要被打入伪造行列？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对熟悉篆刻的研究者提出对这些传世曼生壶印款的看法。不过，形式相同的章款，其传器制作时间或许更相近一些，这是本文探索其章款异同的主要用意。

四、数字铭款的疑问

在传世曼生壶中，目前有三件刻有曼生监造砂壶数量的铭文，分别是：（1）香港艺术馆藏汉君壶，壶身刻有“嘉庆乙亥秋九月，桑连理馆制。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频迦识”（见上期图11）；（2）上海博物馆藏瓦当壶，壶身题铭为“春萝清玩，曼生铭第二千六百十一壶”；（3）上海博物馆藏权形壶，壶身题铭为“曼公督骷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为犀泉清既”（见图18）。这些铭款中的数字，引起研究者对于曼生壶数量的争议。

此三处铭文提及的曼生壶数量，从一千多件到四千多件不等。李景康在《阳羡砂壶图考》中对于数字所载曼生壶数量的真实性并没有持怀疑态度，只认为据此可知曼生壶“不止出于一二名工之手”。《阳羡砂壶图考》对此未提出怀疑的前提，应当是认为刻有数字铭款之器本身的胎质、工艺、器形、工艺等诸方面，均符合作者眼中曼生壶的特征。因此，在最前提的部分，此三壶会不会是伪品？对于这三件曼生壶本身的真伪，笔者认为就工艺、器形等方面而言，这三件都是真品，正因如此，所载之数字格外值得探究。

不过，后续许多研究者对此多持怀疑态度，认为：“存世所见曼生壶并不满百，假如有数以千计而且备受珍爱的曼生壶，何以无迹可寻？陶人杨彭年有妹杨凤年、弟杨宝年，即使他们三人投入制作，甚至包括他们的学徒，有可能制作如此惊人数量吗？制作一把好壶需时甚久，遑论制作数以千计的壶。”如此“不可能”的数字，甚至让刻有这类数字铭文砂壶本身的真伪，都有了质疑的空间。另外一种解读可以是，砂壶本身的真伪没有问题，铭文只是一种夸饰之辞，并非实际数字。不过，也有研究者持肯定态度，认为铭文记录的曼生壶数量有可能是真实的，如曹清认为：“曼生亲朋幕友极众，而合作匠人陶工非只一二人，仅杨氏兄妹就有三员，（上千件的曼生壶）又有什么不可能。这正是曼生式的热闹喜趣。”。

相关文献史料中，对于曼生壶的总体数量或生产规模也没有直接的记录，只有上海博物馆所藏陈鸿寿与其堂弟陈文述之家书信札，其中一册末尾的题跋称：“陈鸿寿……工诗文、篆刻、山水、花卉。著有桑连理馆集，尝自制宜兴紫砂茶壶数百件，手自刻镌，世称曼生壶。……壬午六月映娄题记。”此题跋为光绪八年（1882年），映娄其人生平未详。虽然这段记载提及的数量只是题记者印象中甚至仅是推测的数字，不足以作准，但是，至少说明了一个光绪年问文人对曼生壶数量的概略印象。

虽然文献中没有对于曼生壶数量的直接记录，但是，有两则记载对于考证曼生壶的制作规模值得推敲。

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中陈鸿寿传提到：“（陈鸿寿）爱阳羡之泥，创意造型，范为茶具，艺林争宝之，得其一枚，珍逾拱璧，至今称为曼生壶。”由此看来，在清代中晚期，曼生壶非常珍稀，能得到一件都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艺林争宝之”，也说明了曼生壶在当时有很大的需求量。

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则说：“陈曼生司马在嘉庆年问官荆溪宰。适有良工杨彭年善制砂壶，刱为捏嘴，不用模子，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门眷属，并工此技。曼生为之题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画十八壶式与之。其壶铭皆幕中友如江听香、郭频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为之者。铭字须乘泥半干时，用竹刀刻就，然后上火，双款则倩幕中精于奏刀者，加意镌成。若寻常贻人之壶，每器祗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须三倍。”

那么，叶衍兰和徐康的记载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不然，其记述情况的差异，主要在于记述者自身对“曼生壶”定义的差异。徐康的记载是将“寻常贻人之壶”都囊括在其记述范围，叶衍兰所记，则是其中“艺林争宝之”的精品。

虽然对曼生任职地的讹误使得徐康记载的可信度降低，但即使是道听途说，仍然有所本，而且距离曼生存世的年代较近，总归不是徐康自己完全凭空捏造。在这段记载中，制作者除了杨彭年，还包括了其眷属，即一般所知其弟杨宝年和其妹杨凤年，题铭者则是曼生本人及其幕友至少四人。从人数上来说，称得上是一组工作团队了。后面提到的曼生壶价格，则表明当时曼生壶应当是有对外销售，甚至针对不同档次有价格区分。藏于法国汤玛士·杜比博物馆的三件曼生壶，就是曼生壶曾作为商品流通于市面的证明，而且这个外国购买者一次便购得三件。有一定人数的工作团队，也有市场销售价格，可见曼生壶应有相当的数量。虽然考相关文献著述，曼生为人性格并非逐利之辈，但是没有朝廷俸禄的其他相关的文人幕友或砂壶艺人总要谋生计，不大可能完全仅凭曼生有限的俸禄家财长期支援，将数百文之索价视为制作砂壶之工本费用或者近似求请书画之润格也不过分。

但是，即使徐康的记载可以说明曼生壶有一定数量，即使光绪年问的映娄对曼生壶有“数百件”的印象，数千件仍然是无法证实的数字。那么，多达数千件的巨量，是真实的数字吗？对此，笔者想再补充一些看法。

曼生壶目前可考的三件传世数字铭款曼生壶，所载数字都没有重复，而且都很着意于记了一個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字，颇有达到一个成就的里程碑式纪念的意味，又或者，由于三件数字铭款都是题赠，也可能体现所刻之壶是千中选一的精品佳作，以此题铭向得到此壶者显示给予他的这件是一批之中的精品。反过来说，在这个计数中，不是每一件都有“阿曼陀室”款或者曼生及其文友的铭款。所以，这些铭刻数字仅是编造虚数的可能性应当不大。当然，若日后再发现有重复数字铭款的可靠标本，则可以说明这些数字或可能是编造的虚数。

对于曼生壶制作数量的认知，首先，应当考虑到紫砂壶制作的真实情况。由于制作工序和使用工具操作上的原因，紫砂壶的制作不是一件一件单独做出来的。每做一个式样，会同时做一式数件，成批制作，每式的数量从三五件至十数件不等。再者，还应考虑到成品率的问题。题铭是在壶坯未烧成前落刀的，因此，此数量的计算是在砂壶烧成之前，经过计数的壶坯并不可能百分之百烧成，虽然，此比率也不容易有客观具体的数据来推算。另外，如同笔者曾探讨过的曼生壶制作年代问题，其制作起始时间应当早于曼生任溧阳县令，如同陈曼生本人自述，他在结识杨彭年之前早已有“制壶之癖”，那么，这个数量的计算，起始时间自然也可能早于曼生来溧阳。

总体上，笔者倾向认为这个数字是真实的，但是考虑到烧成中的折损，曼生壶的实际存世数量要低于铭款中的计数。另外，这个数字的计数是大范围的，应当是如同徐康《前尘梦影录》中的描述，不只是陈曼生与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所有相关制壶者与题铭者的合作都包含其中。即便日后有新发现的带数字铭文传器，与目前所载数字重复，那么也只能由数字的意义和含义再做探索，不能因为先入为主认为数千件的数量不可能而否定带数字铭文之曼生壶，不要将铭文的疑问直接等同于器物本身。

对于曼生壶款识和铭文的认知，普遍的观点是“壶随字贵”。诚然，在曼生的参与之下，塑造了清代中期紫砂器别具一格的创造性及艺术内涵，但是笔者并不认同过分以文人为主体的评价观点，因为这忽视了此时期的曼生壶器物本身的型质之美。一件曼生壶，假使没有款识，或者并非为典型之阿曼陀室、彭年、曼生三款俱全的曼生壶，就器物本身而言，并不减损其本身的艺术内涵，并不低于文人的章款铭刻之艺。就器物的鉴别而言，款识的鉴别和铭文内容的文史考证固然重要，但是过分以款论器而忽略了以器论器，并非器物研究之正道。回顾早期文献，曼生题识的《壶菊图》、传为郭频迦所记的《陶冶性灵》到民初的《阳羡砂壶图考》，虽然也讨论款识及铭文，终究其态度都是以砂壶本身为主体的，并没有以款识铭刻为主体，这才是曼生壶研究乃至器物研究的核心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