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蟾蜍砚滴源流考_科技_观点_

青蛙蟾蜍砚滴

李慧

【摘要】三足蟾蜍砚滴目前被认为最早出现于东汉，但这件东汉的三足蟾砚滴时间尤为可疑。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历代关于蟾蜍文献，并结合文物，得出从宋代开始才有三足蟾砚滴出现；同时笔者试图解释四足蟾“异化”成三足蟾的缘由，即宋代思想文化上的新潮导致宋人对汉文化重新理解而造成的。

【关键词】三足蟾蜍砚滴宋学

三足蟾蜍砚滴是指以三腿蟾蜍形象做成的砚滴，主要是陶瓷制品，也包括其他材質。砚滴又称水滴、书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房器物，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清代《饮流斋说瓷》云：“水滴，象形者，其制甚古，蟾滴、龟滴，由来久矣。”[1]但是目前并没有研究说明蟾蜍砚滴的起源时间。目前考古研究认为，三足蟾砚滴出现时间最早为东汉，真正兴起却在宋代[2]。但是为什么东汉到宋代之间却见不到三足蟾蜍砚滴的出土？这种砚滴又到底最早产生于什么时代？又是在什么动力驱动下“三足”化？

一、汉代蟾蜍形象考

1983年12月，高安市博物馆在城郊七星堆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硬陶三足蟾砚滴，高4.2厘米，长7.6厘米，宽6厘米。此砚滴印坯雕塑成型，呈蹲状蟾蜍形，三腿，空腹，脊背中段处开一注水孔，嘴中部开一圆形出水孔，背部以印重叠圈点钱纹装饰，眼珠点褐彩[3]。

但是披露这则资料文章的支撑材料却相对比较匮乏。首先，七星堆古墓群位于高安市筠阳镇东北隅，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由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高安市博物馆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前后对该墓葬群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掘战国、西汉、东汉、六朝、唐、宋、元、明墓40余座。且没有任何关于墓地的考古简报或者报告，让人难以知晓其墓葬完整状况。其次，目前各地出土的早期陶瓷三足蟾砚滴也不在少数，时间却普遍都集中在宋代[4]。而东汉到宋代之间却没有其他的样本出土。这就让人更加怀疑东汉是否有三足蟾蜍形象的存在。

汉代的“三足蟾蜍”除了这件所谓的高安市出土的蟾砚滴以外，便没有其他实物的例子。那么汉代文献中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目前最早记录蟾蜍的文献可追溯到战国的《荀子》：“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鼃不可与语东海之乐。”王先谦注云：“言小不知大也。”司马彪曰：“坎井，坏井也。鼃，虾蟇类也。”[5]其中“虾蟇”即为“虾蟆”“蛤蟆”。《神农本草经》载：“虾蟆味辛寒，……，一名蟾蜍。”[6]当时对蟾蜍的记载只是做一般性的解释，并未提到蟾蜍是四足还是三足。

到了汉代，蟾蜍成为了月亮的象征而被神化，汉初的《淮南子》载：“月中有蟾蜍。”[7]东汉王充的《论衡》又载：“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且听儒者之言，虫物非一，日中何为有乌？月中何为有兔、蟾蜍？”[8]和《荀子》一样，汉文献也没有提到蟾蜍到底是几条腿。

从文献中看，要想得到汉代蟾蜍到底为几足是比较困难的，所幸汉代帛画、铜镜和画像石中记录了蟾蜍的形象。

西汉早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副帛画[9]，其左上角的残月之上绘了一只蟾蜍，四足是非常明显的（见图1）；西汉中后期的河南洛阳卜千秋汉墓中，也有蟾蜍壁画[11]，图中的蟾蜍和月桂在月亮之中，蟾蜍也是以四条腿形象示人（见图2）。

而东汉铜镜与画像石中的蟾蜍形象与西汉时期的一脉相承，无一例外都以四足示人。

根据上述文献与汉代图像，汉以前及汉代的蟾蜍无一例外都为四足。因此这也更佐证了出土于七星堆汉墓的这件硬陶三足蟾砚滴并非是东汉时期的。笔者推测造成这样的误判也许有两点原因：其一，受当时墓葬发掘技术的不成熟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件其他时代的三足蟾砚滴“混进”了汉墓；其二，这枚三足蟾砚滴自出土后一直陈列在高安市博物馆内，也许并没有对其进行正式的研究而误以为出自东汉。

除此之外，需要特别提到《西京杂记》中有关于玉蟾蜍水滴的记载：“晋灵公冢，……，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书滴。”[13]这则文献解释了蟾蜍形水滴的由来。《西京杂记》在历史上号称是西汉的刘歆所著，但《西京杂记》是一部记载西汉轶事传闻的笔记小说，且它的作者问题较为复杂，因此不能反应出真实的汉代历史面貌。虽然在汉代已出现砚滴[14]，但此条作为玉蟾蜍水滴记录的最早文献，其可信度应该留有疑问。

二、三足蟾砚滴时代考

那么三足蟾蜍形象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至唐代，文献和图像资料中的三足蟾蜍形象仍没有出现，大量出现的还是四足蟾蜍。最能直接体现的便是唐代铜镜上的蟾蜍形象。

直到宋代，南宋中后期编纂的嘉定《赤城志》第一次记录了三足蟾蜍形象的内容：“鼃（蛙），三足者名蟾蜍，大者名封蛤，又水中鸣者名虾蟇。”[15]另一条出自《事文类聚》：“蟾蜍，三足虾蟆也。”[16]又《五灯会元》中又载：“师曰：“夜闻祭鬼鼓，朝听上滩歌。”问：“如何是上座家风？”师曰：“三脚虾蟆背大象。”[17]同时宋人方凤与谢翱的文集都记载了三足蟾：“仰观洞中，他无漏泉，独此尔。浴室、石棂、三足蟾、悬钟、宝盖如名刹讲台上所设。”[18]

由此可见，在南宋三足蟾的形象已经普及。除了宋代文献的记录外，三足蟾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支持。目前考古资料中的三足蟾形象都是以砚滴形式表现出来的，且都出自于宋代。

位于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里出土了一对三足蟾蜍形制的青白瓷水盂[19]，一大一小，产于景德镇。同位于四川的宋代剑阁窖藏中出土了两件三足蟾蜍，一为玉制，另一为铜制[20]。南宋龙游寺底袁墓地中也发现一件铜三足蟾蜍滴水，长8.2厘米，高4.8厘米，空腹，背有注水圆孔[21]。

其中时间最早的一件是在浙江省慈溪市彭东乡征集到的宋代三足蟾水滴。“此器为农民挖泥沙时，于一古窑址堆积旁发现，出土时四周还有很多匣钵之类遗物。……估计此器制作年代约当宋初。”[22]这枚蟾蜍在时间上的鉴定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科学，在没有见到实物且没有研究专门探讨它的时间问题之前，从谨慎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件文物最多只能说明为宋代所属。

同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南宋铜蟾蜍砚滴。另在福建窑址亦采集到两件三足蟾蜍水盂。

结合这些蟾蜍文献和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将三足蟾蜍砚滴的时代追溯到南宋时期。那么这也更进一步地说明了那件出土于七星堆汉墓的“东汉”三足蟾砚滴的年代最早为宋代。

这里需要重点提到的是，米芾也曾经在他的诗作中提到过蟾蜍：“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23]此诗中提到的玉蟾蜍虽没有明确是否为三足形象，但是其以砚滴形象示人是无疑的。且米芾在作此诗时为北宋中晚期，与南宋文献记载的三足蟾蜍间隔时间也并不遥远，所以笔者猜测米芾诗中所提的蟾砚滴应该就是三足的，这为我们追溯三足蟾蜍砚滴的更早源头提供了线索。

三、“三足”形象制作动因

那么，蟾蜍为何在宋代突然从四足变成三足？

众所周知，两宋时期由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统治者施行的文化政策等因素交相作用，促使了宋学的产生。而无论在治学方法、学术思路，还是在学风与学术气象上，宋学都与传统的汉学有很大区别[24]。所以作为传统文化的汉学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有学者曾作研究，在汉代，用奇数、偶数象征天地阴阳之数[25]，张衡《灵宪》中就对此有说明[26]。因此，在汉代画像石中代表阴性的蟾蜍常用四足示人，而将代表阳性的乌鸦从原本二足变为了三足，这样便有了汉画像石中的三足乌和四足蟾蜍的对应形象。而且数字崇拜和阴阳和谐思想对民众的影响也集中地反映在儒家经典之首《周易》里面。朱自清先生指出：“那整画‘—是奇数，代表天，那断画‘--是偶数，代表地。奇数是阳数，偶数是阴数；……卦是表示阴阳变化的；……演变出后来医卜星相种种迷信，种种花样，支配着一般民众，势力也非常雄厚。”[27]由此可见，数字崇拜与阴阳和谐思想在汉代已经完全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当中了。

但到了宋代，宋学的疑经思潮开始产生，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等。欧阳修曾毫不避讳地指出：“《系辞》《说卦》《杂卦》《文言》为言语重叠、乖戾，良有以也。”[28]

而且在汉文献中常常提到的与三足乌对举出现的蟾蜍，在宋代文献中再也不“成双成对”，或是“形单影只”，或是与其他形象一起出现：

《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29]。

三足老蟇（蟾蜍）太阴精，夜载阿姮朝帝庭[30]。

蟾行万里惟三足，兔满千山望一雄[31]。

可见在汉代严格遵循数字崇拜与阴阳和谐思想影响下的三足乌与四足蟾蜍形象，在宋代应该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虽然宋学对汉学的冲击很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如《易经》中对“三”字的崇拜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化。《说文》释三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段玉裁注：“三画而三才之道在焉，故谓之成数。”[32]《后汉书·袁绍传》李贤注：“三者，数之小终，言深也。”[33]南宋陆九渊云：“天地人为才，日月星为三辰，卦三画而成，鼎三足而立。”[34]

同时，宋人在文献中还记录了“三足龟”“三足象”“三足虎”等带有神话意味的其他三足动物形象。这些原本都为二足或者四足的动物在文献中都“异化”成了只有三足的“怪物”，可见“三”字的影响在宋代是不容小觑的。因此，笔者认为，受传统文化影响，宋人对“三”字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从而将“三”文化运用到了神话或者实际生活中，但又出于对汉学中某些部分的质疑，原先三足乌与蟾蜍同时出现的记载，在宋文献中却消失不见。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的思想文化在实际生活与创作中的影响。

而这种受当朝思想影响下形象异化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大家所知的西王母形象，从最初的“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35]的形象，到“雍容平和，能唱歌谣”[36]的妇人形象，最后成为“容貌绝世”[37]的天女。在汉代，受到阴阳和谐思想的影响，作为阴神代表的西王母与“姗姗来迟”的阳神东王公对举而被奉祀。从此以后便有了“女仙”和“男仙”的说法。西王母之所以从代表“长生不死”的半人半兽形象渐渐演变成与东王公并举，这种形象的变化正是受到当时人思想演变的影响。那么在汉代原本四足蟾蜍与三足乌并举的阴阳和谐观，在经历了宋学冲击的洗礼后，人们对于它们两者的形象应该会有重新的认识，从而让四足蟾“异化”成了三足蟾。这无不体现着人们在思想文化进程中的观念的改变。

参考文献：

[1]（清）许之衡.杜斌.饮流斋说瓷·说杂具第九[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杨小语.四川遂宁窖藏蟾蜍水盂考辨[J].中华文化论坛，2014（12）：126-134.

[3]肖锦绣.东汉蟾蜍砚滴[J].南方文物，2000（2）：100.

[4]杨小语.四川遂宁窖藏蟾蜍水盂考辨[J].中华文化论坛，2014（12）：126-134.

[5]（清）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二虫鱼部中品[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刘文典.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第七·精神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黃晖撰.论衡校释（第二册）论衡卷第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巫鸿.黄泉下的美术[M].北京：三联书店，2010.

[10]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1]巫鸿.黄泉下的美术[M].北京：三联书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