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女子骑马俑说起_科技_观点_

唐代骑马女泥俑

熊丽萍

【摘要】本文从两件唐代彩绘陶戴帷帽骑马女俑谈起，试从女子戴帷帽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和唐代女子骑马出行春游、运动、狩猎以及娱乐等各方面进行探讨，通过女子服饰的变化以及骑马的盛行，来凸显唐朝时期女子的精神风貌、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

【关键词】唐代女子戴帷帽骑马彩绘陶俑

彩绘陶戴帷帽骑马女俑，河南博物院于2012年征集（见图1）。左通高34.5厘米，马高22.3厘米，马身长31厘米，底板13.6×9.2×0.6厘米；右通高34厘米，马高22.3厘米，马身长30.3厘米，底板13.4×8×0.7厘米。这两件骑马女俑基本相同，戴四方形一周戴边沿的黑色帷帽，头部用布帛的软帽紧裹至颈部。面部丰润，眉清目秀，鼻子坚挺，樱桃小口朱唇，酒窝自然露出，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端庄娴静。颈部饰一周红、绿色围巾，围巾自然前垂，胸部袒露，上身穿红色紧袖短衣，下穿红、白色宽裤，服饰华美秀丽。左手放于马背上，右手自然下垂于右腿后端，双足穿黑靴蹬在马鞍之上，神情悠闲自如，娴雅秀丽，显得十分华贵。马通身白釉，膘肥体壮，马首下弯，马勾首注视下方，两三角耳竖起，嘴微张露齿，颈部鬃毛梳理有致，短尾上翘，四肢修长站立于长方形平板上。这两件彩绘骑马女俑，神情悠然，富贵典雅，生动地再现了唐代贵族妇女带帷帽骑马出行的真实情景。

一、女子戴帷帽的历史演变

在初唐到盛唐时期的墓葬中，都可以见到女骑马陶俑。在唐代女子骑马出行的装束随着时代的不同，也在发生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头上戴的帽子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这充分反映了唐代妇女勇于追求时尚的可贵精神。据《旧唐书·舆服志》上记载：唐初，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篱”。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之制渐息”。开元初期，“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用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1]。从这段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唐代女子骑马着装的一个发展过程：唐早期，女子出行大都要头戴幂篱。到了高宗永徽之后，头戴轻盈帷帽。武则天时期，幂篱渐渐消失，帷帽开始流行起来。而到了玄宗开元年间，女士们又流行戴胡帽，不再遮盖面容，还有的将头发也露出，“并着男装，走出家门”，英姿飒爽地走上街头。

幂篱，其最初形制有两种：一种全身障蔽，类似斗篷；另一种与衣帽相连，只留出面孔，是所谓“大头长裙帽”。幂，为“覆盖、罩、巾”之意。幂篱，也称帷幂、幂罗或称“大头长裙帽”等。该服饰无领口、衣袖，面部只露出较少部分，其余全身从上至下全部障蔽在大头长裙帽中。最早起源于古代阿拉伯地区，经西域传入我国，主要流行于北朝、隋及初唐时期。当时阿拉伯地区风沙较大，缺少水源，太阳的辐射也很厉害。人们为了防风沙，遮阳防晒，就流行戴起了可以遮住头面部的幂篱。可见，幂篱主要功能仍然为防风沙和遮阳，充分体现了其实用性。北魏时的吐谷浑“多以帷幂为冠”，南北朝时河南国“有青海……著小袖袍……大头长裙帽”，此帷幂及大头长裙帽即为幂籬无疑；当时的吐谷浑“王公贵人多带幂篱”；唐代西域地区仍然流行披罗锻、蒙黑巾、戴幂篱，如骠国女子“衣青婆裙，披罗缎”，康国女子“蒙黑巾”，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幂篱”[2]。《隋书·文四子传·秦孝王俊》：“俊有巧思……为妃作七宝幂篱。”[3]顾起元《说略》有载：“幂篱，按实录曰：本羌人之首服，以羊毛为之，谓之毡帽。至秦汉，中华竞服之。后以故席为骨而鞔之，谓之席帽。”[4]例如，在陕西昭陵博物馆的燕妃墓后甬道南口西侧有一个手捧幂篱的女侍图。向我们展示的幂篱样式为上面为一个竹做的斗笠，下缀透明的纱布之类。整体较长，基本可覆盖全身，和文献上描述的幂篱基本一致。

虽然幂篱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穿戴以后既不方便，又很笨重。唐高宗永徽以后，一种经过改进的帽子逐渐开始流行，这就是“帷帽”。可谓“拖裙到颈，渐为浅露”。然而，这又违反了朝廷提倡的“女子在外不可以抛头露面”的礼制，朝廷认为此着装“过为轻率，深失礼容”[5]。咸亨二年（671年），唐高宗下旨予以制止，但收效不大。武则天当政时，“帷帽大行，幂篱渐息”。这与武则天做皇帝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一定的关系。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唐代女子骑马戴帷帽的记载。如武周时期，元一有诗：“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帷帽底，仪容似大哥。”此处大哥指武则天，可见武周时期女性骑马出行仍需戴帷帽。目前所知帷帽形制有两种：一种高顶宽檐，帽檐下坠丝网至颈。据高承《事物纪原》中所述：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始用之，拖裙至颈，今世世人，往往以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沙，为远行之服[6]。又有王叡《炙毂子录》记述：“席帽本羌服，以羊毛为之。女子服之，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为之韦帽。”[7]可知这类造型为帽体有檐，且帽檐挺括，覆纱垂于四周，以护面遮沙。《三才图会》中所画帷帽也基本是这种样式（见图2）[8]。目前出土文物如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唐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头戴最为典型的帷帽，为高顶宽檐，檐下坠丝网到颈部的那种（见图3）。唐代画家李昭道所绘的《明皇幸蜀图》中骑马妇女形象也是头戴类似样式的帷帽（见图4）。

另外还有一种样式，为布帛做成的无檐软帽，帽巾下坠至颈部，颈前也有蔽护。软帽之上加戴斗笠。这种样式在出土的骑马女俑中也十分常见。如前面介绍的河南博物院所藏的两件彩绘陶戴帷帽骑马女俑（见图5），李嗣本墓出土头戴帷帽骑马女俑（见图6）以及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陶女骑马俑（见图7），所戴的也是这种帷帽。这种帷帽样式不仅在墓葬里出土的有，而且还出现在壁画上，如敦煌壁画217、103窟《化城喻品》中骑驴的妇女头戴的帷帽（见图8）。

开元初年（713年），帷帽退出历史舞台，妇女头戴胡帽出行，于是各种胡帽开始流行起来。胡帽是指流行于波斯、阿拉伯和西域以及我国北方、南方等少数民族地区等地的冠帽，主要有尖顶毡帽、四檐毡帽以及尖顶虚帽、浑脱帽等。妇女出行“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装露面”，有的不着冠帽而“有露髻驰骋”者，还有的“著丈夫衣服靴衫”者。朝廷颁布诏令鼓励妇女靓妆露面。至此，在服饰方面可以说男女基本上实现了平等。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绘即是虢国夫人等盛装骑马出行的场面。唐代妇女特别喜欢胡装，她们著翻领窄袖胡装或男装在街市上策马驰骋。胡服特点是胡帽，窄袖紧身，翻领着靴。《新唐书·五行志》：“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9]这种包含波斯、回纥等成分在内的装束，在唐朝成为一种时尚，于是胡服热席卷全国，尤以长安、洛阳等地盛行。元稹诗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伎……，五十年来竞纷泊。”充分反映了唐代社会风尚日益开化的趋势，这种风尚到盛唐时达到顶点。

除胡装外，唐代妇女还喜欢着男装，唐刘肃《大唐新语》：“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10]圆领衫、高靴本为男子乘马所着装。女子穿男装，其实是和胡装的流行分不开的，因为胡装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女服饰界限不明，有些男女通用，所以女子着男装普遍。另外，隋唐常服中的袍，大多是小袖袍，也来自北朝的胡服。

二、唐代女子骑马的盛行

隋统一中国以后，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骑马开始兴盛起来。到了唐宋时期，骑马成为一种时尚，男子皆以骑马为荣，即使出席隆重的场合也都要骑马。正如宋代所说：“自唐至本朝，却以乘马朝服为礼。”在初唐到盛唐的墓葬中，均可见到女骑马俑，文献中也不乏唐代女子骑马的记载，都说明了这时期的贵族女子，骑马出行已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姿态、不同形状的骑马俑，以及其他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得到印证。

从目前所见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唐代女子骑马已经非常普及。而女子骑马从何时开始出现，目前就实物资料来看，最早为隋代的一个彩绘黄釉白陶弹琵琶女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见图9）[11]。该女俑盘发束巾，系结于前，上穿窄袖衫，施红衫，下着高腰长裙，双手持琵琶作弹奏状。女俑骑坐于马背上，马施黄釉，四肢粗壮，直立于底板上，马头向下，眼圆睁。唐代，国家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开明开放的风气以及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下，唐代妇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拥有自己的天地和施展才华的空间。且和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有较强的社交活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所以在唐朝出现了大量的骑马女俑：有彩色釉陶（俗称唐三彩）、泥质、陶质等不同质地的俑，其种类有出行春游、打马球，有乐伎女俑、狩猎等。其着装各具特色，形象生动，造型逼真，丰富多样，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目前有很多博物馆都藏有唐代骑马女俑，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西安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

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诗人杜甫的《丽人行》所描写的虢国夫人骑马入宫的故事交相辉映。图中描绘了一幅杨贵妃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春日骑马盛装出游的情景（见图10）。画面上，无论贵气的虢国夫人姊妹、年幼的女童，还是年轻的侍女和年迈的侍姆均骑坐在膘肥体壮的骏马上前行，自然生动，充分反映出当时贵族女子骑行外出的社会风尚。

打马球女俑是将唐代女性追求自由、冲击传统、爱好时尚和向往平等的特质充分展现出来。打马球运动源自波斯，经西域地区传入我国后盛行于军中。打马球兴起于唐初，唐人称作击球，又称“击鞠”。这项竞争激烈、场面紧张热闹的运动得到了宫廷贵族的喜爱，唐代的许多皇帝都喜欢这项运动，如中宗、玄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都是马球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因此，长安城内的达官显贵和宫中侍女击球成风。在大型唐墓壁画中，常常绘有壮观的打马球图。例如，章怀太子墓出土有长约9米的马球图，图中二十多名骑马者手持鞠杖猛烈击球。民间也流行打马球，不仅男子热衷打球，女子对于马球运动也格外钟爱。她们身穿便于运动的胡服，骑在马上，英姿勃发，挥杖击球，驰骋球场，享受着男子热衷的競技活动。花蕊夫人在《宫词》一诗中生动描绘了女子击球的矫健身姿：“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了一组（5件）彩绘陶打马球女俑，俑高32～36厘米，均为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胯下的马膘肥健壮，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见图11）。2012年6月，在洛阳市华山北路西侧的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出土了4件打马球俑：4个人均骑在马上，身穿翻领胡服，正弯腰看着地面。墓志显示，这座墓的主人是唐初左骁卫大将军王雄诞的夫人魏氏。王雄诞官秩正三品，其夫人墓中出土的穿胡服打马球俑，反映了唐初西域文化对唐代贵族生活的影响[12]。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内也藏有一件打马球女俑，造型逼真，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女子策马打球的情景（见图12）。

唐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宫廷歌舞音乐和民间曲子、文人诗歌得到了高度发展，宫廷中设置有各种乐舞机构。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了一组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彩绘陶骑马奏乐女俑，共5件，现藏西安博物院。这些女俑面庞丰腴，眉清目秀，体态优雅，头或戴幞头帽，或戴鹦鹉冠，或戴孔雀帽，或挽高髻。她们均身穿男装，上身穿圆领窄袖袍，脚穿尖头靴，服饰颜色花纹各不相同，服饰考究华美。她们分别演奏细腰鼓、琵琶、竖箜篌、钹、筚篥乐器。胯下的马肌腱体壮，矫健有力，剪鬃束尾，直立于底板上（见图13、图14）。

在唐代统治者大都喜好狩猎，狩猎时大多骑马，并且鹰犬猎豹随身出行等。据《新唐书》记载，滕王元婴亦好狩猎，沉迷游猎往往深夜不归。不仅男子打猎，从出土实物来看，女子也参与到狩猎活动中。如1992年西安东郊发掘了唐金乡县主墓。金乡县主是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墓道的东西两个壁共出土了8件骑马狩猎女俑（见图15）。

从以上出土的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唐代妇女不受封建礼教束缚，在当时开明开放风气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下，生活较为开放自由，因而唐代妇女的精神面貌也比较开朗、奔放、勇敢，个性张扬。她们衣着开放，时而敞胸露臂，尽显女子的柔美风情；时而穿胡服或男装，像男子一样策马扬鞭地郊游、射箭、逐猎、打球等，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她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如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出现在唐代，还有像平阳公主、天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都参与了国家重要的大事，反映出唐代社会开放程度以及妇女地位的逐步提高。河南博物院藏这两件彩绘陶骑马女俑，神情悠然，端庄典雅，造型逼真，生动地再现了唐代贵族妇女骑马出行的真实生活情景。宋以后妇女受到种种制约，思想被禁锢，加之马匹数量的减少，所以骑马女俑数量减少，直至消失。■

注释：

[1]刘昫.旧唐书·舆服志（卷49）[M].中华书局出版，1975.

[2]房玄龄等.晋书：四夷传：吐谷浑（卷99）[M].中华书局，1974.

[3]魏征等.隋书.文四子传（卷 45）[M].中华书局，1973.

[4]顾起元.说略（卷11）[M].四库全书本.

[5]刘昫.旧唐书·舆服志（卷49）[M].中华书局出版，1975.

[6]高承.事物纪原（卷3）[M].中华书局，1985.

[7]顾起元.说略（卷11）[M].四库全书本.

[8]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一（卷24）[M].中华书局，1975.

[10]刘肃.大唐新语[M].中华书局，1984.

[11]陈锐.唐骑马女俑[J].收藏界，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