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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非“炒”而成

炒香螺王春立夜读《全唐诗话》,见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以诗凭吊。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何为“文化名人”?靠什么才能成为“文化名人”?答案就在诗中——“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作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能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其所产生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已经化作中华民族的血液世世代代流淌。因

炒香螺

王春立

夜读《全唐诗话》,见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以诗凭吊。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何为“文化名人”?靠什么才能成为“文化名人”?答案就在诗中——“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作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能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其所产生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已经化作中华民族的血液世世代代流淌。

因而在文艺界,没有名作,谁也炮制不了“名人”。徐悲鸿、齐白石等人虽已谢世几十年,在国内外仍然享有崇高的声望,究其底里,还是在于他们的作品。

但当前的美术界可不是这样。有许多把锅底“炒”得发红的所谓 “名人”,除了有着一大摞不着边际地吹捧自己的文章,以及真真假假、数不清的头衔之外,人们其实并不知道其到底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 。

95岁的齐白石在写给弟子胡橐的册页中说:“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从事於画。”怎样才能达此境界?早在东周《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中已经写道,“定”与“静”,是任何人取得重要成就之前提。如果物欲满腹,心境嘈杂,何尝能够创作出尽善、尽美、感人的作品来?

有些“美术家”为顷刻间出名获利,采用商家促销法,连番“轰炸”,不断地“爆炒”自己。更有甚者在城市的交通要冲、繁华地区设置大型、显眼的广告、灯箱,可谓漫天雾霾!

自然,文人“炒作”,自古有之。关键是怎样“炒”,“炒”什么?《独异记》载,唐代陈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遂定次日演奏并宴请诸君。届时,子昂砸碎胡琴,取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

陈子昂通过如此“炒作”,为自己制造了一次立功、立德、立言的机会。他之所以能够达此目的,关键在于作品的底气——他的《登幽州台歌》已成千古绝唱,是历代公认的唐初文坛承继汉魏风骨、反对六朝颓靡之风的主将。

但时下,似乎巨额资本决定着艺术市场;艺术市场决定着作品价格;作品价格又决定着作者的社会知名度以及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下。于是,有的人通过市场运作,把自己本非常平庸的作品标价数十、数百万元,时时显露于媒体间,过起阿Q瘾;也有的由此盘旋直上,尽览无限风光。还有的作品价格,不论艺术性高低,都与作者的各种职衔成正比,这也算是种“中国特色”。

此时,使我想起了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所言 :“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迩来狙狯贾胡,以金帛而买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烛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这与当前浮躁的世风何其相似,看来这也称得上是一种另类的“国粹”。

其实,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作品价格并不是总有着必然的联系。梵高生活十分贫困,卖不出什么作品,37岁时在疯人院自杀。随后,他被载入西方美术史,每件作品全都升值到天价。

从19世纪末起,俄罗斯大收藏家特列契雅科夫购买了列宾、苏里科夫等“巡回展览会画派”许多画家的代表作品,而后全部捐给了国家。20世纪中叶,美国阿尔海姆在洛克菲洛基金会成员资助下,完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把西方美学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些个人和社会团体,他们的学识和眼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很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若到了这样的时期,一直欢腾的躁动者们或许有可能安定下来,进入到一个休眠期。

名作不需要“炒作”,“炒作”也绝对成不了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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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香螺王春立夜读《全唐诗话》,见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以诗凭吊。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何为“文化名人”?靠什么才能成为“文化名人”?答案就在诗中——“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作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能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其所产生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已经化作中华民族的血液世世代代流淌。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