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江淮地区吴文化的珍贵历史见证

春秋时期江淮地区吴文化的珍贵历史见证

罗志

《礼记·礼运》云：“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地不爱宝，而典章文物重见天日，璀璨瑰丽之余，千载文化精魄乃斯可见。

2010年6月，为配合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苏州主场城市活动，苏州博物馆举办“择厥吉金自作御器——吴国王室青铜器特展”。这次文物盛宴，集中展示收藏在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等国内知名博物馆内的十余件极具代表性的吴国青铜重器。其中，一件收藏于江苏省盱眙县博物馆的青铜匝却跻身这次高规格的特展之列，与这些来自“大腕”级收藏单位的镇馆珍宝共同亮相，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件被称为吴季生匝的青铜礼器虽其貌不扬，匆匆掩埋入地下两千余载，然一朝出土于苏北一隅，却引得文物考古学者的瞩目（见图1）。盱眙县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吴季生匝，可以称其为春秋时期江淮地区吴文化的珍贵历史见证。

一、勾吴重器

1985年4月下旬，江苏盱眙县旧铺乡（今旧铺镇）农科站王庄农民在挖掘鱼塘时，在距地表约50厘米的土层中发现一件铜器文物。盱眙县文博工作人员获悉后，前往文物发现地，该铜器经鉴定，为一件先秦时期的青铜匝，后专家根据器物底部铭文将这件文物定名为吴季生匝，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盱眙县博物馆。

匝，乃是古代的盥洗器。在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飨前需要进行清洁双手的仪式，匝便是作为盥洗双手而用的注水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奉匝沃盥”，《国语·吴语》载“奉槃匝以随诸御”，指的正是这样的铜匝。

吴季生匝为青铜质地，胎体较厚，通高16.1厘米，流至銴长28.7厘米，腹宽22.4厘米，重约.1 75千克。整件器物为椭圆形，形如瓢状，前有封顶式流，后有螭龙形曲柄。铜匝的流为一奋力张嘴的兽首流，前段饰高浮雕兽面纹，面目狰狞，造型生动，后段饰蟠螭纹组成的饕餮纹浮雕。拱身螭龙形錾（见图2），螭嘴衔住匝口沿，无足，尾部上翘。铜匝腹部饰蟠虺纹和绳纹，工艺精致，其腹壁较直，敛口，深腹，略向内倾，弧线内收而成平底。这件铜匝整体造型敦厚饱满，线条圆润流畅，做工精致典雅，铜匝内底阴刻“工口季生乍（作）其盥会匝（原释读为盥，误，下文将论述此问题）”九字竖行铭文（见图3）。据专家从铭文内容和器形特点研究，这是一件春秋晚期的吴国青铜礼器。

二、铭文释读

吴季生匝得名的最大依据和其最重要的文物价值正是其器物内底阴刻的九字铭文。

首两字“工口”，有专家拟定为“工（虍+鱼+攵）”，一般认为此即“工卢”，为“勾吴”之异称。王国维《观堂集林·攻吴王夫差鉴跋》论述道：“工卢亦即攻吴，皆句吴之异文。”因此，“工卢”即“句吴”之异称。“句吴”乃吴国之旧称，《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汉书·地理志》也同意此说。据淮安学者王秀英研究，现有出土吴器铭文中，吴国国名在诸樊之前作工敷，诸樊时期作工卢，阖阊时作攻五、攻吾，后改作攻吴，最后省为吴。铭文前两字若是“工卢”，则其应不晚于吴王诸樊时期（前560-前548年）。

铭文第三、四字为“季生”。季生何人？在对于吴季生匝的研究中，这是一处打开历史死结的关键点。研究吴国历史的学者，希望能将此坐实为大名鼎鼎的延陵季子，不过目前依然存疑。

季札，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为姬姓，名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又称公子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一带），后封州来（今安徽凤台），故称延陵季子。其兄长诸樊、余祭依次为诸侯，欲传位于少弟，季札“弃其室而耕”，隐居不受，遂交游诸侯，以成其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会见晏婴、叔向等列国人士，聘鲁观周乐，这也成为春秋晚期吴文化逐渐兴盛并与中原文化交融辉映的重要事件。

其下，“乍”字为“作”异体字。最后四字，初释读为“其盥会盥”。然据笔者根据观察铭文及拓片反复比读，显见倒数第一字和倒数第三字存在明显笔画不同。查《金文大字典》，倒数第三字为盥，而最后一字不应为盥。最后两字，应为“会匝”。

“会”是器物的盖子。《说文·会·段注》：“会，合也。见释诂。礼经。器之盖曰会。”《仪礼·士丧礼》：“敦启会。”《仪礼·士虞礼》：“命佐食启会。”大凡自名为“会匝”的匝，推测这种匝是有盖的。所谓“会匝”，就是带盖的匝，这在河南、湖北等地出土的铜匝实物铭文中可以相互验证。例如，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铜匝有“铸其会匝”“作盥匝”等语句。董楚平《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着录盱眙吴季生匝铭文，最后四字便已改为“其盥会匝”。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著录“工吴季生匝”条也以“其盥会匝”为是。

三、身世之谜

盱眙出土的这件春秋时期吴国重器，从未见于历史典籍记载。铜匝所出的乡里，原隰相望，草木繁茂，这一片历史星空之下，掩埋着怎样的惊世秘密呢？

“盱眙”得名于秦汉之交，而近些年的考古勘探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江淮之间一处丘峦起伏、水泽丰美的地方，就已经存在很多人类活动的足迹了。据记载，盱眙先秦为“善道”地，迄今这依然为历史学者所赞同。

《左传·襄公五年》载“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鲁襄公五年即公元前568年，这一年，鲁国大夫孟献子（即仲孙蔑）、卫国大夫孙文子（即孙林父）这两位中原姬姓诸侯国的贵族同吴国的某位重要人物在吴国“善道”这个地方进行政治会晤。鲁襄公五年的善道之会，是晋国想盟会吴国而使两个附庸鲁国、卫国事先进行的政治接触。其先，《左传·襄公三年》载，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这说明，春秋晚期吴国的势力已经逐渐扩展至江淮之间，晋国和吴国已可以在“淮上”进行联络。其后，“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故《左传·襄公五年》又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善道”，《谷梁传·襄公五年》作“善稻”，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本条释读为：“善稻，吴地。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人名当从其本俗言。”《资治通鉴》卷八注引“盱眙”云：“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春秋善地道；宋属泗州。音吁怡。”南宋罗泌《路史》卷二十六“善单”亦注云：“《襄五年》，今旰台，阮胜之《南徐记》：春秋时善道也”。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后世学者多从前说，明清泗州、盱眙方志也以鲁襄公五年（周灵王四年）这次善道之会为盱眙先秦史之大事。

诸侯盟会，必用礼器，先秦礼器掩埋的礼俗见著于史册，考古发掘也多发现类似遗址，如河南温县即发现春秋晋国盟会遗址，还出土盟书万枚。吴季生匝与这次“善道之会”是否有着确然的联系，这正是研究吴季生匝的学者最感兴趣的地方。善道盟会之际，正是吴王寿梦（前585年一前561年）在位之时。吴王寿梦为正名号，赴洛邑朝见周简王，扩充武力，组建精锐战车部队，联晋伐楚，将势力扩展到江淮东部。这样，深处江淮腹地的盱眙便纳入吴国势力范围，吴国在此盟会鲁国、卫国大夫，商讨结盟联晋以同楚国抗衡的“国之大事”。吴季生匝作为吴国重器为吴国王室“季”氏贵族所携带，并在礼仪结束后埋入地下，作为吴国与中原交好的信物，这样的推测是可信的。

当然，这位“季生”到底是谁，由于“季”作为先秦姓氏使用较为普遍，而目前没有其他有力证据，我们姑且不好将其同季札等同起来。而且，季札生平要晚于寿梦，其聘鲁观乐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比善道之会要晚二十余年。目前，文博专家对吴季生匝比较一致的断代时限是春秋晚期，即吴王寿梦至阖闾时期（前585-前496年），至于更进一步的历史定位，则有待于新出考古资料的支撑。

四、吴韵流芳

1985年，吴季生匝出土后，盱眙县文物专家秦士芝在《文物》1988年第9期上发表《盱眙县王庄出土春秋吴国铜匝》一文，介绍了此次文物发现，初步释读了器物的九字铭文，并作了简要断代。现在有关于吴季生匝的基本研究，还是以这篇文章为重要参考。王厚宇、刘振永《论淮安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将吴季生匝同盱眙“善道”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王秀英《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生作铜匝》一文流传颇广，其对于吴季生匝为季札所作的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近些年的考古材料来看，铜匝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春秋中期方出现平底匝，至战国时代急剧衰落。吴季生匝是典型的平底匝，而这种平底匝最早出现于楚国，是典型的楚文化器物，春秋晚期吴国青铜器中出现典型的楚文化器物，应该说非常具有典型意义。这说明尽管春秋后期吴、楚两强之间兵戈相向、争战不息，但彼此间文化交流依然非常频繁。

从大范围来看，春秋时期吴文化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同时兼收并蓄，呈现出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例如，与盱眙吴季生匝出土地相隔不远的六合程桥，也出土有兽首流平底匝等典型的楚风格器。春秋晚期，自吴王寿梦至阖阊近百年间，吴国着力开拓江淮地区，一方面以沟通中原晋、鲁、齐、卫、宋等诸侯，向中原发展，同时与楚国激烈地争夺江淮地区的控制权，图霸南方。盱眙所在的江淮腹地，作为吴国的中心和争霸的前沿，各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文化的渗透与浸染也与攻伐结盟和疆域盈缩等密切相关。诚如毛颖《吴国青铜器之南方特征》（《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一文所言：“在这样的交融、影响与碰撞中，吴国青铜器在吸收并模仿中原青铜器、继承并保有土著青铜器特征的同时，又对南方各国青铜文化兼收并蓄，并进一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方特征。”

青铜吴韵，由此氤氲而起，千载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