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周人在谈到周朝的境域时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其中肃慎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是大家共有的认识，没有疑义；但对“燕亳”是连读为一个词，还是分开读为两个词，在古代即分为两派。分开读为两个词者如唐代孔颖达，他在《左传·正义》中云：“燕国，蓟县也。亳是小国，阙，不知所在。盖与燕相近，亦是中国也。”分别指燕国和亳国。将“燕亳”连读的开先河者是宋人罗泌，他在《路史·国名记·五》中说：“燕，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显然，他所说的燕亳，其实就是北燕国。罗泌此注的依据出于《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那句话，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两种意见分歧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仍没有结果。随着近年出现的陈璋圆壶和早年流于美国的陈璋方壶上“燕亳邦”铭文的破译[1]，大多数研究者赞成“燕亳”连读，从而打破了过去的平衡，使燕亳连读一方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结束。
本文仍坚持燕、亳应该分开读的意见，因为燕和亳是两个国名，同时也是两个地域的名称。
对于“燕亳”释为“燕貊”的商榷
林先生也是燕、亳分开读的主张者。他赞成把“燕、亳看作并列的两国的断句法”，这自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将“亳”读为“貊（也可以写作貉）”，似也有可商榷之处。
林先生主张读亳为貊，是因为燕曾灭貊，并举《山海经·海内西经》文字为据：“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按：燕字之后很可能本来有重文号‘=，在传抄时脱落。这是古书中常见的现象）。”[2]
林先生按语的意思是说，经文中的“灭之”前漏掉了“燕”字，其文字应为“燕灭之”。陈璋圆壶和方壶是齐宣王五年（前315）进攻燕国时的战利品，林先生认为：貊是后进民族，齐人在壶上刻字称燕为“燕貊”，含有轻蔑、鄙视的意思。
目前学界所说的貊国，一般指我国东北地区的北貊。由于经文说貊国在汉水东北，所以汉水也只能在东北地区寻找。如张博泉先生说：“汉水即《汉书·地理志》辽东郡番汗县下注引应劭的‘汗水，今东辽河。”[3]据此解释经文引出的必然结果，就是燕国的疆域已达东辽河，只是还没有越过东辽河；而貊在东辽河东北与燕国隔河相望。——只有如此才能解释貊“地近于燕”。 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假定是不存在的。
由“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知，“燕亳”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存在。考古材料证明，从商周之际直至春秋中期，在燕山山地北面以辽西文化区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为中心，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4]。东辽河在什么地方？以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它在辽河上游跨越辽宁北部与吉林两省。由此可知，在燕国的早中期历史上，燕国疆域远未达到东辽河，更何谈与貊隔河相望。燕国经略辽西、辽东已是战国时期的事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秦开破走东胡以前，生活在燕北境的是东胡，而不是远在东辽河之外的貊。也就是说，当时的貊与燕之间还夹着一个东胡，——同样谈不到貊“地近于燕”。第二，襄平，今属辽宁辽阳，是燕北长城的最东端，也是最北端。如果经文中的貊果真在辽河上游的东辽河东北，这就是说，直至战国中晚期以后，貊仍旧远在襄平即燕国边境的北面。这与貊从西周初年起即与燕国为敌的历史完全不合。据此我们说：经文中的汉水与貊均不在辽东，而是另有所指。此其一。
其二，周初早期有貊。林先生举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的貉器为例：“该器铭文中说到貉子（貊国的君主）在吕地受周王赐予的三只鹿，说明当时貊君和周王有直接的接触。”那么，吕地在什么地方？杨伯峻注《左传》成七年“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曰：“吕，古国名，姜姓，周穆王时所封，《尚书》有《吕刑》，即吕侯所作。《郑语》云‘申、吕方强，则当周幽王九年国势尚盛，此时则早灭于楚。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西。”[5]翻开地图，我们在吕地西南可看到一条大河——汉水。汉水是一条西北—东南流向的河流，其东北方向即是中原大地，而吕地所在的今河南南阳市正处于汉水东北方向的不远处。这样一来，貊和吕地附近汉水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据此我们说：经文所说的貊与汉水均在今河南南阳附近，而不在遥远的东辽河。
其三，《汉书·高祖纪上》有“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之语，这是发生在汉高祖四年（前203）八月的事。其中的“燕人”自然是秦破燕后随燕王喜“徙居辽东”的燕王残部；“北貉”，《汉书》注引应劭曰：“北貉，国也。”有“北貉（貊）”自然就有和它相对的“南貉（貊）”。如此说来，周初在吕地接受周王赏赐的貊君，则是南貊无疑。
其四，明确了南貊、北貊之分，那么，“其地近燕”的燕，自然也是南燕了。隐五年《传》“卫人以燕师伐郑”，桓十二年《经》“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其中的燕皆是南燕。杨伯峻先生注曰：“燕有二，一为北燕，《史记》有《燕昭世家》者也。此为南燕，孔《疏》云：‘南燕国，
其五，《山海经》基本上是以中原为坐标定方位的。经文的文字出于《山海经》的《海内西经》[7]，其所记地域为“海内西南陬以北者”，正与吕地及吕地附近的汉水方位相合。如果说貊和汉水均在辽东，则大谬了，一是与《山海经》所记方位不合，二是吕地至辽东数千里之遥，可谓山高水远，周王赐给貊国的三只鹿是活蹦乱跳的活物，貊人又如何将其护送到辽东？
其六，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中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由此看来，蛮貉自始至终是燕国的劲敌，燕国何曾“灭之”？由《史记·匈奴列传》的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看，貉人只是被秦开赶到千里之外的北方而已。事实证明，直至西汉初年“北貉国”依然存在，“致枭骑助汉”就是明证。经文所载灭貊之“貊”应该是南貊，灭貊之“燕”应该是南燕，根本与北燕、北貊无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经文中的汉水不是什么东辽河，而是《诗经》中《汉广》《江汉》所歌咏的汉水，即今流经河南省西南端与湖北交界处的汉水。燕和貊都位于汉水东北，与吕国相距不会很远，其燕为南燕，其貊为南貊。当我们站在南燕国和南貊国的背景之下看经文，经文内容顿时豁然开朗，原先的窒碍全消。
当然，我们承认东北地区存在一个北貊国，但北燕未曾灭北貊，也是不必怀疑的事。
何谓灭国？先秦时期的国都是由血缘亲属关系结构起来的氏族部落，所谓灭国是绝其祭祀，占有其土地与国民。如果北貊的国民确曾因灭国而归入燕国，那齐国人将貊加诸于燕从而以“燕貊”称燕，还算说得过去；可是在燕未曾灭貊的情况下称燕为“燕貊”，那就毫无道理。因此说，“亳”读为“貊”是不可取的。
燕与先燕文化：试解与质疑
和燕文化有关的“燕”字，按内涵的不同可区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国名燕，另一个是指一定区域的地理名词。
《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
《尔雅·释地》：“燕曰幽州。”燕也是国名，意思是说：燕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幽州。
《吕氏春秋·有始》：“北方为幽州，燕也。”意思是说：北方为幽州，是燕国的疆域。郭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注的是燕国疆域，这个燕自然也是国名。
《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召公于燕。”燕应该指地域，意思是说，把召公封在燕这个地方。
西晋皇甫谧《帝王经界纪》：“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这里的燕也是地名。
“燕”字何处为国名，何处为地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之“燕”，释为国名或地名似乎都不算错。
总而言之，“燕”字不管按国名解释还是按地名解释，都和“燕亳”无关。
在姬周建立殖民的燕国以前有没有一个土著的燕国，目前正在讨论之中。按目前的资料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殷墟甲骨文有一个“”字，如“其来”。“”即被认为是金文中的郾，方国名，即人们所说的先燕国。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叫“妇”的人。可见这个在商代与商王朝是有交往的[8]，但它也仅仅是当时无数方国中的普通一份子，未必如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强大。
夏商周时期号称“天下万邦”。《尚书》第一篇《尧典》就有“协和万邦”；《左传》哀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万邦、万国也并不是准确的统计数字，只是极言其多罢了。商灭夏后，汤在“三千诸侯大会”上就天子位（《逸周书·殷祝解》）。周朝建国之初，“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逸周书·世俘解》）。进入春秋时期，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兼并仍如火如荼地进行。如《吕氏春秋·直谏》：“后荆国，兼国三十九。”《韩非子·有度》：“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韩非子·难二》：“（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这些被灭之国叫什么名字，其文化如何，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但我们于此可见当时小国林立，数量之多。
在燕山南北的夏商周时期，古文献所提到的古族、古国有：殷、有易、河伯、孤竹、令支、无终、肃慎、东胡、山戎等。其中有的是国名，如殷、有易、河伯、令支、无终等；有的是许多族群的统称，如肃慎、东胡、山戎等，其中包含多少国已不得而知。按当时小国林立的密度估计，从易水到燕北长城的广大区域内，曾经存在的国家有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应该说不算夸张。随着国家之间的互相兼并，其发展趋势自然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少，一些大国开始出现。但在春秋时期，这一地区的国家数量仍然很多。《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司马迁说的是和秦穆公（前659—621）同时的事，可见当时土著族群还有很多，那个国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目前学界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急于将考古学文化与族属挂钩，这样做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对应一个族群。
在夏商时期，燕山以北存在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商周时期，燕北地区在已有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又分析出一个与前后二者存在传承关系的魏营子类型[9]。在燕山以南的冀北和京津唐地区，除夏至早商时期的大坨头文化和先商及商文化以外，商周时期主要是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10]。当然，这些考古学文化还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但是，不管划分出多少类型，它们都不可能做到与当时那么多的土著族群一一对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国的历史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无法把它从那么多不知名的土著方国中区别出来，当然也就不可能将某一考古学文化或某一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与这个国对应和挂钩。因此，那个和燕文化对应的专指土著国的先燕文化概念，实在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先燕文化与约定俗成的先商文化、先周文化显然不同。先商文化与商文化、先周文化与周文化是同一族群的文化，只是阶段不同而已。而先燕文化与燕文化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族群的文化。按照上引《匈奴列传》的文字，土著族群在春秋的前半期还顽强地存在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燕国在北方筑长城并置辽东五郡，应该是在燕昭王（前311—279）时期，那时也并没有将土著族群完全同化，因为还有被赶到千里之外的许多土著。即使在燕南地区，土著族群被燕国消灭的相对要少，表现为臣服的族群还是多数。昌平白浮西周墓葬的出土文物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中一部分类同于琉璃河大墓，说明他们接受了燕文化；但一部分青铜武器和工具不见于燕文化[11]。在周代，不管是周民族还是土著民族，都还生活在按血缘亲属关系结构起来的氏族部落中，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按地域划分国民的国家，因此，即使对于臣服于燕国的土著族群，他们的氏族部落体制还原封不动地保持着。白浮墓地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多样性，正与臣服于燕国的土著族群文化吻合。不能因为他们部分地接受了燕文化，就否认这些土著族群及其文化的存在。
鉴于土著国文化与燕文化并不是同一族群不同阶段的文化，鉴于燕地土著文化并不仅仅是国文化，鉴于土著族群及其文化直到春秋前半期在燕地还顽强地存在，目前学界所使用的先燕文化概念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们建议将燕国建立前后在燕地存在的土著文化，称之为燕地土著文化，或燕国原住民文化，以与西周燕国的燕文化相区别。
亳的得名源于博水
自从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提出“殷有三亳”的观点以来，后世文献都异口同声地将亳与商朝都城直接挂钩，把亳看作商朝都城的代名词。这样的认识直到如今仍没有改变。“所谓‘亳，字意当为京，”“‘亳为商人都城专称”等等，就是这一认识的典型例证。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笔者认为：“亳是商族人对居住地的专有称呼，并不是商族人称呼都城的专有名词；也就是说，商族人的都城可以名‘亳——因为它也是商族人的居住之地，但名‘亳者却不一定是都城。”[12]由于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讨论，本文不打算再作系统论证，只扼要叙述有关内容。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蕃即亳，是说商的始祖契最初居住在博水流域。博水即亳水。《尚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是说汤回到了祖先契居住过的亳地——博水流域。博水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望都故城附近，流经今保定地域的清苑、蠡县，在今安新县安州南注水（今唐河）后入黄河。商族人为什么以“亳”字来命名自己的住地？我们可以从造字的角度求之。甲骨文中有“亳”字。丁山先生说：“亳字，象草生台观之下形，当然是堡字本字。”又说：“正像小城之上筑有台观，所以保障人物安全的。”[13]亳字上部的确象台观之形，正是“高”字的略写，所以罗振玉释“亳”时引《说文解字》曰：“从高省，乇声。”[14]而《说文解字》释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正可相互发明。但丁山说“亳”字下部象草，不确。于省吾先生谓：“甲骨文亳字所从之乇，与宅字下从之乇形同。”[15]据此我们看到，“亳”字的下半部分，显然是“宅”字的略写，二者结合起来，“亳”的意思是建在高处的住宅，所指即居民点。博水流域正处在古黄河的下游，地势低洼，“在全新世之初是浅水湖泊环境”[16]，由此可知早期商族人生活环境的一般。由于古人写字并无规范要求，所以“亳”字有时也写作博、薄、蒲、番、蕃等。在商族人看来，正像人有一个固定的名字一样，居住地也有一个固定的名称，这个名称就是“亳”。所以，无论商族人迁徙到哪里，他们都把自己的住地称之为“亳”。——这就是博水以外有那么多亳的原因。由于博水是亳字的源头，所以最初的亳地在古博水流域的今保定地区。
由先商文化的考古资料看，商族人有一个逐步南迁的历史。他们离开博水流域后，自然会有其他族群填补此处的空白。西周幽王末期，周朝史伯向郑桓公介绍东都洛邑北面的国家：“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国语·郑语》韦昭注云：“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这里的“蒲”即“亳”。《春秋·哀四年》有“亳社灾”，《公羊传》作“蒲社”，云：“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灾何？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礼记·郊特牲》作“薄社”，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蒲、薄与亳，古相通也。这个属于赤狄隗姓的蒲之所以名蒲（亳），是因为他们来到了博水流域的蒲（亳）地，就像姬周来到燕地建国而称燕是一个道理。《国语·郑语》将蒲与燕并列——这是燕、亳为两个国家的铁证。燕、亳不可连读：燕则燕，亳则亳耳。
释“燕亳邦”
陈璋壶是齐国伐燕时所获燕国宝物，其上有齐国后来加刻的铭文。专家们的解读略云：
陈梦家：“惟主五年，……陈璋内伐亳邦之。”[17]
邹衡：“惟主五年，……陈璋内（入）伐（燕）亳邦之（获）。”[18]
李学勤、祝敏申：“惟王五年，……陈璋内伐亳邦之获。” [19]
以上释读有一个共同点：其中“燕亳邦”是连读的。既然是连读，那说明在大家心目中“燕亳邦”是一个国家，而非两个国家。在这一派意见中，以下两位先生的解释具有代表性。陈梦家先生说：“此器为田章入伐燕都亳邦之所获。……亳邦是燕。”并举《左传》之“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为据[20]。陈平先生说：“‘燕亳邦，相当于‘燕亳国或‘燕京国，所指即燕国。”[21]
周晓陆先生的释文与大家略有不同：“王五年，……陈璋内（入），伐（燕）亳，邦之（获）。”[22]
周先生认为事件主体由三个小句子构成：“陈璋入，伐燕亳，邦之获”，并逐项解释说：“‘内即入字”；“‘燕亳当指燕国建于首都之亳社”；“邦”字，是“齐国自谓”，“邦之（获）”者，意为齐国得到了它。
周先生虽然对“亳”字做了新解，并将其与“邦”字分开读，但在“燕亳”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即燕国这一点上，与以上诸家并无不同。
以上释读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可商榷的地方。下面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既然已经证明《国语·郑语》中的蒲国即亳国，那么这个蒲国自然就是“燕亳”中的“亳”，同时也是“燕亳邦”中的“亳邦”。“燕亳”即燕、亳——燕国和亳国，当然也可以称燕邦、亳邦——在先秦文献中，邦和国在语义上是可以相通的，邦就是国，如“天下万邦”，其实就是“天下万国”。“燕亳邦”者，不过是燕邦、亳邦的略称罢了，所谓燕邦、亳邦同样指燕国和亳国，——是两个国家。
当然，这个结论还需要从齐伐燕的事件本身得到证明。
关于这次战争，《史记》之《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战国策》之《燕策》《齐策》，《孟子》之《梁惠王下》《公孙丑下》，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等，均有记载，只是个别情节有出入甚至有矛盾的地方。当时，燕王哙把燕君之位禅让给他的相国子之，可国人不服，将军市被、太子平进攻子之；子之反攻杀了市被。动乱持续几个月，燕国人都痛恨这场动乱，所以齐人打来时无人抵抗。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六国年表》将此事系在燕王哙七年（前314），将“燕人共立太子平”系在燕王哙九年，第二年为燕昭王元年（前311）。燕王哙在七年已死，至九年才立燕昭王，其中有两年燕国无君。燕国世系为什么会出现两年的空白期呢？答案很清楚——这两年燕被齐国占领。《孟子·梁惠王下》载：“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也。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由此看来，齐国用50天伐燕，在攻取了燕国最南端的下都（或曰位于今雄县，或曰位于今易县）后，并没有马上撤出，而是占领了燕国。孟子不主张占领燕国，他劝齐宣王说：“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事件的发展如孟子所希望的那样：齐宣王放弃了对燕国的占领，两年后燕国立燕昭王，其实相当于复国。
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蒲（亳）是燕的近邻，齐国攻占了万乘之国的燕，隔壁的蒲（亳）自然不会幸免于难。正是靠着陈璋壶铭文，我们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齐国曾攻占燕、蒲（亳）两国。现已查明，燕南长城的最西端位于易县塘湖镇西边的一座山——大科罗头——的山顶，然后由南易水北岸入徐水县、安新县境，蜿蜒东去。燕南长城徐水、安新段的南部，正是我们所说的古博水流域，即蒲（亳）国所在地。燕最后复国了，蒲（亳）的结局如何，由于资料缺乏，就不得而知了。
陈璋即是《史记》中伐燕的章子，也是《战国策·秦策》中的田章。当时的齐国已是田齐，田氏即陈氏，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铭文中的“内”字，多数引用者将其释为“入”，曰“陈璋入伐燕亳”或“陈璋入伐燕亳邦”。“入”和“伐”不管是连读还是断开读，二者针对同一对象都是语义的重复。“入”和“伐”都有用军事手段侵入他国的含义。《左传》隐十年：“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入和伐语义相同。如果入取单纯的“进入”义，入和伐就更不能搭配。什么叫“入伐”？伐就要入，难道还有伐而不入的吗？由此看来，“内”释为“入”是不能成立的。其实，铭文中的“内”字同“纳”。就像铭文中的“”同“惟”、“”同“”“”一样，“内”是“纳”的略写，其义如《辞源》“纳”的第三个义项：收藏、藏入的意思。“陈璋纳”是说此壶被陈璋收藏；“伐燕、亳邦之（获）”，是说此壶的来源：它是陈璋伐燕邦、亳邦得来的。全句的意思是：陈璋收藏了（此壶），它是陈璋伐燕邦、亳邦获得的。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是：齐宣王为了奖励陈璋伐燕邦、亳邦的功劳，把壶赏给了他；为了纪念这件事，陈璋自己加刻了铭文。
按我的理解，上引铭文应该是这样的：“（惟）王五年，……陈璋内（纳），伐（燕）、亳邦之（获）。”
本文的结论是：“燕、亳”是两个国家，不应连读；“燕、亳邦”即燕邦、亳邦，也是两个国家；在周代，它们是相同的两个国家。燕是北燕，出于姬周；亳、亳邦，就是《国语·郑语》中的那个蒲，出于赤狄，隗姓——这是周代的事，与商族无关。
[1]《江苏出土“陈璋圆壶”破译铭文有重要发现》，香港《大公报》1986年10月22日。转引自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陈璋圆壶续考》，《考古》1988年3期。
[2]林
[3]张博泉：《肃慎、燕亳考》，《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5—518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833页。
[6]同[5]，第45页。
[7]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今释·卷六》一书中认为，《海内西经》之“貊国”和“孟鸟在貊国”等4条是错简。然郝懿行及袁珂均认为此处的孟鸟即《海外西经》之灭蒙鸟，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貊国”在《海内西经》错误，也不认为《海外西经》记灭蒙鸟的经文是错简。同时，又因为《海内西经》和《海外西经》所记内容、方位相同，所以“貊国”和“孟鸟在貊国”两条属于《海内西经》没有问题，不是错简。参看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3、293—294、207页。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一些专家之所以说《海内西经》之“貊国”和“孟鸟在貊国”两条是错简，是因为他们以“北貊”解经文，没有看到历史上还有一个“南貊”。
[8]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316页。
[9]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载《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0]蒋刚，王志刚：《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考古》2010年5期。
[11]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4期。
[12]尚友萍：《先商文化源头考辨》，《文物春秋》2011年5期。
[13]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14]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9年，第1958页。
[1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68页。
[16]《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17] [20]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138—139页。
[18]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68页。
[19]李学勤，祝敏申：《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21]陈平：《燕亳与蓟城的再探讨》，《北京文博》1997年2期。
[22]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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