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唱
The Changan School of Painting has become a cultural banner of Chinese northwest culture. However， the foun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are not local people. Attracted by the history，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they came to this area from the 1940s to 1960s， depicted the scenery and figures， and let the vast Loess Plateau stepping into Chinese art history. Zhao Wangyun， Shi Lu and He Haixia are the three most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长安画派是西北文化的一面旗帜，但其代表画家却大多不是西北人。上世纪40至60年代，这些画家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西北地区，被当地厚重的历史、粗犷的文化、淳朴的民风所感染，开始创作以西北风物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西北地区无画派的历史，将辽阔的黄土高原刻在了中国美术史的画卷上。其中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即赵望云、石鲁、何海霞，被称为“长安三杰”。
“平民画家”赵望云
提起长安画派，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石鲁和黄胄，殊不知，赵望云才是画派真正的创始人。
1906年，赵望云生于河北束鹿（今河北辛集）。1925年，他在表兄王西渠的资助下赴北京入私立京华美专学习绘画，半年后转入国立北京艺专专攻国画，因对学校教育不满，愤而离校，靠自学成才。
1933年，赵望云以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河北农村写生，作品在《大公报》连载。一连三个月，他走遍冀中、冀南16个县，画了几百幅农村真情实景。在画作发表的过程中，冯玉祥将军对这些作品甚是喜爱，逐幅剪贴，每看一幅都题诗一首，然后剪报留存。后来由《大公报》第二版印行《赵望云农村写生集》时，就辑入了冯玉祥派人送来的题画诗作为配画的文字。1934至1936年，他又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作品主要描绘饱经战乱摧残的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得了“平民画家”的称号。他曾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临其境的景物，在我感觉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以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的寄托。”这段朴实诚恳的表白，确实成了赵望云终身不渝的信念，也是后来长安画派的美学原则。
抗日战争期间，赵望云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和老舍在武汉创办《抗战画刊》。他曾说：“我们不能拿枪，‘纸弹如能在抗战宣传发生点功效，就算尽了我们一些职责。”在日军的炮火中，画刊辗转多地，鼓舞抗战军民，对前方后方影响极大。
1941年末，《抗战画刊》被迫停刊。1942年，赵望云迁居西安。很快，他就开始了第一次河西旅行写生，体验少数民族的赛马会和哈萨克族的生活，并对祁连山、河西一带的自然风光进行了速写。这次西北之旅后，赵望云决定将生活与艺术的根据地转向西北，并于1943年、1948年前后三赴大西北。从此，大西北雄浑质朴的山川河流进入赵望云的生命和艺术之中。
这期间，他的画开始由人物转向山水，笔墨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用枯笔飞白表现大西北干裂秋风的苍劲之美，而用淡墨排叠的土地、远山、树梢的润含，展现春泽的树茂之美。正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才使得他经过探索和努力，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表现方法，并最终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对大西北自然气息和人文气质的经典图式。
他所表现的题材，前人很少表现过，因而也无成法可循。这使他在写生实践中下了很大功力，根据内容和形式的需要，对国画传统的笔墨表现方法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创新。这在中国美术史的形式表现上无疑是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的。
1953年9月全國第二次文代会上，赵望云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受命组建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并任主席，开办国画研究会。1961年10月，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六人以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的名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国画习作展”，引起强烈反响。美术界普遍评价展出作品面貌新颖，具有新鲜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西北风格。中国美术协会秘书长华君武率先把这一支国画新军称做“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派”、“窑洞画派”的，后来诸论归一，称为“长安画派”。长安画派开创了中国画的新格局新气象，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画风。
“疯子画家”石鲁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能写出如此“嚣张”的打油诗的人，不是蠢材便是天才。所幸，他是个天才。
在人们的印象中，石鲁正像他这首著名“诗作”一般狂傲，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石鲁原名冯亚衍，1919年生于四川仁寿县，后因崇拜石涛和鲁迅，改名石鲁。他的家境不错，从小就在家中读私塾，且对绘画极有兴趣，15岁时经二哥引导，到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1938年，19岁的石鲁赴成都借读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但仅仅读了一年，他就决定退学奔赴陕西抗日前线，后辗转到了延安，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延安使石鲁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按他的话说，“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艺术家”。延安十年，他作为美术工作者主要是普及革命美术，创作了很多木刻版画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题材绘画创作。
1959年，石鲁创作出《转战陕北》，一举奠定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当时，反映革命政治题材的作品众多，仅以“转战陕北”为题的作品也有了不少。但石鲁的创作独出机杼，没有从正面去表现领袖人物，而是把领袖置身于雄浑壮观的高山之巅，而且是一个很简略的侧影。他用雄浑厚朴的黄土高原来衬托领袖和共产党人宽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派，可谓匠心独运，因而才能在众多相似题材中脱颖而出。
同时，作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和最重要的灵魂人物，石鲁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描绘黄士高原的技法，创造了黄土高原皴；在取景构图上继承了古人石涛的“截取法”，并发扬光大。他与西安的一批同仁坚持在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寻求创作的灵感。
整个50年代，石鲁的艺术事业蒸蒸日上，不仅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出访埃及、印度等国，还充分展现他全方位的才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然而，如果接下来的一切能继续一帆风顺，那么石鲁也只是一个出众的“红色画家”而已。事实上，后半段的石鲁与前半段已是两副面孔。
“文革”期間，耿介不屈的石鲁饱受迫害，患精神分裂症。从此，他的作品转向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作品。他的写意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比兴之法抒写情意，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很多人将他与西方最著名的疯子画家梵高相提并论，称他为“东方梵高”，然而又有几人了解这“疯”背后的“苦”呢？
“全能画家”何海霞
“长安三杰”中，何海霞到西北最晚，甚至很多人并不会意识到他也是重要的长安画派画家。
1908年，何海霞生于北京，初名何福海，字瀛，又字登瀛。其父母酷爱文艺，对少年时代的何海霞影响颇深。何海霞幼时即喜爱书画，青年时期曾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1924年拜韩公典为师，1934年拜张大千为师，随其游历山东、四川。张大千的精湛画艺和在当时画坛的地位自不用说，何海霞能够拜他为师，可见其才华。从何海霞的早期作品，能够清晰地看到张大千的痕迹。张大千擅长摹古，何海霞也精于此道，而其青绿山水与泼墨，更是深得大千之妙趣。抗战胜利后，何海霞随张大千南下四川。那段时间，张大千多仿临古画，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何海霞起稿。同时，何海霞也为张大千代笔画山水画，并多次和张大千合作人物、山水巨幅，不少作品还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收藏。
然而，虽然何海霞是张大千比较得意的弟子之一，但在当时却并不出名，个人风格特色也不够鲜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何海霞迁居西安，并结识赵望云和石鲁等人，共同浸润于大西北的风物之中，才算找到了一条更加光明的艺术道路。
50年代，转而描绘西北风光的何海霞艺术渐趋成熟，创作了大量以西北山水为题的作品。随着长安画派的声名鹊起，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何海霞也走向了人生与艺术的巅峰。
作为张大千的高徒，何海霞是长安画派甚至近现代画坛上少见的全能画手。他对唐宋院体画、元明清文人水墨画，对小青绿、大青绿、金碧、泼彩、泼墨和水墨浅绛画法，众体皆能，且早已将众多画法高度娴熟地融为一体，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而且相得益彰，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和谐的统一。
比较“长安三杰”，赵望云以简约淡远、浑厚朴实、虚实相生见长；石鲁后期以狂、放、简、奇见称，并有由具象向抽象转化的趋势，可谓别开生面；何海霞则是青绿加浅绛泼墨写意，再结合雄健的铁线描与大胆险峻的构图立于不败之地。他所描绘的西北山水，除了雄强、开阔、旷远，更多了几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完美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在当时起到了分外鼓舞人心的作用，具有一般山水画所没有的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作为“长安三杰”中最长寿的一位，晚年何海霞进入了绘画的高度成熟期并走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尤其是金碧青绿山水画的创作，几乎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
1998年，随着何海霞的仙逝，长安画派送走了辉煌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