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窑遗珍景德镇出土成化官窑瓷器展 欣赏
唐艳
青花作为我国传统瓷器品种，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代是青花瓷的开创时期，元代即在景德镇发展成熟，明清两代青花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品种。
1963年12月，贵州省博物馆专家简菊华经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介绍，在北京宝古斋文物店购得一件青花盖罐。此器曾请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沈从文三位专家鉴定，均认定为明代景德镇万历窑瓷器，并认为此盖罐器形大气，有绝对年款，与贵州史事有关，是件绝好的瓷器。
盖罐通高53.5厘米，口径22.7厘米，腹径40厘米，底径25厘米。直口，口呈八方形，腹鼓圆，平底。罐身花纹分三层，每层分为八面，每面之间均有栏格。肩上八面栏格作变形覆莲瓣，内青花地，突出白花，绘折枝牡丹、番莲、番菊。腹部纹面较大，以开光的技法突出主题纹饰，栏格为六角形，似龟背，白地，青花绘缠枝番莲、番菊及芙蓉等。下层每面为竖圭半截形格栏，内青花海潮地，白花为珊瑚、象牙等杂宝纹饰。口沿青花涡纹地，每方一折枝花。足边为莲瓣一周，内绘白地青花螺旋纹。盖隆起呈八方形，子母口，盖钮呈六面形珠钮。盖上纹饰分三层，共有八面，网格纹地，青花绘缠枝番莲、番菊等。底款为青花楷书“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十字，后四字以两排居中，前六字分两直排在“黔府应用”之两侧，故定名为“明万历黔府青花缠枝花卉盖罐”，是一件具有典型官搭民烧工艺特征的瓷器。
谈到“官搭民烧”，势必先谈明代官窑制度。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官窑（御器厂），承担着为宫廷、皇室提供优质瓷器的任务。官窑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使用最优质的原料，按照严格的要求烧造，所生产的瓷器精雕细琢，不惜工本，至精至美。这些瓷器除皇室用于祭祀和日用外，还用做对内、对外赏赐或交换的礼物。
明代官窑分“钦定”、“部定”二种。“钦定”是指御用器，定时解运京城；“部定”瓷器主要用来做赏品，没有解运时间。明嘉靖以后，由于朝廷下达的瓷器烧造数量激增和国势的减弱，官窑已无法完成，就将部分“钦定”瓷器加派给窑炉条件好、技术力量强的民窑完成。御器厂制品搭附给民窑烧制，这就是所谓的“官搭民烧”，其后这种制度一直延用至清代。在这种情况下，极大地促进了民窑工艺水平的提高和窑场数量的增加。文献记载：“嘉靖十九年时，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至万历年间，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代烧官窑器的是民窑中的“官古器”户，其烧造的瓷器平时供民间上层阶级使用，这样就缩小了官、民窑之间的界限。嘉靖以后如“黔府”盖罐此种王府定烧瓷器在民窑“官古器”户中烧造应为常见。
这件盖罐，青花发色明艳、浓翠，应为使用“回青”钴料而形成。“回青”是明嘉靖以后官窑大量使用的青花料。事实上使用回青料一定要和江西高安、宜丰一带所产的青料（石青）掺和使用。《江西大志·陶书》记载：“回青淳，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十分之一，谓之混水”（见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两种青料互为搭配，相映成趣，烧制出的青花色调浓翠、明艳，蓝中微泛红紫。正是因为明嘉靖形成的“官搭民烧”制度，官窑专用的“回青”料，民窑中的“官古器”户在接受官府派烧瓷器任务时得以使用，也得以流向民间。万历前期继续使用这种回青料，至万历二十四年后改用浙江青料，一直到明末崇祯时期。此盖罐生产于万历丁亥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年），并且是王府上层使用的高档瓷器，故使用回青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1963年12月冯先铭先生鉴定该盖罐时说到：“款体很工整，是官窑款书体，明代后期官窑瓷器搭在民窑中烧的例子很多，在文献中有记载。这件盖罐是王府定烧瓷器，画工、色料与书款都与民窑瓷器不同，而与官窑瓷器接近。”1995年耿宝昌先生鉴定时亦谈到：“此盖罐介于官、民窑之间。”观察罐盖与罐身，有较明显色差，但盖子应为原来的，而不是后配，这种盖与罐颜色不一致的原因是两者在窑中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这本属于烧造过程中的失误，但因纹饰分布合理，从形式上看，罐身纹饰分为三层，盖面纹饰亦为三层，它们上下相衬，互相呼应，反而透露出一种特有的装饰韵味。
据冯先铭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明清王府款”载：“明清两代王府定烧瓷器上的款识内容如‘某府‘某府上用‘某府佳器‘某府制用‘某府造用及‘某府应用等。器形以盘碗为主，兼有盖罐，品种以青花最为多见。从这类瓷器的造型、纹饰和胎釉看，应是明代晚期景德镇窑产品，尤其以嘉靖、万历时居多。”此件盖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釉面白中泛青，玻璃质感强；纹饰较为繁缛，丰体纹饰用“开光”手法表现；器盖略有变形，与器身不能很好合拢；罐体因分段制造，接痕明显。诸方面皆符合万历时期瓷器特点。
从底款“黔府应用”来看，此罐与贵州有关联。据《明史》介绍，“府”主要是指朱姓宗室藩王的府第。明初，朱元璋大批封王，以后的宣德、成化时期仍继续封王。那些异姓功臣封公、侯世袭爵位的（死后追封为王，限于本人），其府第也可同样称“府”。这里的“黔府”即与明代西南封疆大吏沐英及其后人有关。
沐英（1344-1392年），字文英，安徽定远人，朱元璋养子，明朝开国功臣之一。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定都、称帝。时局稍稍稳定，便开始征讨边夷。洪武十年（1377年），沐英担任“征西副将军”，随邓愈征讨吐蕃，先后征战于川、藏、陕、甘、滇、等地。因为在征讨大西南的战役中战功卓著，沐英被封为“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其与傅友德、蓝玉率兵三十万征云南。云南平定后，沐英留在云南镇守，成为明王朝首任云南最高行政长官。从此，大明王朝近300年的西南边防，均由沐家镇守。“沐英卒于滇，年四十八。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见《明史·沐英传》）。其子沐舂袭封西平候，继续镇守云南。沐舂在镇7年，36岁病逝，无子，其弟沐晟袭位，论功封“黔国公”世袋爵位，所在府第可称为“黔府”。
贵州于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建省前及建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贵州西部的大部分地方都属沐氏管辖范围，如毕节、威宁、水城、普定（安顺）、睛隆等地，亦可视为其封地。沐氏家族曾在贵州往云南一线进行军事、政治活动。至今在黔中腹地的大山深处，以安顺为中心，方圆一百五十平方公里，仍生活着被称为老汉人的“屯堡人”，他们的先祖就是随沐英征南入黔而落籍于此的。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蜀”，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成为明军的首选突破口。为保障南征军后勤补给畅通，随征大军就此在这一带扎根繁衍，战时为军，平时为民，响应朝廷号召，“屯田戌边”。《安顺府志·风俗志》中即有“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的历史记载。沐氏之所以获得“黔国”的封号，正是因为在藩臣镇守的制度上与贵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盖罐据宝古斋文物商店介绍，出土于北京地安门，但细节不明。器款“万历丁亥”正是沐英后世“黔国公”沐昌祚袭位的时间。“昌祚初以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久之嗣公爵”。沐氏在滇日久，威权日盛，后几世孙虽也恪尽职守、抚治之责，但已不能如前几世祖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居安思危。沐昌祚即因“佥事杨寅秋不避道，昌祚笞其舆人。寅秋诉于朝，下诏切责”，及占田过多、征敛过重等事件而引发地方上不满，受到地方上弹劾。“已，以病，命子沐睿代镇”。沐睿又因“武定土酋阿克叛，攻会城，胁府印去”，被捕下狱，昌祚再次复理镇事（见《明史·沐英传》）。虽说沐氏家族世代显赫荣耀，勋名与明相始终，但亦留下了一些遗憾。此罐系沐昌祚第一次袭位时烧造，王府在昆明，北京亦设有，此器烧好后应该是在北京王府中使用的。
笔者了解到有“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款识的器物，目前全国仅见三件。其中两件为青花云龙纹罐，收藏于西藏博物馆，另一件则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珍贵一级文物“青花缠枝花卉盖罐”。此盖罐无论从端庄大气的造型、精致细腻的绘工，还是明艳的青花色泽，都表现出是万历时期瓷器中的佳品。它对于研究明代后期瓷器工艺、烧造形式以及贵州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