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文房用具

毛慧

【摘 要】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10件文房用具，种类丰富、用材考究、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本文从该组出土文房用具的材质种类、外部形态、类别特征、工艺特点等方面开展研究，力求探寻南宋时期文房用具的艺术特色及文化内涵，为丰富南宋文物鉴赏和不同时期同类文物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成果。

【关键词】南宋 史绳祖 文房用具 墓志

1974年11月下旬，浙江省衢州市原柯城区王家公社瓜园大队（现属衢江区浮石街道）农民在地里挖到一座双穴砖室墓。根据墓志记载，此墓系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史绳祖与继室杨氏的合葬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10件文房用具，均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1983年第11期《考古》发表的题为《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报告，曾公开披露了部分出土器物的基本信息和描摹图样[1]。本文拟从该组出土文房用具的材质种类、外部形态、类别特征、工艺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力求探寻并科学总结南宋时期文人文房用品的时代特征及历史信息，为丰富南宋文物鉴赏和不同时期同类文物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成果。

一、史绳祖墓出土文房用具概况

史绳祖墓出土的10件文房用具，包括荷叶洗1件、莲苞瓶1件、兔形镇纸1件、笔格2件、兽钮印1件、石砚2件、墨锭1件、水丞1件。现逐件概述如下。

1.白玉荷叶洗

《考古》报告称之为“白玉荷叶形杯”，但从杯腹的深浅、敞口的形状以及与其他文具共同出土的情况看，应是“笔洗”为宜[2]。 该洗为白玉雕琢而成，玉质莹润，呈半透明状。高3厘米，最大口径11.5厘米，宽9.8厘米。整体圆雕，由一大一小两片脉络清晰的荷叶组成。大荷叶舒展如伞为器身，背面浮雕有茎、荷叶和荷花，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盛开含莲。小荷叶卷曲覆盖把柄，为洗把顶饰。透雕叶茎挺立支撑器体，而后又卷曲形成洗把和洗足（见图1）。整个器形玲珑剔透，雕琢精美，造型生动，情趣盎然。

2.青玉兔镇纸

该镇纸为和田玉雕琢而成，因势赋形碾一蹲兔。长6.7厘米，宽2.6厘米，高3.6厘米。圆雕玉兔呈伏卧状，前足并列，收于前胸之下，仅露爪子。后足呈蹲状，用浮雕工艺勾勒两腿轮廓。双耳软绵地贴于背上。腹部、腿部浅刻短细线条，貌似绒毛，又恰好地表现了玉兔的肌理轮廓。面部稍作刻画，省略绒毛，突出眼神。运用眼球眼皮上的隐起斜磨工艺，使得玉兔双眼圆润有神。三片小嘴唇加以两侧阴刻的胡须，好似在微微颤动（见图2）。整体线条简练，纹饰简洁，构思巧妙，神态逼真，尽显玉兔安逸闲适之态。此件器物重113.97克，有人认为作为镇纸太轻，该是玉印为宜，值得商榷。

3.青玉莲苞瓶

该瓶整体为青玉雕琢而成，形似一枚蛋，故《考古》报告称之为“蛋形瓶”。通高6.3厘米，上端小，下端大。大端连底浮雕菊瓣纹，小端截平成瓶口，上配蘑菇形瓶盖。盖面亦浮雕菊瓣纹，蘑菇柱盖榫长1厘米，正可插入瓶中。瓶身阴线刻莲瓣，分上中下三层，每层6片，交错相间，恰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苞，瓣面亦阴刻瓣脉纹。瓶口两侧及盖面各钻有两小孔，可穿线提挂，整体设计巧妙独特（见图3）。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瓶内尚盛有少许朱色粉末，当是朱砂无疑。

4.青玉笔格

该笔格为青玉雕琢而成，长10.5厘米，宽1.1厘米，高2.3厘米。整体呈上窄下宽的扁长方形，顶端大致均等间隔地挖出三个直径约1.8厘米的半圆形凹孔用来搁笔（见图4）。其格身正反两面均阴刻线条组成海涛纹，线条刻制流畅，层次分明，给人波涛汹涌之感，充分体现了工匠娴熟的手法和精湛的技艺。

5.水晶笔格

该笔格为整块天然水晶琢磨而成，出土时已损。长13厘米，宽2.1厘米，高6厘米。整体呈山峰状，五峰挺秀，中央主峰最高，侧峰对称地向左右递减，峰峦之间用以搁笔（见图5）。格身晶莹通透，无任何一点瑕疵，可谓天然水晶之极品。

6.白玉兽钮印

该印为白玉雕琢而成，通高3.1厘米。印为正方形，印面边宽3.2厘米。印面光滑平整，无任何錾刻的痕迹。印钮圆雕一瑞兽，圆眼阔嘴，古朴稚拙，形态自然。兽首微昂，弓身屈肢作俯卧状。其腹部下端钻有一小孔，可用细绳穿系方便携带（见图6）。

7.端砚

该砚又称紫石砚，长15厘米，宽10.2厘米，厚2.5厘米。通体为椭圆形，素身无纹。石呈紫色，石质均匀细腻，纹理细密，软硬适度，砚心湛蓝墨绿，集观赏、实用和收藏于一体。砚池甚浅，疑作掭笔使用。砚台正面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尚留有淡淡的墨痕（见图7）。

8.石砚

该砚又名小歙砚，长9.2厘米，宽6.7厘米，厚2厘米。通体为椭圆形，平底，直壁，平沿，有墨池。池深1厘米，浅处仅为0.1厘米。砚呈深灰色，平素无纹。石质较硬，纹理清晰，利于出墨，但无使用的痕迹（见图8）。

9.青白瓷水丞

《考古》报告称之为青白瓷小盖罐，但藏品档案在其“用途”项则注明“笔洗用类”。因该器物口径较小，故有专家建议以“水丞”用为宜。高4.8厘米，口径3.4厘米，底径2.8厘米。直口，鼓腹，小圈足。荷叶盖，扁圆钮，子口插入罐口中。该水丞器形规整，光素无纹，内外施青白釉，施釉均匀，胎薄细白，是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白瓷中的精品（见图9）。

10.墨

出土墨锭有2件，均剩下半段。从断残情况判断，该是一锭墨从中部断成两截。墨残长5厘米，宽2.5厘米，厚0.8厘米。呈圆角长方形状，系印模压制而成。背面隐约有图像，因风化而模糊不清。墨质松软，墨色黝黑（见图10）。

二、史绳祖墓出土文房用具特点

文房用具是文人书斋中的基本配置，历史悠久，种类繁多。隋唐宋元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兴起，文房用具进入了逐渐兴盛的发展阶段。史绳祖墓出土的这组文房用具，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反映了南宋时期文房用具兴盛的态势。

1.门类丰富

目前存世的文房用具，以清代居多，宋元少见。但检索有关文献资料，对此期的文房用具却有较多记载。

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958—997年）撰有《文房四谱》一书，“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南宋的赵希鹄（生卒年不详，约公元1231年前后在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其在《洞天清禄集》详细记录了各类文房用品。南宋林洪《文房图赞》中罗列了各种文房用具，并且按照唐韩愈在《毛颖传》中给文房四宝赐姓名和官衔的旧例，也赐姓名和官衔予文房用具。如笔山称石架阁，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镇尺叫边都护，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印书记指印章，名篆，字手章，号明信公子……[3]以姓名字号点出文房用具的外形和个性，有官衔表明它们的司职与功用，充分说明宋人对文房用具的熟知程度，也反映了其时的文房用具已带着文人的情怀大量出现。

南宋史绳祖墓出土文具，不仅有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更有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辅助器具，如笔格、镇纸、玺印等。如此多种功能与形式的文具共聚一案，显然为当时文房几案常有的摆设方式。这组文房用具，绝大部分为墓主生前所用，大小均于指掌之间，集实用、欣赏、把玩于一体，足见当时士林对文房用具的追尚，也充分印证了南宋笔记所载的文房场域中有一文人自豪“吾辈自有乐地”[4]的赏玩观。依照目前文房器用常见的分类方法，史绳祖墓出土的10件文具可分归7类所用（见表1）。

2.用材考究

偏安江南的南宋，物质丰腴、人文昌盛，是12到13世纪全世界最繁荣的经济中心。10件出土文房用具，其中有5件为玉器，以白玉、青玉为主，还有水晶（见表2），用材甚是考究。据衢州市博物馆馆长柴福有介绍，2000年6月，上海博物馆黄宣佩研究员曾组织该馆专家对史绳祖墓出土的玉文具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玉器应是新疆和田玉，雕琢精美，造型别致，雕刻工艺精湛，是南宋时期不可多见的代表性珍品。

玉器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质，而以宁静优雅、恬淡自然为取向的玉文具，则成为充满人文气质的宋代文化之一。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萍先生研究，目前能断代于“南宋”的出土玉器约有近200组件[5]，而史绳祖墓就出土有6件玉器，其中5件为文具。中国玉界泰斗杨伯达先生曾于1995年5月7日亲自主持鉴定这组出土文具，事隔两年后，他的学术专著《古玉史论》面世，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宋玉的特点，先生特以史绳祖墓出土的这组玉文具举证：“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玉文具，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鉴定研究宋玉提供了科学依据……”[6]足见先生对此组玉器的偏爱与肯定。《古代玉器》一书中，专家同样确认：考古发现的宋代玉器皿较少，比较重要的是浙江衢州史绳祖墓出土的白玉荷叶杯和青玉蛋形瓶。白玉荷叶杯采用上等白玉碾琢，构思巧妙，造型生动，雅俗共赏，是一件颇为难得的艺术珍品[7]。

“无瑕胜玉美，至洁过冰清”，用以形容史绳祖墓出土的水晶笔格，确是不为过的。许多地质专家见过此件天然水晶笔格，都赞叹说，像这样质地之纯、透明度之高的天然水晶，干一辈子地质研究工作，恐怕也难得碰上一回。

宋欧阳修《砚谱》有云：“端石出端溪，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盖石精也。而流俗传讹，遂以紫石为上。”今人端砚仍以“紫石”为上品，却原来是同音的“子石”之讹误，且从宋代开始就以讹传讹了。但也难怪，“子石”中确有不少“紫石”。史绳祖墓出土的此方端砚砚面紫，砚心绿，细腻光滑，触手如婴儿皮肤一般，令人把玩不厌。

这组用材考究的文具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注重器物整体形象、内涵气度等艺术效果的表现，体现了南宋文人雅士“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3.工艺精湛

文具乃文人使用的书写工具，本为实用，不必华饰。但受文人雅好影响，在古代工艺美术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下，文具渐趋工艺化、装饰化。

整组出土文具构思巧妙、造型生动，工艺技法极富灵活性与创造力。以荷花、玉兔、瑞兽为题材，不仅生活气息浓厚，而且充满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的寄寓。器物纹饰主要有莲瓣纹、菊瓣纹、海涛纹等，采用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雕琢技法，艺术手法或繁或简、或精或粗，异彩纷呈。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以其卷曲柔美的造型以及洁身自好的寓意，得以在艺术品中广泛运用，获得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普遍青睐。史绳祖墓出土的白玉荷叶洗，工匠巧妙地抓住枝梗花叶的特点，采用圆雕、浮雕及透雕手法，精雕细琢，创造出神形兼备的仿荷洗具，为明清仿植物形玉文具奠定了基础[8]。虽已残损，但风韵犹存，是迄今为止同类器物中最精美的艺术结晶之一[9]。青玉兔镇纸，匠人只以简洁遒劲的阴刻线表现玉兔眼、耳、腿、尾等细部特征，却洗练传神。白玉兽钮印刀法粗犷，雕刻简练扼要，却倍显古朴典雅。端砚及水晶笔格虽平素无纹，但恰是这种“大朴不琢、天然去雕饰”的匠心，让人感受到砚台温润如玉的质感、水晶的完美无瑕。“不务妍媚而朴实坚栗，妙不可言”，文人的审美情趣、工匠的艺术才华，在这组文房用具里得到了融合和升华。明代学者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对宋玉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不无道理！

历代流传和考古发掘的文房用具实物确有不少，但由于这组出土文具有明确的断代，故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与鉴定的标准器，弥显珍贵。青玉笔格，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出土玉质笔格的首件标本[10]。据华慈祥先生研究，“宋代笔格可分为三式：一式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三、四个圆凹孔用来搁笔，如史绳祖墓的青玉笔格；二式亦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二、三个圆凹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形凹孔从其尺寸（4厘米左右）看应该是搁墨的；三式为山峰形，山峰或为陡峭，或呈平缓，峰峦少至五个，如史绳祖墓的水晶笔格。”[11]从考古发掘所出的元代笔格来看，山峰形笔格已成为元代笔格的主流，影响直至明清。同样的，在宋代，镇纸已较为普遍。据考古资料分析，镇纸在宋代不但有石、玉、水晶和象牙多种质料，器形也是丰富多彩，后世镇纸的三种类型（人物、动物、几何形）都已具备。青玉兔镇纸因其古雅生动的造型、饶有情趣的神态博得世人的喜爱，而这种动物形镇纸亦因能更好地发挥匠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成为宋以后文房主角之一。宋代的文人砚以其造型和实用成为砚台发展史上的经典。从实用性上说，史绳祖墓出土的此方端砚，简洁古朴，真正做到了“不雕不琢，抱素见朴”，恰是符合了“器以用为功”的标准。

正因为史绳祖墓出土文具工艺特别精湛，加上用材考究、断代清晰等综合因素，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10件文具中有9件被定为三级以上国家珍贵文物（见表3），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3件。

这批出土文具面世后，先后被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借展，参加了 “浙藏南宋文物精品展”“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等大型专题展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这组珍贵的出土文具远赴台北，参加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大陆共同举办的“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受到世界各地参观者的青睐。

三、墓主史绳祖的生平要略

当年的文管会负责人崔成实先生在将文物征缴入库后，又组织专业人员对出土现场进行调查清理，找到了墓主史绳祖墓志及其妻杨氏圹志。虽然碑身已断裂破碎，但碑文总还算完整。经逐一拓片后反复拼凑，终得墓室主人墓志两件，为研究这批出土文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

文献资料中关于史氏之生平记载极为简单、模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子部杂家二·《学斋佔毕》一书提要对其有简单的记载：“绳祖，字庆长，眉山人，受业于魏了翁之门。……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阳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诗，结衔称朝请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

参照史绳祖墓志（见图11），可知史绳祖生于绍熙二年（1191年），终于咸淳十年（1274年），享年八十三岁。其一生笃志疆学，著述颇丰。墓志中记有篇名的即达十余种，计有《学斋类稿》六十卷、《孝经集解》十卷、《易断》三十卷、《佔毕》五卷、《讲义》十卷、《经史发微》□卷、《中庸九经要义》《洙泗论孝》各一卷、《奏议》两卷，可惜大多流佚，如今仅能从《四库全书总目》中看到《学斋佔毕》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排出《学斋佔毕》疏于考据的几个问题以后，还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谓“然其他援据辩论精确者为多”。纵览其著，所涉学科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百工匠作、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研究，许多创见直至当今依然被推崇。比如关于中国古代造笔、造纸术，他在当年就提出“笔不始于蒙恬，纸亦非始于蔡伦，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的科学论见。其在《学斋佔毕》中亦提到：“磨墨之砚，不损墨色，不害胶性，并且不掩墨香，方为上品。”可见史绳祖对砚台的质地、成色、发墨研究颇深。

史绳祖为官履历丰富，历任潼川路转运使，曾任江西提举、江东提举，又尝以朝议大夫、直焕章阁衔奉祠，主管成都府玉局观。晚年寓居衢州，为人讲性理之学。其在淳祐十年（1250年）为自己所著《学斋佔毕》作序，序中有云：“凡读书有疑，随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质之于师友而不谬也，则随而录之……故裒为一编，命之曰《学斋佔毕》[12]。览者亦可见其愿学之勤，读书之详，不为苟且以自慊也。”严谨而不失顶真的治学态度跃然纸上。由此看来，墓中出土玉制、石质文房用具，是符合墓主人身份的，印证了其文士学者的生涯。

结语

遣兴于笔墨文章是古代多数文人的一生寄托，如此，他们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到了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具上，追求之，钟爱之。作为南宋一名中级官员，史绳祖夫妇合葬墓中出土文具却件件堪称精品，充分体现了此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也是两宋衢州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最好实物例证。文房用具，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文化传统。史绳祖墓出土的这组文房用具，以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考究的材质与精湛的制作工艺，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1]衢州市文管会. 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J].考古，1983，（11）：1007.

[2][8]丁叙钧.古玉艺术鉴赏[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28.

[3]华慈祥.文房用具[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6.

[4]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71.

[5]邓淑蘋.写实与仿古交会下的南宋玉器[M].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32.

[6]杨伯达.古玉史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97-101.

[7]昭明，利群.古代玉器[M].北京：中国书店，1999：211.

[9]罗宗真，秦浩.中华文物鉴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428.

[10]张明华.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61.

[11]同[2][13].

[12]张林川等.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子部·杂家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213：因书为史氏读书笔记，故曰“佔毕”。佔毕，取义于《礼记·学记》：“今之教者，呻其佔毕而多其讯。”郑玄注：“佔，视也。简谓之毕。讯犹问也。言今之师，自不晓经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也。”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十五：“佔读为笘……亦简之类，故以佔毕连文。”后来泛指读书吟诵为“佔毕”.

（作者单位：衢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