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世作品看莫友芝书法

莫友芝书法莫友芝及其著作-莫友芝书法

朱良津

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郑莫”，“郑”即郑珍，“莫”即莫友芝，在清代被并称为西南巨儒，二人生当同时又齐名，并且友谊至深，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累累成就，令人仰慕，为乡邦文化所作贡献的事例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一起编纂了著名的《遵义府志》。这本贵州的地方志，因其编纂的水准，让近代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刮目相看，认为它是各地方志中的精品，说它是“天下府志第一”。就莫友芝个人学术成就而言，他在诗词、经学、版本目录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著述，此外，他在书法上也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在有清一代，跻身于一流书法家的行列，在清代贵州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在外书法知名度最高的人士。他的书法不仅透着文人的气息，而且有着认真学习古碑、古帖，博采众长的严格的技艺锤炼过程。莫氏有为数不少的传世佳作流传到今天。

莫友芝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贵州独山县兔场上街莫家旧宅中。在读书做学问这方面，莫友芝有其家学，他的进士出身的父亲莫与俦，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莫与俦不愿做官，在贵州遵义府学教书，莫友芝因此离开独山老家随父学习。同时，又去请教郑珍的舅父黎恂。莫与俦与黎恂都是进士，所以他在少年时期就得到了两位饱学之士的教育，在做学问的道路上有着良好的开端。他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后来三次赴京应考，最终与进士无缘。在北京结识曾国藩对他的人生是有较大影响的。1847年，在北京琉璃厂与曾国藩的邂逅相识，对他走科举人仕途的梦想不能实现之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莫友芝一生几进北京，又游历江淮，并有为期不短的时间在人文荟萃的吴越之地度过，这些经历对于他能成为清代贵州为数不多的声名远播的文化名人起到了极大作用，也是他能成为清代贵州对外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的重要因素。莫友芝50岁离开贵州并在科举考试中再次失利后，曾当过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胡林翼的幕僚，在胡去世后，他又因为曾与曾国藩邂逅相识的因缘，进入了他的幕府，有较长的时间是在曾国藩那里度过的。曾国藩以礼待之，并没有让他参与行政事务，而是请他搜集整理古书文稿。这期间，他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学有建树的名士，如俞樾、王闿运、李善兰、戴望、汪士铎，张裕钊等这些高才博学、著述斐然的名儒硕彦。他去世后，灵柩停放在南京莫愁湖畔，生前好友络绎不绝前来祭奠。曾国藩有一副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短短几十字，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识相知和对他的景慕之情。莫友芝在晚年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古书版本的研究上，搜集散失的古书，浏览和查访珍贵的刻本，寻访因清军与太平军鏖战而散失的藏于江南的《四库全书》的留存情况。他还在当时著名的出版机构如江南书局、金陵书局、扬州书局从事选订、校勘工作。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利用自己的所见所识，写下了几本目录学专著：《郘亭知见传本目录》十六卷、《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郘亭书画经眼录》四卷，这些著作使他成为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的奠基人之一。谈到学术成就，除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之外，莫友芝在其他方面也是很有建树的。在研究古书词义的训诂学和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声韵学方面，他有著作《韵学源流》一卷、《声韵考略》四卷。他在历史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前面提到的与郑珍共同编写的《遵义府志》。那是在1838年，当时任遵义知府的浙江绍兴人平翰，在遵义创设编志书的专门机构——志局，聘请郑珍主编《遵义府志》，他推荐莫友芝来协助。二人经过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十多万字的著作。这本书因为所收集的资料十分详实，审核非常精细周密，早被誉为我国八千多部地方志中的一流作品。在文学上，尤其是在诗词散文的创作方面，他也是硕果累累，颇为丰厚的。谈到他的诗歌，他曾把自己在道光二十四年至咸丰元年的诗作四百余首，印成了《郘亭诗抄》六卷。后来他的儿子莫绳孙又将他的遗诗汇刻成《郘亭遗诗》八卷。他的散文作品，有六十余篇被编成《郘亭遗文》八卷。莫友芝和郑珍一样，在后人眼中，与他们学术成就并存的还有在书法艺术上有着精深造诣的数量可观的传世之作，显现出他们的多才多艺。

评述莫友芝的书法艺术是本文的重点，前面笔者叙述了他的各项学术成就，只是想说明他所以能成为清代杰出的书法家，与其所具备的多种学养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想说明古往今来，任何在书法艺术上有所成就的人，一定是要与学识和文化素养联系起来的。谈到莫友芝的书法，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他所处时代的书法风尚，这样或许我们对他的艺术成就会看得更清楚些。今天回头去审视清朝的书法艺术，所呈现的状态应该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齐头并进的。从理论研究方面讲，有两位最著名的理论家兼书法家阮元和包世臣，前一位写了一本书叫《南北书派论》，后一位写了一本《艺舟双楫》。清代因为考据学兴起，引发学书法的人对古碑刻字的关注，都想从中去吸取新的营养，再创新的风格，在此我们不对两本书的具体内容展开来介绍，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两本书在当时为人们寻觅碑刻、开辟书法新天地构建了理论支撑，从理论上对当时人们热衷于学习碑刻书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创作实践这一方面而言，可以说学习碑刻成就的大师辈出，流派纷呈，出现了书法史上称为“碑学天下”的时代。由于人们在当时到处寻觅碑刻，从地下发掘出来了大量的古碑和带文字的古器物。碑和器物上的字，大多是篆字和隶书字，所以特别引起了在书法上隶、篆这两种书体创作的大兴盛，在这两种书体上有成就的书法家特别多。莫友芝身处那个时代，时风流尚的影响，他的书法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也主要体现在这两种书体方面。但他的创作却不仅仅局限在这两种书体上，从流传下来作品的丰富多样来看，他是一位各种书体都擅长的书法家。在他书写的各种书体中，人们的评价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他篆书写得最好，有的则认为隶书更佳，而他自己反倒觉得最得意的是楷书。人们的评说与作者的感觉竟然有如此的差别。莫友芝的流传作品不少，谈到他的各种书体，我们不妨举一些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以实例来加以赏析。他的一件楷书横幅《明远乐府诗》，看上去有唐朝人写楷书的风格特点，尤其是唐朝初期欧阳询的楷书面貌，另外还糅合了南北朝时期的那些北朝碑刻楷书的特点。从这幅字里，显现出他取法多方的特点。从字形上看，他写的算是一幅大楷。另外，他还有件小楷书作品，是一件比较长的手卷，从落款上看，是他书写赠送给别人的几首自作诗，在书写上感觉就要自由得多，严格地说，这是一件行楷作品，即在楷书中有些行书的连带笔意。看得出来，他在写的时候一定没有想着要去刻意模仿哪家的风格，融合哪些人的面貌，要放松得多，充分地自由发挥，因而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贵州现代著名书法家陈恒安先生评他的这件行楷诗抄为“精品”。关于他的行书，就笔者所见而言，严格意义上的作品并不多。有人评说他是以魏入行，意思就是说他用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西魏的那些楷书的行笔方法来写行书，这是他的行书特点。他的行书多半是用来写他的诗稿、信件和在别人的作品上写评语。笔者在此想说的是他的一件行书墨迹，是一封写给他弟弟的家书，可能目的在于叙述弟兄情意、家中诸事，没有打算让对方把信当书法作品欣赏，写信时不是处在书法的创作状态中，所以轻松自如，反而别具风采。对于莫友芝的隶书，历来人们都认为成就很高，确实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隶书作品在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所占比例较大，人们看到的几率高，留下的印象深刻。谈到在隶书上有成就的名家，一般都对汉代的隶书碑刻进行过认真的学习，下过一番功夫。莫友芝也是如此，细细地分析他的隶书风格承袭渊源，他吸收了汉代碑刻、摩崖中的《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西狭颂》《石门颂》这几块碑石上的刻字风格。他的隶书作品风格多变，有雄浑壮阔的，也有方劲古拙的，属于前者的有五个大字榜书“荡胸生层云”的横幅，给人的感觉，一如所写的内容，气势很大。而属于后者所指的那类，则有一副对联，上书：“中含太古不尽意，正是春容最好时”，字的架构同样让人感到气势很大。他有一件《司马相如封禅颂》是分写在四张大小相同的条幅上的，这种四张条幅组成一件作品的形式称作四条屏，如有八张就叫八条屏。还有一件《汉乐章》是册页的形式。这两件都是用隶书抄写古人文章的作品。如果说榜书横幅和对联在书写时，莫友芝是在展示自我，把自己在前人那里学到的，消化后，根据自家的领悟，再行创造，写出最具个性的作品，那么后两件，则可以让我们看得到，他的书法中具有上面提到的他学过的那些汉代碑刻的影子。对莫友芝的篆书人们的评价也很高，虽然他的篆隶二体，孰高孰低，人们说法不一，但都属于大家集中看好的。以笔者的看法，篆书在他所写的各种书体中，似乎影响最大。现代著名的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对莫氏的篆书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在学习吸收清代篆书大家邓石如的人物中，莫友芝是最好的一位，而另外两位在篆书上取得成就的书法家赵之谦和吴熙载都要次之（见《近三百年的书学》）。对他在篆书的临摹、研究、吸收方面，经过分析后，人们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他选择的范本，时代可早到秦朝，学李斯的篆书，学庸代李阳冰的风格，又对汉代的几块石上刻字《少室石阙》《开母石阙》《禅国山碑》以及诸多刻在隶书碑上方的篆书碑额都下过大功夫。清代贵州人陈田，在《黔诗纪略后编》这本汇集了清代黔人诗歌的集子里为每个作者写小传时，对莫友芝的书法他写道：“好读碑额。汉人隶刻多有跋尾。尝集汉碑头百与通，所作篆书多从此出。”汉代隶书碑刻的上方一般都有用篆字写的横额，莫友芝对这些字都收集学习，可见他的学习面是非常广泛的，是取法多方的。在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各种形式的莫友芝篆书作品流传下来，在笔者所见到的精彩之作中，印象深刻的有：“明大道不在高远，及盛年以讨古今”。这副对联的落款处他说明是在“集峄山碑字”，意思就是在临仿古代《峄山碑》上的字来写的这副对联。虽然他这样说，但细看不完全是，还有古代《袁安碑》和《袁敞碑》的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创造。古代的许多书画家都喜欢借托古之名行创作之实。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他兼收并蓄的能力。还有另外一副对联“江湖万里水云阔，草木一溪文字香”，给观摩者最火的感觉就是字的笔画和各组成部分，弧线、圆圈特别多，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写篆字行笔时每遇到转折处，都采取圆转的方法，不像写楷书那样顿笔写成方折状。这副对联圆润光滑的感觉特别突出。篆字写得太圆滑，容易显得俗气，莫友芝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他在行笔之中表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气息，字虽然写得圆润，但他在笔画的变化上下功夫，并不完全以墨色饱满而又粗细均匀的笔画出现，行笔也有轻重之分，时时露出一些干枯的笔画，小是每一笔都是那么的湿润，这样就不显得呆板，而显得朴拙、生动，字迹光滑的感觉也就减弱了。这里面关系列一个人的学养问题，由学养牵扯到对书法的认识及在创作时具体的处理方法。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兼书画家姚华，埘他的篆书有一番评说：“曲折见致，不以姿媚为之，便如琢玉屈铁，此偲翁之所以能成巨子也”（见《弗堂类稿·题释梦英篆书千字文》），意思是指他写篆字不追求表面的华美，不以取媚的心态去迎合观众，而是像细细地琢磨美玉和慢慢地使铁弯曲那样去注意行笔的变化，这就是莫友芝书法有很高成就的原因。他的《节道德经赠唐鄂生屏》，一共有四张条幅，约二百个篆字，是送给书画收藏家、曾任过云南巡抚的唐炯的作品。这是莫氏篆书中的精品，早就被人们关注了，民国时期我国最有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就曾将它影印出版。这件近二百字的由四张条幅组成的作品，在莫氏流传篆书中并不多见。说它是精品，精在仔细观摩每个字，真可谓字字没有败笔，从每个字中都看得出作者书写时精神饱满的状态。

笔者在上述文字中，对贵州省博物馆所藏的莫友芝书法各种书体的作品，作了选择性的评析，因为见识浅陋，只是触及了表面的东西，没有对莫氏书法作深入层面的认知。对这样一位清代贵州在外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站在贵州地域文化对外传扬的角度，更待有识之士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