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徽州纪念墨

民国时期的老墨 文玩杂项

姚昱波

一、纪念墨产生的背景

唐末，以奚超、奚廷珪父子为代表的北方制墨名家避乱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制墨工艺。他们以徽州优质的黄山松木为原料，制作出“一点如漆、百年如石”的墨品，徽墨自此声名大显。经过宋元两朝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徽州制墨已是名家辈出，精品不断涌现，一时间世人皆有徽墨既中国墨的认知。

清末，徽州制墨一方面受以进口廉价矿物质油烟为主要成分的墨汁、墨水的冲击，丧失了部分传统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清代制墨点烟的主要原料桐油大量外销，导致传统油烟墨的价格大幅上涨。这造成徽州制墨作坊大量倒闭、从业工匠锐减的状况，迫使徽州制墨业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于是，部分墨肆采取老模翻制、以进口洋烟替代传统点烟等方式降低成本，造成了成墨图案模糊和烟沉胶重等现象，非但没有挽回墨业的颓势，反而损害了徽墨千年的美誉。而以胡开文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墨肆则采用创新墨品和变革销售手段的方法，取得了一定效果，维系了徽墨技艺的薪火传承。在这些变革和创新中，纪念墨的创立成效尤为显著。

纪念墨是指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或人物事迹为制墨主题的徽墨品种，由胡开文墨肆首倡。早期多为文人、官吏为纪念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委托墨肆代制，如铜柱墨，就是光绪十二年（1875年）吴大澂为见证中俄勘界而在胡开文墨肆订制的纪念墨。进入20世纪，因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不断涌入，人们的民主觉悟日渐启发，追求科学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所以以弘扬爱国主义、宣传科学为主旨的纪念墨品往往一经推出就受到民众的欢迎。敏锐的徽州墨商遂将制墨的针对方向由文人阶层转向普通民众，墨品题材也愈来愈多地贴近广大民众。同时，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平民教育为主旨的各式西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各地出现，教育不再为特权阶层的专属，普通民众也渐渐可以享受到这一权利。随着受教育的人不断增多，对文房用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纪念墨的发展。纪念墨逐渐成为了民国时期徽墨制作的主流。

二、民国纪念墨代表墨品介绍

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所藏的近百锭民国墨中，除了一部分为老模翻制外，半数以上为纪念墨，其中尤以胡开文墨肆及其各地分支店所制为最。

1.“开国纪念品墨”（见图1）为胡开文墨肆于191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所制。高7.7厘米，阔 1.7厘米，厚0.8厘米。墨面上部缕交叉的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施彩，下为楷书阳文“开国纪念品”五字；背面行草阴文“中华民国”四字，填金，四边有栏；边款为楷书阳文“徽州屯镇老胡开文制”。以纪念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开国为题材的墨品，徽州墨肆大多都制售过，形制、纹饰大致类似，仅在大小、铭文上有一定区别。

2.“地球墨”，直径约12.7 厘米，中部微凸，厚约2.1 厘米，边侧厚1 厘米。墨面缕世界地图，一面东半球，一面西半球，标图字体为隶书和楷书。该墨为胡开文第六代孙胡洪椿（1893—1961年）所制，曾分别于1910年和1915年获得“南洋劝业会”优等奖状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奖项的获得尤其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的获得，使“地球墨”广为国人所知。胡洪椿适时推出了根据原模重制的墨品，并请著名刻工刘体泉、墨工曹观禄在原墨模上加刻一圈英文纪念边款，译为：“首获民国4 年（1915 年）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优等奖纪念，中国安徽休宁胡开文墨店制。”重制的“地球墨”大小、形制均与原墨相同。目前记载存世的“地球墨”仅两锭，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院的一锭为全品像，通体漱金（见图2）。另一锭现藏于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为半成品，未漱金。但这锭半成品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的感受其精良品质：该墨为油烟制，色黑，质细且坚，压手感沉稳。墨面由于受潮后遇风、热，故呈冰裂纹，裂隙处犹显黑润，未发现颗粒状烟粒和剥离现象，这体现其在用材上保持了传统油烟墨的高品质，所用烟、胶及辅材均属上乘，合（和）料、杵料适中，使得其虽历百年但烟和胶的融合依然紧密。该墨纹饰的清晰度和锐丽度不强，应是墨模多次使用后的结果，这说明当时“地球墨”制作量应是较大的，更间接说明其深受市场的欢迎。

3.“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墨”（见图3），长方形，高15.2厘米，阔3.7厘米，厚1.2厘米。面背具有框，墨面隶书阳识“农商部国货展览一等奖章”，背面下缕兰花，上部“兰香”二字为楷书阴识填金，一侧楷书阳识“徽州胡子卿监制”。在巴拿马世博会的同年即1915年底，当时的北洋政府为鼓励国民使用国货，农商部于10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货展览会，评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褒奖，此墨就是当时的获奖纪念墨。胡开文墨肆亦有同样墨品传世，尺寸、形制、大小俱类似，仅背面所缕图案和侧款不同。“胡子卿”是胡天注次子余德之孙胡贞权于清同治年间所创的招牌，作为胡家子孙中未用祖宗老字号开店的唯一一支。“胡子卿”和“胡开文”两家墨肆同获此项殊荣，也是徽州近代制墨史上的一段佳话。

4.“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见图4），为休宁胡开文老店于1915年所制。长10厘米，阔2.5厘米，厚0.9厘米。面、背俱有框，填金，面楷书阴识两行“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下钤篆书阳文“开文”印，背亦楷书阴识两行：“诗篇删定犹逾倍，易数推求竟得三。”一侧为“徽州老胡开文制”，另一侧为“民国四年造”，侧款皆楷书阳文。始于清同治年间的休宁、屯溪两店的正名之争，促使胡洪椿制此墨以确立休城胡开文的正宗地位，而后世学者也恰恰是以这锭墨作为实物佐证，进而认定胡开文墨业开业时间为乾隆三十年（1765年）。

5.大爱国墨（见图5），高11.4厘米，阔2.8厘米，厚1.3厘米。墨面上部镂一隶书阳文“国”字，中隶书阴识填金“大爱国”三字，下镂一少年读书，描金银；背面行书阳文两行“爱国同胞相亲相辅，一德一心共御外辱”；一侧楷书阳文“徽州玉华堂五卅纪念品”。 因为毗邻五卅运动爆发地上海，所以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徽州的反响巨大。根据《黄山市志》的记载：徽州各县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致电、募捐慰问受伤工人，并相继成立“沪案后援会”，徽州玉华堂也为此制作了这锭“五卅运动纪念墨”。该墨以少年读书为主图案，体现了徽州民众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并认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反映了徽州民众希冀青少年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殷切希望。

6.胜利墨（见图6）， 高14.9厘米，阔3.8厘米，厚1.4厘米。作长方形，面有框背有栏，具填金。墨面上隶书“胜利墨”三字，阴文填金，下镂一龙，凸出于墨面，龙身描银，爪须处描金；背行书三行：“（民国）三十五年夏，奉命修芜屯路以利复员，承层峰指导暨同仁苦干迅速抢通。以徽为产墨名区，因制胜利墨作八年抗战纪念。”阴文填金，落“易荣度谨志于屯溪”款，填银；一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一侧“徽州屯溪老胡开文监制”，顶部“神品”，具楷书阴文。其墨品相保存完好，为油烟墨，有白霜，色黝黑而光润。烟质细腻，烟胶杵合比较紧密，无败胶现象发生。形制规整，款识、铭文、纹饰瑞丽清晰，字口和边栏均无磨损现象，可以认定是初模新制。“徽州屯溪老胡开文监制”的边款始见于清同治年间，其目的是为了体现自身正宗的地位，并区别于休宁胡开文及各旁系子弟所开墨肆。

三、民国纪念墨的艺术风格解析

从以上墨品来看，受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影响，纪念墨表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制墨思想上，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尤其是以“反传统、反礼教、反文言”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了徽州制墨的审美要求和创作思潮，推动了制墨思想的变革。纪念墨一改徽州制墨主要针对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制墨思路，转而面向普通民众，题材也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主旨也多以启迪民智、团结民众为目的，因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2.功能定位上不仅考虑工艺和美学范畴，也更加注重实用性、宣传性和教育性。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徽州墨家以记录历史、教育后人为己任，以通俗易懂的文体和简单直白的图案表达出民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纪念墨所具有宣传、教育功能是传统徽墨不具备的，也对后世徽墨的制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3.造型特点上改变了清代繁复、厚重的特点，力求简洁。墨式上几乎不见巨笏大挺的形制，以长方形为主，偶见圆形、舌形和柱形，式样变化较少，以合乎实用为要求。同时，由于纪念墨的主题事件往往具有一定偶然性和突发性，墨肆为了宜于及时制作并销售，所以多作零锭式。

4.装饰风格上不见清代的富丽华缛、细致精巧，手法趋向洗练、明快。纹饰的使用充分考虑和主题、铭文相呼应，并通过形式、色彩和象征意义来传递隐含在图案中的激励、向上含义，铭文内容受到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影响，讲求言简而意赅，辞约而理精，不摹古、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

5.整体布局上承袭了明清以来徽墨绘画式的布局手法，或上文下图，或正文背图，铭文的布局较明清时居中，款识的题写和位置与前代没有什么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胡开文墨肆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徽墨制作中占据统领地位，所制之墨也代表着潮流和趋势，其他墨肆时常模仿胡氏墨品，更有甚者以伪款混淆世人，存世的开国纪念墨中就有很多为伪作。

四、纪念墨归类问题的思考

在徽墨的分类上，收藏界习惯沿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歙县志·食货志》所刊载的方法，即按照制墨动机分为“文人自怡、好事精鉴、市斋名世三大类。虽然纪念墨的产生是受商人逐利思想所驱动的，但考虑到一般民众的承受能力，其售价往往都较为低廉，制作纪念墨并不会为墨肆带来很高的经济利益。所以徽州墨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墨肆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并希望藉此融入到社会变革和进步中去。在这种情境下，纪念墨往往同时兼具艺术性和宣传性，其制作动机、社会功能都和传统徽墨相去甚远，所以旧时的分类方法也已经不再适用。

按照主题事件的类型，纪念墨还可细分为记史、录事和获誉三类，分别对应重大历史事件、名人事迹和墨肆所获褒奖这三种题材。其中以名人事迹为主题的“录事”类纪念墨，如黄山天都文物社监制的百寿图墨（见图7）、林森的国产增光墨（见图8）等，常被归到文人自怡墨一系。按照《歙县志》的解释，“文人自怡”墨指的是文人自制用来珍藏玩赏的墨，属于一种个体行为。而纪念墨则表现了社会公众对名人事迹的认可和缅怀，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且从绘图到刻模，再到制作均是由墨肆完成。所以仅以文人监制或订制之名，将其划分到“文人自怡”墨一类是不妥的。

就目前传世的墨品来看，纪念墨存世量大、类别齐全，饱含史料价值，而且在制墨思想、功能定位、装饰风格上和传统徽墨区别明显，所以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种类而独立存在，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民国墨。

五、结语

徽墨作为文人案头常用之物，其艺术风格总是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社会文化思想的变革。一个新墨种的产生和发展，也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处在转型和变革中的民国社会，人们的精神追求、文化生活和教育需要，都促使徽州制墨业做出相应的变革，这造就了纪念墨的诞生和成长，纪念墨也以其较高的质量、广泛的社会认知度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墨的代表。研究民国时期的纪念墨，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徽墨的发展进程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使我们可以窥视到这一时期徽州制墨的工艺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这些墨品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掌握历史发展脉络，也是很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黄山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黄山市志[M].合肥：黄山书社，2010.

[2]歙县第二轻工业局编.徽墨志[M].歙县：歙县第二轻工业局，1986.

[3]林欢.从墨票看胡开文墨业发展的几个问题[J].徽学，2010，第六卷.

[4]歙县志.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道光刻本.

[5]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鲍义来.徽州工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