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超
一、问题的提出
枕具是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荐首之具”,伴随人类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关于枕头的起源,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时代,中国的枕具文化既已出现,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魏咸熙年间,因诛梁翼而得其玉石虎头枕,枕下篆书“帝辛”二字,因此断为“帝辛之枕”。尽管对于枕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春秋战国时枕已普遍流行。又有《淮南子》记载:“楚将子发好技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见子发,子发礼之。未几,齐伐楚,偷夜出,盗齐将军枕归之。明夕又取其簪……,齐师大骇,还师而去。”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古人用枕历史可早至先秦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陶瓷枕具既是古人发明的用以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安寝条件的产物,又凝结了先民们的技术创新与造物智慧。陶瓷枕具的生产、制作、使用和废弃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器物形态的时空变化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还可窥见不同时空的社会观念和精神文化变迁。换言之,陶瓷枕具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寝具文化形态,还是古代先民的一种精神文化载体。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古代陶瓷枕具研究史的梳理,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
二、陶瓷枕具研究回顾
在陶瓷枕具这个研究领域,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学术著作和论文,已经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积累了不少成果,奠定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基础。近年来,国外学者也逐渐参与到陶瓷枕具的研究中来,丰富和扩大了这一领域的新材料和新认知。
1.著作类陶瓷枕具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和窑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发现的新窑址和出土标本,无不充实了研究的基础材料,丰富了人们的认识。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主要集中在考古、文物以及鉴赏这三大方面: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上世纪50年代,陈万里先生从传世瓷枕中挑选出40方编成《陶枕》一书,枕具始有专著,并得到社会的重视。尽管该书著录为主,研究为辅,并主要以传世文物为对象,资料透露的器物时空信息存有量有限,给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毕竟开启了陶瓷枕具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先河,并在后来成为了陶瓷以及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类课题的开端。
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大量进展,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张子英先生历经多年考察与整理的《磁州窑瓷枕》。此书首先确立了对瓷枕枕具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将研究建立在丰富的出土以及传世文物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其研究立足于三个来源:一是对观台、冶子、东艾口、南莲花、荣花寨、申家庄、贾壁、青碗窑、彭城(1950年划归峰峰矿区)等古磁州窑烧造的场所进行了调查;二是“从农村收回各种不同类型磁州窑烧制的陶瓷枕百余件”;三是从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邯郸市博物馆、安阳市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长治市博物馆、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等单位获得了大量的相关文物考古信息。其次,这部著作还探索了瓷枕断代的多种方法,如依据尺寸大小、辩识底部印记、解析绘画风格等。作者还采用按造型排列类比的方式,将有纪年的瓷枕分别放入每个类型中,并以此为标尺,做对照研究。应该说,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既具有方法论探索,又能取得比较可信考古信息成果的重要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磁州窑枕具毕竟无法涵盖各种窑口、各个时代的枕具,然而《磁州窑瓷枕》一书使用的瓷枕“标准器断代法”的方法,对唐宋——金元时期代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陶瓷枕具的时空框架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从文物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宋伯胤的《枕林拾遗》。该书在对各类枕具实物作“历史的考察”的同时,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枕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根据枕具的不同质地,用木、竹、石、玉、铜、漆、丝、布、陶、瓷等类型来加以区分和考察,认为枕具不同的形状、装饰花纹等物的要素与使用者所处地域、民族习性、社会地位的高低、生活习惯的特殊性、个人爱好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枕是人类生活感情敏感的实物,存在着枕制、枕礼、枕教等社会文化功能。《枕林拾遗》在枕具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填补了我国社会风俗史和艺术史中枕具研究的空白。
从文物收藏鉴赏角度出发的著作多以介绍和描述为主,分析研究的成分偏弱,但资料性比较强。北京故宫博物院蔡毅的《故宫藏瓷枕》和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整理的《枕——杨永德伉俪捐赠枕》,两书为瓷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图录。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百件瓷枕,主要来源有宫廷旧藏,调查采(征)集品,考古发掘品以及解放后的调拨品。从藏品类型来看,品种类齐全、年代连续性强,基本上反映了古代瓷枕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作者将瓷枕归人民间陶瓷美术的范畴,瓷枕上的每一种装饰绘画、雕塑、书法乃至细小的辅助性装饰纹样,都表现出各地陶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者根据陶瓷枕具的尺寸,概括出“唐代瓷枕小,宋代瓷枕大,金(南宋)、元瓷枕千变万化”的瓷枕形态变化现象。杨永德夫妇共收藏了200多个瓷枕,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北方窑口为主。1991年,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展示这批陶瓷枕,全部捐献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并设立目前国内外唯一的中国古代瓷枕专题陈列。这些藏品多很稀有,曾在海外一些大博物馆展出并引起关注,其对古代陶瓷枕具研究的资料价值比较大。
2.2 论文类陶瓷枕具研究
陶瓷枕中既有传世品,也有考古发掘品,多数见于博物馆,考古发掘机构比较少见。作为一种专题器类或专属功能的器类,考古研究较少,文物研究偏多,论文成果多见于《文物》、《中原文物》等期刊,鲜见于《考古》或《考古学报》专业考古类期刊。这些期刊中关于古代陶瓷枕具的研究文章,类型繁多,层次丰富。多是研究者根据所在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藏品实物,通过比较和考证,对陶瓷枕的造型、纹饰、工艺特点以及分期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从宏观的角度对陶瓷枕具的综述性研究。主要有范冬青的《陶瓷枕略论》、李毅华的《瓷枕概说》、吴海云的《从“枕”字说开来——漫话瓷枕种种》、詹嘉的《古代瓷枕民俗文化探析》、索德浩的《陶瓷枕的分类、演变及相关问题》等文章。
第二类是立足于陶瓷枕具的产地进行的系统研究。主要有陈定容的《吉州窑瓷枕及早期窑口考》,丁送来的《长沙窑瓷枕初探》、李辉柄的《磁州窑及其瓷枕》。在立足某一窑口的研究中,以磁州窑瓷枕研究更为细致,从纹饰、造型、戳记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解读。如张子英的《磁州窑猫枕》、《磁州窑烧造的文字枕》和《浅议磁州窑“张家”造枕》,郑宏的《磁州窑童子猜拳纹枕》,马小青的《磁州窑白地黑花元曲枕》、《磁州窑枕上的苏轼词》,刘志国的《磁州窑瓷枕诗情画意赏析》,徐巍的《从磁州窑枕看宋代民间体育》等。
第三类是从器物藏品的角度对馆藏瓷枕进行研究。如孙本书的《周口市博物馆收藏一件宋代虎形瓷枕》、赵明璟的《江西省博物馆藏瓷介绍》、王金平的《侯马工作站库藏瓷枕介绍》、任荣兴的《美国纽瓦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石红的《漫话瓷枕——大同市博物馆藏瓷枕精品赏析》、张燕的《从国家博物馆藏品看宋辽金北方剔花瓷器》、许桂梅的《榆次馆藏磁州窑瓷枕》等。
第四类是以某一朝代的瓷枕为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瓷枕比较兴盛的宋金时期。如邓城宝的《宋代人物瓷枕》、姚香勤的《宋代瓷枕造型与装饰艺术》、马小青的《宋元磁州窑文字枕概述及断代》、冯小琦的《宋代如意形瓷枕》等。
第五类是将某一区域的瓷枕作为研究对象。如唐昌朴的《江西出土的瓷枕》、邱向军的《刍议中原地区的瓷枕》、郭画晓的《洛阳宋代瓷枕艺术风格管窥》等。
三、小结
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陶瓷枕具的探讨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考古工作者在窑址调查和田野发掘基础上,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和介绍性的初步研究;另一类是博物馆研究人员对馆藏陶瓷枕具的文物释读。
这两类研究由于受地域和资料等限制,往往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或时代性器物以及专题类器物等层面,既不够完整,也不够深入。研究成果虽然涉猎广泛,但多流于叙述、描述及综述层面,分析论证不足。从艺术、社会生活方面等角度的研究,主要以鉴赏、美学价值、民俗解读为主,所挑选的器物多为比较精美和有代表性的,使人很难全面观察到中国古代陶瓷枕具的全貌。这造成了陶瓷枕具的学术性研究普遍不足,基本处于半空白状态的局面,很少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专业性文章发表。而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大量新的造型、纹饰和窑口的陶瓷枕具资料逐渐发现并公布,海内外藏品也接连出版。这些新资料为未来对陶瓷枕具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责任编辑: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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